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2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作了电示：
少奇、恩来同志：
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电报，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基本原则和做法。这一原则，具有深远的意义，一直沿用至今天。对于后来新中国所进行的建交谈判中，确保“一个中国”的原则，排除各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满足我方三个先决条件：
一、必须先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
二、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三、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今后在此前提下，先谈判，后建交。
我们今天来回顾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方针和做法，觉得这是在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也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旧中国政府所从没有做到的。新中国的建交原则，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都是一个创举，既合乎情理，合乎正义，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行该原则，在实践中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
在接到毛泽东这个重要电报后，周恩来外长为两国建交问题于12月21日再次致电缅甸联邦政府伊·蒙外长：
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外长第二份电报发出后，好几天都没有得到缅甸方面的答复，未免使人纳闷。
缅甸虽先承认新中国，但建交却被印度抢了先
周恩来留心等候着缅方的答复。一直至6天后，12月26日缅甸原驻南京大使馆派人到南京军管会外事处来，中方才搞清楚了其中的缘故。原来，周恩来外长12月21日的电报是用中文电码拍发的，仰光的外交部一时无法译出，缅方也很着急，其原在北京没有领事机构，只好指令其驻南京的原驻华使馆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询问，提出希望外事处提供一本中文电码本。黄华在南京及时满足了其要求。
三个星期以后，1950年1月18日，缅甸新任的外交部长藻昆卓复电周恩来外长：“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着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证实外交关系已完全断绝。”
同时，缅甸联邦政府决定，派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驻昆明总领事吴辟先生为缅方谈判代表，前往北京同中方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吴辟先生人在昆明。当时昆明和西南刚解放，有的地方尚在剿灭国民党流窜的残兵，交通尚未恢复。吴辟就需解放军派部队护送上路。周恩来即给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兼四兵团司令员、政委陈赓发去急电，指示陈赓派出得力部队护送缅方代表至上海。
三个月后，吴辟带着秘书藻文等随员经上海，乘火车于4月26日抵达北京。
4月29日开始两国建交谈判。谈判由吴辟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
在谈判中，中方提出缅甸联邦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中国的一切财产取何态度，请缅方明确告知。
缅方的答复如下：第一，除前中国大使馆外，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缅甸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随即撤销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原馆员被认为是普通侨民。第二，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与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
中方对缅方的答复表示满意。接着双方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为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缅方提名原驻南京大使吴敏登为首任驻华大使。双方均表同意。经双方商定，于1950年6月8日建交。
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千方百计地企图封锁与包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时候，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这给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良好的印象和影响，对中缅友谊向来是十分重视的。
但缅甸的代表从昆明经上海来北京，在路途上花了将近3个月，耽误了时间。谈判因而要比印度晚了一步，使它成为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印度之后，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使缅方未免有些遗憾。
卷十二 中印建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第一例
缅甸的行动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尼赫鲁坐不住了/ 尼赫鲁指示印方代表雁谒森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中印两国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继缅甸、印度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浪潮
［1949年12月30日-1950年4月1日，新德里-北京］
缅甸的行动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尼赫鲁坐不住了
对于承认新中国，贾瓦拉哈尔·尼赫鲁从一开始就犹豫不决。
他在抗战期间去过中国，对旧中国的文化与现状有深刻的印象。他一直高度地关注着喜马拉雅山那边的这个东方古国最近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占领了南京、上海，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他特别指示过助手们要将各种渠道所获得关于新中国的材料，及时送给他过目，不得延误。
他知道中国与印度建交的分量。中国与印度同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也刚获得独立，两国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命运。要是中国与印度发出一种共同的声音，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要令人刮目相看，不可小视！早在40年代，他就曾有过与中国结成联盟的想法，向往着使“亚洲用一个声音说话”。
他作为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特别重视得力的原驻华大使潘尼迦从南京使馆所发来的报告。潘尼迦是个著名作家，对于在苦难的废墟中新生的人民中国有着敏锐的感受，其从中国发回来的报告都会给人以新鲜、独特而细致的印象。最近以来，尼赫鲁每次都要很仔细地阅读驻南京大使馆发来的报告。有时，也批示转发给政府有关官员阅读。
他也很注意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宣布成立后，在印度国土上的反响。印度共产党与印度社会共和党等反应热烈，给北京发去了祝贺电；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大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曾向他建议早日承认新中国，但是总督拉贾戈帕拉查里与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帕特尔等相当大一部分文职官员不赞成过早承认新中国，主张暂缓一些日子。尼赫鲁觉得，政府内这些不赞成的人除了受亲西方的院外集团的影响外，也对新中国成立后从舆论上透露出的一些对印度的看法有意见。例如，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刊登过毛泽东答谢印共总书记兰那地夫祝贺新中国成立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
反对立即承认新中国的这些印度领导人认为：我们被中国领导人视做“帝国主义的合作者”极为不快。
当时上海还有一家名为《世界知识》的杂志，直接点名批评尼赫鲁本人，称其“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好家伙，竟然给他戴了好几顶帽子！
这就使早就想承认新中国的尼赫鲁犹豫再三，没能及早拿定主意。
但是，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还是主张早日与新中国建交的意见占了上风。正在此时，12月16日，同样与中国相邻的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尼赫鲁就坐不住了。
尼赫鲁指示印方代表雁谒森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由尼赫鲁主持的国大党政府经过短暂的犹豫，紧接缅甸联邦政府之后，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与蒋介石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承认新中国。
当天，尼赫鲁总理以外交部长的名义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深信中印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将因此而更加加强，同时将巩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次日，12月31日，前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奉命来到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送达一份公函，函中称印度政府已通知中国国民党集团与印度停止一切外交关系。
1950年1月4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复电尼赫鲁外长，表示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并望印度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1月16日，尼赫鲁外长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将指派原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就北京与新德里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程序事宜与中方谈判，“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
印方这种先建交派大使、后谈判的要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指示的“先谈判、后建交”的方针的。联系到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承认新中国，但正在交涉先建交、后谈判的问题。中方看出了尼赫鲁的来电有替英国人投石问路的意思。为此，周恩来请示了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刘少奇特别作了批示：
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来试探的。英国政府很怕我们提出“重要问题”来谈，故胡阶森（英方任命的谈判代表）不敢来，而要印度先来。……因此，应该比较客气地答复印度，说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同意雁谒森先生即来北京就两国设立外交使团以及设立领事馆等事宜进行谈判。
在印度发出承认新中国的电报之后，新德里还有反对派人物说东道西，尼赫鲁就在人民院的一次辩论会上说：“这不是一个赞成或者不赞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
尼赫鲁早就想要使印度做一个一等强国，而不是“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因而，他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并成为一个能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要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如果没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有无可能与印度站在一起并支持印度呢？
他经过冷静地分析，认为是可能的。
首先，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这决定了中国在反帝反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印度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立场。另外，他觉得新中国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主张实现共产主义的，但他觉得中国有与苏联不同的地方，中国具有东方民族的鲜明特征。他甚至觉得，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到头来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外来共产主义结构予以融会、消化和吸收，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它将具有亚洲东方文化的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色彩。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早日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友好关系，还包含着想千方百计维护和保持从英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殖民遗产和种种特权。
尼赫鲁在接到周恩来外长再次发去的同意雁谒森来京谈判的复电后，授权前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代表印方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并指示其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中印两国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当缅甸代表吴辟还远在昆明做准备的时候，印度谈判代表雁谒森已经捷足先登，于2月13日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北京。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等到前门车站迎接。
雁谒森代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谈判于1950年2月22日在北京开始了。在这一个时期，在北京进行的新中国与外国的建交谈判，大都是由章汉夫代表中方进行的。章汉夫，当时45岁，在刚刚组建的外交部任副部长；早年曾经留学美国、苏联，能操英语、俄语，归国后从事党的组织、宣传、统战、国际联络等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曾经跟随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海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外事处长，是中共有名的谈判专家。
同印度代表的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在章汉夫与雁谒森见面寒暄过后，先由雁谒森宣读了印度政府任命其为印方谈判代表的声明。随后，章汉夫根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批准的既定方针，就两国建交问题也向雁谒森宣读了一个声明。由于在前不久联合国的一个机构中，在对苏联代表提出的驱逐国民党残余政权所谓代表议案表决时，印度代表投了弃权票；因此，周恩来指示在谈判中必须要印方代表澄清此问题。
章汉夫在声明中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印度政府将其对于现在的国民党反动残余之各种机构及中国在印的一切资财所持的态度如何，明确告之。其次，二月七日，当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将苏联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开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议案付诸表决时，印度代表竟投弃权票。印度代表的此种举动实际上是表示印度政府继续承认经社理事会中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合法性，而拒绝我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所派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印度政府对此问题应加以澄清。
3月1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时，印度代表雁谒森向章汉夫副部长宣读了印度政府的答复：
一、印度政府并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任何组织，他们是个别的中国人士，可能曾为国民党服务，或同情国民党。他们居留印度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承认他们是国民党代表，他们根据国际法享受普通避难权利。中国政府在印度的财产和资金，印度政府自然认为已经属于他们所承认的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