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毛泽东确定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缅甸首先承认新中国/ 毛泽东确定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 缅甸虽先承认新中国，但建交却被印度抢了先
［1949年12月16日-次年6月8日，北京-莫斯科-仰光］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缅甸首先承认新中国
云雾缭绕的高原，山峡阵阵铜铃声，走出了驮货的马帮。善良而充满人性的盗马贼。穿紧身无领小衫与色彩鲜艳长筒裙的美丽妇女。在欢笑声中将穿着缅甸民族服装的周恩来、陈毅，从头到脚都淋湿的喜庆泼水节……
这些都是一般中国人眼中的缅甸。
在面对西方大国封锁的50年代，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开辟了从昆明飞往仰光的缅甸渠道，当时有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好些政府与民间代表团是从这条渠道出访世界各地的。
我国著名作家艾芜关于在缅甸山地流浪生活的小说《南行记》，从新中国成立前畅销至新中国成立后，至90年代又拍成电影还很红火。
有一个著名的云南诗人就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缅甸，我们的近邻；
缅甸，我们的亲邻……
新中国开国大典过后那几天，以苏联首先承认新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浪潮过去以后，非社会主义国家（即民族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的又一次浪潮，是从1950年元旦前后开始的。
首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缅甸。
1949年12月16日，正乘坐专列穿越西伯利亚雪原的毛泽东预定这天抵达莫斯科。这一天，在北京，政务会议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办公室刚坐下，就收到了缅甸外交部长发来的电报。缅甸联邦政府外交部长伊·蒙在这一天发给周恩来外长的电报中说：
缅甸联邦政府业已收到阁下于十月一日函送我国驻南京大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十月一日发表的公告，并表感谢。缅甸联邦政府相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所拥护，并因中缅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兹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与使节之交换。
电报通知说，缅甸联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据周恩来判断，随着缅甸之后，将有一批民族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会承认新中国，并将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迅速读了这份刚刚译好送来的电报，还来不及打印，所译的中文还是手写的，写得虽然不工整，但字迹是清清楚楚的。
他读着读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想，要是这封电报再早半天来到，他就可以在刚刚召开的政务会议上给部长与委员们报告了。
他方才在怀仁堂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向委员们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来，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承认了我国，有的已经派出了大使，呈交了国书，有的大使正在派出之中。他还说道，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法国现在骑墙搞两面政策，美国还不会承认我国，估计明年的外交形势要比今年更为复杂。在这次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任命了外交部的主要司局长：王炳南为办公厅主任，伍修权为苏联东欧司司长，沈端先（夏衍）为亚洲司司长，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和情报司司长龚澎等。会上也正式通过了任命周恩来兼任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
他再读了一遍电报，细细一想，对刚在1948年1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缅甸，此次首先承认新中国，他也并不觉得意外。
当时，缅甸首先承认我国，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中国与缅甸两国是关系很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缅甸北部地区与我国云南省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缅甸和中国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着相似的命运。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世纪末，缅甸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云南人民和清军中的一些下层军官的同情和支持。云南腾越都司的副将李文秀，曾亲率部属数百人去支援缅甸抗英，在孟拱之战中壮烈牺牲。在几次抗英斗争失败后，缅甸的一些王公、土司头人退入云南，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20世纪30年代初，缅甸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萨耶山起义，起义队伍中也有一些缅甸华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艾芜就是其中之一。艾芜因真实地报道了这一历史事件，被缅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也得到缅甸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同盟会领导人章太炎，1907年在东京组织“亚洲和亲会”，也有缅甸革命志士参加。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于1908年4月在仰光成立，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孙中山先生和缅甸反英斗争的著名领导人吴欧德马之间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吴欧德马亲自到中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抗战初期，中缅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修建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头几年，成为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还回忆起，在日本侵略缅甸后，缅甸的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志士也来到中国。1943年春天，激进的“我缅人协会”领导人德钦登佩密带着印度共产党为其写给中共中央与他的介绍信，来到重庆。他和宋庆龄都先后会见了德钦登佩密。登佩密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深为敬佩，周恩来因此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英译本赠送给这位缅甸客人。登佩密回国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一书，后来曾在缅共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干部中散发。二战结束后，英国卷土重来，缅甸民族解放运动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中共与缅共曾就缅甸反英斗争交换过意见。1945年夏天，中共中央委员邓发在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经过加尔各答时，会见了当时已任缅共总书记的德钦登佩密。邓发对登佩密说，周恩来问候你，并说英帝国主义是非常狡猾的，缅甸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准备武装斗争。
其二，在历史上英国兼并了整个缅甸后，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从国家关系上说，实际上是统治缅甸的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侵占缅甸后，把其侵略矛头直指云南省，利用滇缅边界没有明确协议，大肆入侵，蚕食了中国大片领土。这样，由于英国侵略造成的滇缅边界领土问题，遗留至1948年缅甸独立时仍然存在。在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国民党残余集团尚占领着西南各省，胡宗南集团扬言“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美国国会也有人叫喊着动用美国的力量“支持蒋介石在西南站稳”的说法。过去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也叫喊“重返云南”，以帮助蒋介石强化西南，组织反攻。缅甸当局觉得自己国土与国民党占据的云南省相邻，因而表态承认新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及至从1949年11月1日始，解放军在发动广西作战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同时，发动了大西南战役，且进军神速：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12月7日，在广西境内歼灭尚有一定力量的白崇禧集团；12月9日，昆明通电和平起义而解放了；12月10日，一直在西南督阵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与政府诸要员仓皇飞往台湾。刚独立不久的缅甸政府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滇缅边界尚未有明确协议，如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追击逃窜至缅北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而进入缅甸，问题就极为复杂了（后来，50年代中期，缅甸吴努总理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的时候，就坦率地表示了这种忧虑。1960年，中缅两国政府友好地立约解决了滇缅边界问题，这已是后话）。
周恩来经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研究了缅方的立场后，需将这拟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向赴苏访问的毛泽东报告。他已经从驻苏使馆发来的报告获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也正好这天即将抵达莫斯科，王稼祥提前去离莫斯科200多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
12月18日，周恩来起草了以刘少奇与他的名义发给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他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复电给缅甸联邦政府伊·蒙外长：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来电关于缅甸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我现在通知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贵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换使节。
如果按照一般通用的国际惯例，只要两个国家的政府相互致电承认对方，并不需要进行谈判，也就可以视为双方已开始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相互间建交，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因此，周恩来也就按照这种常用方式给仰光回了电报。
但是，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却有着自己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确定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在路上走了整整10天。
他于1949年12月 16日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从国内发来的电报和文件已经有厚厚的一大沓了。刚住进下榻的克里姆林宫，不顾旅途的劳累，首先披阅的就是这些文件。
这些电报使他越看越高兴，他乘火车离开北京的这10天中，国内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在大西南仅剩的国民党部队的三大集团中，一下子就吃掉了两个，一个是顽固的白崇禧集团，另一个是嫡系的宋希濂集团，就仅剩下了胡宗南集团了。重庆解放了，昆明起义了，还剩下胡宗南据守的成都，也将指日可下。新疆和平解放后，王胡子（王震）的6万部队正在克服恶劣的气候与环境的困难，陆续进入新疆。蒋介石在西南待不住了，只好逃到台湾那个岛上去了……
毛泽东住下来后，除了与苏方的会谈，他需要考虑的是进军西藏和攻占海南岛、台湾岛的部署了。
两天后，刘少奇、周恩来发来了关于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电报，这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要与新中国建交，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他深层的思考。他在漫长的旅途中，在专列里也看了不少书，包括一些西方外交上的专著。这些外交的经典著作是在上车前，特别委托胡乔木去找来的。
对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在国际上的承认问题，西方是有传统的国际惯例的。
一种是所谓“构成说”。该种说法认为，一个新国家的出现或新政府的成立，只有得到所谓“国际承认”，才能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他认为，这是西方列强为了垄断国际事务、维护殖民帝国的既得利益而形成的。这完全是强权政治，新中国是不买此账的。
另一种主张，是所谓“宣告说”。它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一旦事实上存在，也就是法律上存在，“承认”只是宣告这种存在的事实。只要两国政府开始互相致电承认对方，也就是可以看做是这两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与前者相比，后者显然较为合理。但是，新中国也不能完全照办。
新中国从国家本质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延续，其法律人格并未改变，也不需要外国的承认。从另一层意义来说，新中国人民政府是取代旧政府的新政府，这就有一个承认问题，即承认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但承认应该是平等、相互而真诚的。前数月间，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这么办了。但是，往后就需另作考虑。
早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经嘱人查阅档案并专题写一份材料，介绍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是怎样取得有关国家承认的。材料呈来，他阅过之后很受触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援，曾经表示接受西方列强提出的“遵守旧有条约”之条件。其结果是，西方列强并未因此而协助革命，反而“援助”镇压革命，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需后人牢记不忘。这也就是孙中山后来弃美、英而向苏俄寻求援助的原因。
新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旧中国长期以来被西方列强所侵略、奴役和控制，受武力胁迫而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都是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是卖国条约。要是全盘接受下来，新中国何言有国家主权之存在？独立自主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而，毛泽东在新政协讨论《共同纲领》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废除旧政府的一切卖国条约”。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但蒋介石还妄图盘踞与经营隔着一道海峡的台湾岛。从不久前三野叶飞兵团所部进攻金门岛之战失利来看，横渡海峡攻占台湾，困难还不小，还需做更为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发出建国公告后，从各种国家反馈的情况看，很多国家还没有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有的在观望，有的虽然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暗地里仍然在支持国民党残余政权，甚至有的人正在企图炮制“两个中国”的阴谋。
特别引起他警觉的，是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蒋介石政权被驱赶出中国大陆了，但仍然窃据着中国的联合国与安理会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所确立的新中国外交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这里面就规定了“与之谈判”，经过谈判而建交，先谈判，后建交，才能确保新中国外交政策在与外国建交时得到贯彻。
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考虑，缅方的电报只是表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表示要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周恩来给缅甸外长的复电申明了我方“同意在贵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交并互换使节。他觉得这还不够，我方应该坚持建交前要进行谈判，以确认对方是否与国民党残余政权断绝关系，确认“一个中国”。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