7月5日，戴高乐又迎来了风尘仆仆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特意到马提翁大厦门口去迎接杜勒斯。两人在专门接待贵宾的蓝厅坐下后，杜勒斯竟主动用法语和戴高乐寒暄起来，评价蓝厅墙上那些中国的龙和凤凰的雕刻，以示对戴高乐的友好与尊敬。杜勒斯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的索邦学院选修国际法，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因而会说流利的法语。杜勒斯性格冷傲，虽说根本不把第四共和国那些频繁更迭的总理放在眼里，但是，对戴高乐却不能不敬畏三分。这次戴高乐沉寂多年后出山，因其素来不买美国的账，颇使华盛顿方面头痛。在二战期间，他与罗斯福关系甚为紧张，与当时担任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也常闹别扭；但他倔犟地重建法兰西的精神，不能不使美国人既恼火也敬佩。这次他在法国重执大权，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美国在法国及欧洲的利益，才迫不得已让重病在身的杜勒斯飞来巴黎向他祝贺。
坐在戴高乐面前，杜勒斯不敢像对别的谈判对手一样，采用咄咄逼人的办法。杜勒斯对戴高乐首先大谈起友谊来：“作为老朋友，艾森豪威尔总统很高兴看到将军重返政坛，总统和我都期望看到，法国在将军执政以后，美、法友谊能得到加强与发展，而使冷战的势力受到有效的遏制。”
戴高乐微笑着打量坐在对面的美国对手。
杜勒斯比他小7岁，但看上去却显得很消瘦苍老，脸色特别苍白。他已经得知，杜勒斯确诊患有癌症，且已扩散，这次是从医院的病床上赶来巴黎的；因而，他对这位行将鞠躬尽瘁的国务卿，不由得不生敬佩与怜悯。但是民族利益是容不得个人感情的。他上台后就开始了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的约束中摆脱出来的步骤。
戴高乐早已胸有成竹。他知道，立即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的条件还未成熟。一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仍在进行，法军主力尚深陷其中，法国还无法对防务进行全面的调整。二是法国的核试验还在进行，独立的核力量尚未建立起来，法国还缺乏对付苏联核威胁的必要手段。三是需要先与美国进行必要的接触和讨论，他明知道美国不会同意，在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再采取行动，就有了行动借口，于政治上更有利。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做稳健地“一步一步地走
下去”。
于是，这次趁杜勒斯来访，他就先采取打招呼的办法，表达了法国要与美国、英国今后平起平坐，共同决定世界事务的态度。他说：“前几天，麦克米伦首相来访时，我就向他提出了：西方世界要从世界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建立一个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组织，今后，大家就涉及世界安全的政治与战略问题，共同磋商，作出决定。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计划。”
杜勒斯心知肚明，早有准备，就很和缓地说：“将军阁下，我知道你们的核试验在加紧进行，也许不用多久，你们就要拥有原子武器。但是，我是想提醒一句：与其你们花费巨大费用自己去试验制造，倒不如由我们供给，岂不更好？”
戴高乐说：“法国并不排斥与美国的联盟，也不排斥取得美国的支持，但在此同时，法国也打算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特别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如果不承担世界责任，那就毫无价值了。这就是法国为什么希望拥有原子弹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防与政治才能获得独立。这一点，我们认为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同意卖给我们原子弹，我们愿意购买，但是必须完全由我们支配。”
话已经点明了。杜勒斯知道戴高乐是个硬汉子，自己也不愿就此冲突顶撞起来，就不再深说下去。结果，杜勒斯与前几天的麦克米伦一样，悻悻地离开了马提翁大厦。
杜勒斯走后不久，戴高乐专门过问法国自己试验原子弹的工作。
法国的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最早是由戴高乐倡导搞起来的，那还是在二次大战的末期，正是法国极为困难的时候。
二战期间，德国、英国、美国都在抓紧研制原子弹，那时法国已经有一批优秀的核专家。部分法国核研究人员从法兰西民族利益出发，认为法国应当而且有能力掌握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他们觉得有必要将这项工作的意义告诉戴高乐将军，以取得他的重视和支持。那时，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还设在阿尔及尔，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并建立了桥头堡阵地后，正准备向欧洲内陆反攻，戴高乐打算用法国自己的部队解放巴黎。1944年7月11日，戴高乐将军访问加拿大时，在英国的法国原子能专家贝·戈尔德施特、皮·奥热和朱尔·盖隆三人，专程飞到渥太华与戴高乐将军进行了秘密会晤。三位专家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向戴高乐历陈了法国研制原子武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三位专家的话给素来有战略眼光的戴高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5年初，在戴高乐的关心下，法国成立了原子能研究小组。同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爆炸原子弹。10月间，在戴高乐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原子能的科学研究工作。
1946年戴高乐下野后，这项工作有所放慢。但进入50年代，又有所加强。1952年7月，法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发展原子能的五年计划。这样，原子能委员会的建立和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法国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安全，树立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将研制核武器当做一件紧迫的大事来抓。经过接待麦克米伦和杜勒斯，他已经十分清楚，法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不能指望他的美、英盟友给予任何帮助。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法国也只能靠“自力更生”。
1958年9月的一天，戴高乐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请到总理府来。诺斯塔德是一位美国将军。北约的总部当时就设在巴黎。戴高乐作为法国国家领导人需要了解一下北约在法国领土上的部署情况，就把诺斯塔德约到马提翁大厦来了。戴高乐本身就是将军，两人就军事部署交谈起来都是内行的术语，也无需解释。
在谈了一般的军事部署情况后，戴高乐说：“诺斯塔德将军，你能不能谈一谈北约在法国部署核武器的情况以及它们的预定目标。”
诺斯塔德自恃是执掌大权的北约总司令，又因为这些年在巴黎目睹战后的法国，是靠美援来渡过难关的，根本就没有将法国领导人放在眼里；另外，这位美国将军还知道，当年戴高乐与罗斯福总统闹矛盾，因而想借此报复一下。
诺斯塔德望了望屋里戴高乐的助手，就说：“将军，有关核武器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无需知道的人，没有必要了解。只有在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你。”
“好吧。”戴高乐示意让双方的幕僚都退出去。屋里只剩下他俩。戴高乐就说：“现在请吧。”
诺斯塔德耸了耸肩膀，说：“可是，非常遗憾。将军，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戴高乐气极了！
他感到受了捉弄和侮辱，觉得法国的尊严受到伤害。他提高嗓门，连说话的声音都因愤怒而变了调：
“将军，我想让你明白这一点。对你刚才说的话，这应是法国领导人最后一次听别人这样回答问题。”
这件事给他很大的刺激。以后，他曾经在多次讲话中说：“如果没有原子弹，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法国就将不再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1959年9月2日至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这时的戴高乐已经是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身份出面欢迎。这是两位对二次大战立下卓越功勋的将军总统之间的会晤。本来艾森豪威尔是挑选了8月27日抵达巴黎的，这天是盟军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中解放巴黎的纪念日。可是，戴高乐洞察了艾森豪威尔这一选择之目的，是想借此提醒戴高乐，是他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部队使法国人获得解放的。因而，戴高乐婉言拒绝了这个日期，只是同意在9月间会见。
尽管如此，戴高乐对这位二战时的盟军总司令仍充满着敬意。为此，举行了格外隆重的欢迎仪式，从布歇尔机场至凯旋门，都是巴黎市民夹道欢呼的声浪。一贯总唱反美调子的电视台和电台，也在艾森豪威尔访法期间表示了热情友好的欢迎。此次访问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其在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出访巴黎。敞篷车经过凯旋门时，艾森豪威尔为戴高乐组织的盛大欢迎打动了，情不自禁地问：
“天啊！有多少人参加欢迎仪式？”
戴高乐回答：“至少也有100万。”
艾森豪威尔十分惊讶，感动地说：“在来到之前，我连这些人的一半都不敢奢望呢！”
艾森豪威尔只比戴高乐年长一岁，两人在爱丽舍宫促膝长谈。在广泛地谈及东西方关系、战争与和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共同关心的一般性问题时，气氛都很融洽。但当会谈涉及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触及核问题时，融洽的气氛被彻底打破了。当戴高乐提出与核武器有关的敏感问题时，艾森豪威尔立即做出了反应。因美国国会制定了麦克马洪法，用以防止核武器技术的秘密向外扩散，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表示说：“将军，我不能不告诉你，根据麦克马洪法，美国不能与法国分享核秘密。”
戴高乐针锋相对，反驳说：“什么麦克马洪法，法律都是人制定出来的！一旦我觉得宪法不中用，我不是把法国宪法都改了！去年杜勒斯国务卿来巴黎时，曾提出过向法国提供核武器，但又不愿将钥匙给我们。”
艾森豪威尔说：“是的。实行这一条必须有一个前提，美国提供的核武器就是要通过北约盟国最高统帅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武器使用的。”
戴高乐当然不会忘记诺斯塔德将军对他的侮辱，就说：“总统先生，这正是法国决心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问：“这不是表明对美国不信任吗？”
戴高乐说：“如果俄国进攻美国，法国和美国将会结成同盟。俄国和美国有互相威慑的力量，但法国和俄国之间情况却不是这样。法国人怎么能够肯定，一旦法国遭受俄国攻击，美国会冒被彻底毁灭的危险来援助法国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国就不能不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
艾森豪威尔说：“为什么法国既要与美国结成盟国，又不信任美国呢？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终不是站在法国一边，与欧洲共命运了吗？”
这句话引发了戴高乐的长篇大论。他说：“历史的确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的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法国的盟友，法国不会忘记美国对它的帮助的。但是，它也不会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只是在它经受了三年漫长而痛苦的考验，几乎濒于灭亡的时候，美国才来帮助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已经被打垮了，美国才来援助。”
艾森豪威尔当然也无可否认戴高乐所说的历史事实，于是就寻思另找了一个理由来反对法国拥有核武器：“总统阁下，即使法国有钱制造这类贵得惊人的武器，法国的核能力也远远达不到俄国人的水平；那么，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又有什么价值呢？”
戴高乐的回答激动、简洁、明白、有力：“你十分清楚，用几枚百万吨级的炸弹能摧毁任何国家。即使敌人有杀死我们10次的力量，我们只需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我们的威慑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艾森豪威尔望着戴高乐那倔犟、坚毅的脸，知道戴高乐的核观点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而不可动摇，感到无法说服他了。经过这些冲突，美、法关系已经到了公开破裂的边缘，但还没有破裂。
后来，艾森豪威尔本人觉得戴高乐的核计划对法国来说也确实有必要。他曾对当时做翻译的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说：“戴高乐推行他的核计划并非全无道理。我了解他，无论如何，他都将实施他的计划的。”
艾森豪威尔在回国后，经过思考，觉得在无力阻止法国实施自己的核计划的情况下，美国不如面对现实，做出让步，以分享核秘密为筹码来换取法、美关系的缓和。1960年2月3日，也就是法国第一次核爆炸的前10天，艾森豪威尔获得有关情报后，在一次会议上宣称：“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给予我们的盟友以他们的潜在敌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为此，我建议国会修改麦克马洪法，使之更加宽宏。”
艾森豪威尔这一建议，立即遭到了美国军方和国会的强烈反对。但这阻止不了法国独立研制核武器的步子。
建立独立核力量之后，戴高乐着手考虑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
1960年2月13日上午，法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撒哈拉沙漠试爆成功！
戴高乐高声欢呼：法国“重新独立自主了”。他给武装部部长皮埃尔·伊斯梅尔拍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说：“为法国欢呼吧！从今天早上开始，法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豪。衷心感谢您和那些为法国带来这一辉煌成就的人。”
从此，法国核武器逐步发展，于1964年建成了第一代核打击力量，一支由36架幻影IV式轰炸机组成的战略空军，已可供实战使用。接着，又进而组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陆基中程导弹、导弹核潜艇和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
当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法新社从巴黎发出的电讯说：因为中国试验氢弹取得的成就和速度要比法国和美国快一倍，“中国人民热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空前成就的惊人速度”。
中国的氢弹爆炸后，戴高乐觉得法国步子慢了，甚为恼怒。他第二天将主管部长与主要科学家们召集起来讲话，对他们大发了一通火后说：我已经讲过，我要在离开爱丽舍宫之前看到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之后，法新社就在6月22日广播了如下消息：“负责科学研究的国务部长莫里斯·舒曼，今天在国防委员会上作了获得成果的政治总结。”他说，法国只是在1967年才开始生产铀235，旨在制造热核武器的试验进展顺利。他说：“同中国的成就作任何比较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法国在掌握热核武器之前，首先是希望拥有核武器系统。”
戴高乐终于在他的总统任内看到了法国氢弹爆炸成功。法国科学家们没有辜负戴高乐的期望，在中国氢弹试爆成功的一年半之后，即在1968年8月24日，法国第一颗氢弹VLBI在玻利尼西亚的芳加陶法岛上空爆炸。
对戴高乐来说，核力量不光是用于军事安全的手段，而是达到广泛政治目的的手段。他认为，核武器首先是政治武器，是外交王牌；核武器是独立的象征。
法国独立核力量首先剥夺了美国在西方世界唯我独尊的地位和主宰法国命运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