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意识到，明天就是第八天了，军管会就要采取接收兵营行动了，当然一时也还不会马上触及英国的兵营，但也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他回到领事馆，除了马上打电话回复柯乐布，更需要赶快给南京的大使馆去电，报告刚才所发生的情况，便于及早采取对策。
他刚刚回到领事馆，秘书告诉他：柯乐布先生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
卷十 美国星条旗在东交民巷降下来了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最后批准了征用行动/ 严寒之中，柯乐布只穿一件衬衣指挥腾出美国兵营/ 美国星条旗在东交民巷降下来了
［1950年1月14日-4月15日，北京-天津-美国］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最后批准了征用行动
这一天，风很大，天气很冷。寒风吹着他们一张张庄重严肃的脸。他们都穿着黄军装，有的戴正帽檐，有的将佩戴的军管会的证章擦亮，负责照相的装好了胶卷，再一次检查照相机。他们将分组行动去执行征用兵营命令，每组虽说只有四个人：两个军管会代表，一个联络员，一名摄影师；可是，他们都意识到身后是5亿中国人民和新生的共和国。
军管会负责代表知道了，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昨天亲自批准了今天的征用行动。他们都感到无上的荣光。
昨天，经原英国领事包士敦转呈的美国政府的信函，宦乡一看，信中竟然使用威胁的口吻，扬言要撤走所有驻华外交官员。宦乡阅后，着人迅速抄下，一面将原件退还包士敦，一面很快就经请示部领导将抄件送到了中南海。
美国政府发出了威胁，此事极为重要，1月13日凌晨1时，刘少奇迅即将此件加写了意见后速电发莫斯科，请示毛泽东：
北京征用外国兵营事，文告已公布，并以命令通知前法、美、荷领馆限寒（韵目代日，十四日）交出。现前美领馆已得美国训令称：“美国政府按照一九四三年中美条约之条项，对于交付坐落于美国总领事署院以西之斜坡地，并无异议，且可承诺而协商该楼房之赔偿问题。但如征用命令对于总领事署院内之任何部分实施，美国政府认为该行动，侵犯其权利，且推断除将其中国所有公署关闭，而将其驻中国之政府官员全数由中国撤退，别无他法。”按此训令中所述斜坡地，原即前使馆区公用地，为美所强占，而其总领属一部人员办公地址，却正系兵营地址。我拟于寒贯彻征用命令，因此可能引起美国撤退所有在华之残存旧领馆，望即指示。
倔犟的毛泽东向来不吃硬的，在接到电报的一个小时后，即从莫斯科回电刘少奇：
同意一月十三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1月14日上午9时整，集合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军管会院里的执行征用人员，按原定计划分别对美、法、荷三组出动了。
严寒之中，柯乐布只穿一件衬衣指挥腾出美国兵营
来到东交民巷靠北边的美国原总领事馆的军管会代表是李幻山和谭志超，带着联络员、摄影师。
他们来到的时间是9点40分，按响了门铃。门卫见是军管会来人，即作了通报。首先露面的是穿着美军上校军服的武官包瑞德，闪出楼门看了一下，又进去将柯乐布叫出来。
包瑞德向柯乐布报告说：“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不像来动武，人家只来了四个人，除了领头的腰带上配有自卫的左轮手枪之外，没有武器，只是其中有人携带了照相机。”
“哦、哦……是吗？”柯乐布原来因紧张而绷得很紧的脸这才有所松弛。
昨天下午，包士敦将转递美国信函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他了，还说看来连他们英国兵营恐怕也难保要被征用。他这才觉得大事不好了，美国国务院的威胁只能吓得住蒋介石，毛泽东可不会听从。这回，军管会要来硬的了。晚上，他和包瑞德等商量许久，当然，也想不出什么妥善办法来，他们设想解放军会荷枪实弹、大兵压境式地强行接收，甚至还可能把坦克也开来壮声势。他们已经在考虑个人不要吃眼前亏就行了。掌握中国成语很多的包瑞德说：“我看，明天的情况，可能用得着一句中国成语：‘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没有料到，军管会没有来什么荷枪实弹的队伍，就来了三四个人；柯乐布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走出来了。
一见面，李幻山语调不高却很严肃地问：“你就是埃德蒙·柯乐布先生吗？我是北京市军管会派来的代表。”
柯乐布点头称是。
李幻山就向对方宣布他们是奉军管会之命，前来接管原美国兵营。
柯乐布强作镇定地听着，待李幻山说罢，就板起脸抗议说：“此房此地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发生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美国政府要撤走所有在华的美国驻华人员来表示抗议，我要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李幻山很严肃地对柯乐布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市军管会去说。我们几个人现在只是来执行任务。你先给我带路，去察看原来的美国兵营。”
原来，按照事先反复研究，设想了遇到几种情况的应对办法。按既定的方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
柯乐布只好一边抗议，一边带路，通过院墙的一个侧门，来到了与总领事馆紧隔着一道墙的美国兵营。
对于柯乐布又重复着说一遍的抗议，李幻山厉声对他说：“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征用命令的。”
李幻山等在院子里巡视了一遍，发现院子里堆放的物品动都没有动，根本没有撤离的迹象，让摄影师拍了几张照片，并提出了警告：“看来，柯乐布先生似乎有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柯乐布先生自己负完全责任。”
柯乐布只好应允在一天之内将原兵营内堆放的物品清理出来搬走，交出这块地方。这样，李幻山答应说：“可以给你们一天时间，但是，下不为例。”
李幻山等军管会代表走后，柯乐布亲自上阵指挥着一班人员在兵营院子里忙忙碌碌，开始搬运东西。
据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报告：隐约可以看到，在如此严寒之中，柯乐布脱去外衣，只穿一件衬衣在指挥搬运，可见繁忙之程度。
这天征用行动在顺利进行，对美、法、荷三国旧兵营的征用行动，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就全部结束了。
继北京之后，天津、武汉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当地人民政府征用收回。帝国主义利用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驻兵权”，终于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把它们彻底、干净地清除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得知后很高兴，1月17日刚从列宁格勒访问回来，就在给刘少奇发的电报中说：采取征用北京外国兵营的行动，“可使外国尊重中国，而不敢轻视中国”。
1月18日，他又在给刘少奇的另一封电报中说：“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美国星条旗在东交民巷降下来了
旗子嚓嚓嚓顺长杆子滑落的声音，使柯乐布觉得格外难受。他不由得想起了美国一位著名外交官说过的一段话：“在海军陆战队的军歌声中，美国星条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升起而从来没有降落的时候。”
在天安门广场左侧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院子里，当美国星条旗徐徐降落下来时，柯乐布仰脸行着注目礼，表情是庄严的，内心是酸楚的。
中国方面有摄影师在现场拍摄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天是1950年4月10日，天下着小雨，刮着带有沙砾的风。
这天，柯乐布最后关闭了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这年他已经五十来岁了。美国在旧中国的哈尔滨、沈阳、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地设有总领事馆，在南京有大使馆。随着新中国建立，在去年秋冬至今年年初，其他的总领事馆都先后关闭了，驻华大使馆在去年12月迁到台北去了。最后关闭的是北平与天津的总领事馆。但是，华盛顿方面与世界各国舆论一样，都把在新中国首都北京所关闭的北平总领事馆视为最具象征意义的。人民解放军向华南推进时，在珠江沙面岛担任了几天末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兰金（后来出任美国驻台北“大使”），曾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早先听说过的在北平的埃德蒙·柯乐布总领事会在那里同共产党政权很快建立起某种事实上关系的设想，显然已经搁浅了。”
柯乐布是一个任职二十多年的职业外交官。他不幸在这个东方古国数朝首都所在地北京，亲身经历了美国星条旗收降的悲伤时刻，心情极其痛苦而复杂。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派遣到中国来。他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中文学得很优秀，还同时学俄文。他认为，中国的命运和俄国的命运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他渴望对这两个国家有更深的了解。在2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时，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说：中国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在军事上已经无足轻重。只有柯乐布的看法与众人相反。根据他阅读的中文、俄文材料，根据他同中国政界各色人物的独特接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数虽然没有多到可怕的程度，但却绝不是一支可以等闲视之的力量。他在发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还附了一张地图，称共产党人控制了六分之一的中国。
他发给华盛顿的报告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现已解密的美国档案表明，他曾经错误地报告：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中共的周恩来已于1931年6月23日被“处决”。他也曾经预言蒋介石要在一年内下台。但是他所写的报告，无疑是美国政府从自己的调查研究共产党情况的人员那里收到的最全面的报告。
经过辛勤劳动，他在1932年就出版了一份有123页的长篇报告《中国的共产主义》。这是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部详尽的调查报告，要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5年。1934年4月间，第一个向华盛顿报告毛泽东于3个月前在江西的苏维埃大会发表政策声明的也是他。当时，在美国并没有引起重视，在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负责人将毛泽东的声明草草瞄了一眼后说：这是“研究苏联宣传的人所关心的，但我们远东司并不怎么特别感兴趣”。可以说，在朱、毛率领的中国红军长征以前，华盛顿方面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仅有那么多了。
据说，在降下美国星条旗的这一天，柯乐布在折叠起美国国旗时，想起往事而慨然长叹说：从我第一次向华盛顿报告毛泽东的情况，至今也只有短短15年，毛泽东与中共就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在闭馆之后，他悻悻然地经天津回国。在天津办理出关手续时，经海关检查扣留了他想携带出境的中国珍本古籍25本、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50件。
他回国不久，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共浪潮，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追查国务院中“通共”的驻华外交官。他和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几个驻中国的外交官，都受到了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审查和迫害，蒙受了冤案。
朝鲜战争开始后，在中央情报局未能料到中国军队出兵朝鲜而被指责失职的情况下，由于柯乐布竟然能准确地预测新中国出兵朝鲜，被怀疑有“通共”嫌疑而被列入特别调查的黑名单。
1951年6月间，美国国务院的忠诚审查委员会给了柯乐布一张具体指控清单。清单中开列了多种“通共”的罪行的指控，并都标明有“证据确凿”的字样。清单中有这样的内容：
1. 在1931年至1934年间，在中国汉口与共产党人有交往；
2. 从1932年至1934年间，以赞同的态度看待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
3. 从1934年至1935年间，在中国北平，有明显的“粉红色”倾向；
4. 在30年代初期，对某些共产主义原则有明显的偏爱；
5. 从1935年至1937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
6. 1940年，在中国上海，百分之百地亲共；
7. 同下述各类人有（或有过）密切的和惯常的交往：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符拉基米尔·米基耶夫、克劳德·巴斯等。
以上说的都是所谓“证据确凿”的，他被迫去翻那些发黄的旧报纸写材料，也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日记。当然，他为此写了好些文字来进行解释。
这份指控清单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尚待证实”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指控他1949年在北平担任总领事期间，在“维护美国的权利和财产不受共产党人侵害方面不力”。
当时新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摄影师拍了一段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降旗仪式的纪录片，镜头中有中美双方有关人员在场。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在离开北平的总领事馆时，“将每个房间的钥匙都插在锁眼里，并事先降下了国旗，拒绝在共产党提供的移交房产声明上签字”等等。
这段纪录片与这段文字给问罪者留下了把柄。
他只好在给审查委员会的解释中说，北京纪录片里“降旗仪式中的柯乐布，不知道是谁扮演的”。他自己并解释说，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他在维护美国权利和资财上只是“太缺乏灵活性了”。
他曾经请同时期在北平的武官包瑞德上校作证，看他（柯乐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物。包瑞德虽说已经比他提前两个月，于1950年2月间离开北京回国，当然无法参加总领事馆的降旗仪式，就对审查委员会作证说：
“我一向认为他这个人可靠，只是可靠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
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柯乐布先生，一个曾经忠于职守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经过了使他战战兢兢而为期半年多的审查，终于在1951年底得到了一件“圣诞礼物”：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忠诚，但是委员会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须离开驻外处这个国务院的重要机构。
柯乐布被迫退休了，但并没有闲着，经历、学识和勤奋使他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并普遍受人尊敬。在华盛顿有评论说：“他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中国》以及《中国和俄国》，使一切严肃的学者所涉足的图书馆的书架都为之生色不少。”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美国外交学会于1973年1月30日，在国务院八楼庄严的富兰克林大厅举行午餐会，宴请在40年代曾经如实地报告情况的诚实正直的外交官。有人说：“想想以前，现在在电视与照片上看到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双双坐在一对沙发上，怎能不由衷地意识到，事实确实比虚构更加不可思议吗？”
71岁的柯乐布也到会了，他感慨万分，在掌声中说：“到这里来我很高兴。我必须坦诚地说，对这种可能性我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