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外交特权都没有了。在沈阳的总领事馆遭到当局禁止使用电台，而这里的北京当局没有干涉他使用电台，却限制了他的旅行。炎夏的时候，以前可以随意去慈禧太后的承德避暑山庄，或是去北戴河海滨，现在连西山的香山都不能去了，最远只能去到燕京大学校园。共产党还中止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出门车辆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有的车辆只好停在车库里闲着，他不得不因此解雇了一些中国雇员。为此，地方法庭还向法院控告他解雇员工的帝国主义行径，当时不准律师开业，他不得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后来，回国后，他曾经自嘲地对人说：在法庭上，他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而免遭定罪，这就是难忘的1949年在北京的一次唯一的胜利。
1月6日下午接近黄昏时分在围墙外发生的事，更使他感到发冷。
这天下午，有几个穿军队制服的干部来到了总领事馆外面。大门紧闭着。他们没有叫门卫，也没有按门铃，就径直在大门旁的围墙上张贴了一张布告。据门卫报告说：“这几个穿军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胸前都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圆形证章。”
他问：“他们携带了武器吗？”
门卫摇了摇头：“没有。”
他预感到这是军管会下的逐客令，就立即派人去查看布告上写的是什么。
军管会的布告上赫然写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布字第十五号）
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
二、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
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予征用。
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关防（印）
主任聂荣臻
一九五零年一月六日
他跑出门去将此中文布告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布告文字不多，对他这个在中国待了二十几年的中国通来说，读懂它并不是难事。看过之后，他有点庆幸自己前几天刚将放在旧兵营楼里的电台搬回到领事馆的院子里来。因为华盛顿那边的要人经常在对公众讲话时，不断说到美国“绝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样，北京当局的逐客令迟早都会到来。这不，说来就来了吗。
虽说这一天迟早会发生，但看了军管会的公告，他又很不甘心。
他回到办公室，真是气急败坏。他曾经被司徒雷登大使誉为“美国所有驻华外交官中最有学者风度的一个”，此时已顾不得风度了。他大声张罗叫人将布告抄回来，翻译成英文。去的人步子有点不紧不慢，竟然被他厉声训斥：“你还不给我快点，今晚要赶快发回华盛顿去。”
然后，他拿起了电话。东交民巷地区，除美国总领事馆外，还有英、法、意、比、荷另外五国领事馆。
电话打了一遍，马上了解到其他的领事馆的墙上都贴了这个布告。但是，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不久，又有穿军装的人去揭了下来。他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英国上午宣布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刚刚传到了北京；于是，当局就派人将贴在英国领事馆外的布告取消了。
英国总领事包士敦在电话里显得很平静地说：“中英两国和好了，他们就自当例外了。”
柯乐布从另外四国接电话的领事的声音听出来，都很惶恐不安。法国领事还问柯乐布：“你说，七天之后，他们会不会动武？”
他感到也有点紧张，他对中国人是甚为了解的。中国人对于近代所受的民族屈辱向来是怀有很强的反抗情绪的，例如林则徐禁烟、义和团反帝壮举等。他甚至还联想起北平这栋美国总领事馆前身公使馆修建时的一件“烟囱轶事”来。
那是清末时代的事，那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柔克义。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事件过去后，美国得以在东交民巷建造驻华公使馆，将它建成了东交民巷街口牌楼后的第一座宏伟建筑。柔克义对这栋建筑是很喜爱的。它朴素而美观，是一种美国初期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建造使馆房屋的材料是从美国运来的。政府还特意从美国选派了一个杰出的建筑师来监造。这个建筑师在华盛顿设计过政府建筑，也设计过被人称做“早年邮政局”的几乎像一个版模印出来的高等法院与各部的办公大楼。可以说，使馆建成后，除了烟囱以外，的确是一座适用的优美建筑。由于这位建筑师对于黄皮肤的中国工人不尊重，经常给予训斥辱骂，这就引起了工人们对美国人的恶感。这些受到羞辱的泥水匠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抵抗情绪，不声不响地把烟囱严丝合缝地砌堵死了。大餐厅里的壁炉烟囱也完全被堵塞，以致使它完全不能使用。公使柔克义高高兴兴地搬进去，并发了请柬邀请各方贵宾来庆贺新馆落成。贵宾陆续到来，美味佳肴等候烹饪，各种炉子生火时，黑烟在客厅里滚滚倒灌，主人与贵宾们都极其狼狈不堪，这才发现所有的烟囱都不能排烟。
20年代，柯乐布初来北京时，听说了此事，哈哈大笑过后，不能不使他冷静地思索了这个“烟囱事件”所包容的深刻内涵。
想来想去，柯乐布觉得对中共当局的布告，是不能怠慢、需要认真对待的。
当晚，他将武官包瑞德请来，问：“上校，你说7天后，人家会不会派兵包围我们，会不会动武？”
包瑞德曾经在抗战时期率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过，见过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对共产党的感性经验多，想了想就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讲究‘先礼后兵’，我看还不至于马上动武。”
柯乐布说：“上校，你知道吗，在清朝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这里被义和团围攻，都烧成废墟了。现在这些楼房，都是八国联军打来以后重建的。”
包瑞德说：“我看毛泽东、朱德不是义和团，没有那种激烈的排洋情绪，只是对我们总是支持蒋介石很有意见而已。”
柯乐布觉得包瑞德说得不无道理。他自己也于30年代在武汉与周恩来、叶剑英等打过交道，并对周、叶都有好感，留下很深的印象。
柯乐布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里甚有影响，他邀请其他西方几国领事次日到美国总领事馆来秘密商量对策。给别的领事馆打完电话，他还觉得不踏实，就又打电话邀了一两个中国老朋友连夜来商量对策。
为什么原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又揭下来了？
从后来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即美国参议院编的《美国与中国1949-1950：关于复交与承认问题》中可查出，早在1949年10月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已经将一份备忘录送交美国方面，通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准备承认北京政府。但是英国政府在决定后没有马上付诸实施，除了美国立即表示反对和阻挠之外，当时还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新中国，英国尚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英国早已准备承认新中国，在1949年11月间伦敦方面批准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进行修缮房子的事情上也表现出来，英国人是准备在北京作长期打算，要巩固这个在北京的前哨阵地的。英方先做修缮的就是隔壁的英国兵营，正式动土木开始修缮，是于去年12月间开始进行的。
1950年1月6日下午，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刚刚去中国外交部交送了贝文外交大臣关于宣布承认新中国的电函，回到原领事馆。他在沙发上坐下，心情正比较轻松，一边饮咖啡，一边为自己的政府已经承认他所驻在的国家而高兴。正在此时，就传来消息说，军管会在门外张贴了布告及布告大致的含意。他的情绪骤变，轻松与高兴顿时烟消云散，变得极为紧张与惊慌。他觉得太难以理解了，立即吩咐派人出门外去细看布告内容。
他在办公室里惊惶得坐立不安。
包士敦虽说是驻北平的总领事，却不是一个中国通，不谙中文。他要找领事馆雇用的中国职员，已下班回家了。他虽说明白军管会布告的内容，却不知道它的准确条文。他气得脸都发青了，脑门上青筋暴露，大发雷霆：“婊子养的，我房子刚快修缮好，钱都白花了！给我都停工！”
正在此时，出门去察看的人回屋里来了，向他报告说：门旁刚贴不久的布告又被军管会来的人揭走了！
他听了感到愕然不解，赶快又指派一个助手跑去看看美国、法国、荷兰、德国的领事馆和兵营前有没有布告。
助手旋即回来报告：人家门前的布告都还在。
他情绪又变了！顿时又高兴地说：“北京军管会终于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了。中英和好了。他们当然要揭掉布告了。我们的修缮工程不能停工。”
包士敦又想错了。
其实，军管会奉命揭下原英国领事馆前的布告，并不表示中国政府对英国兵营放弃征用，而只是策略上的暂缓征用而已。按照原定计划，英国兵营也在此次军管会征用之列，由于当天接到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的新情况，周恩来经请示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中央决定此次暂缓征用英国兵营。
对于以后征用英国兵营的事宜，由于随着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中英建交谈判即将展开，中央决定待英国代办来北京谈判建交时，再提出要他们让出兵营，若不肯让出，再实行征用。刘少奇于1月17日致电在莫斯科的毛泽东：
美、荷、法兵营已征用，英国兵营因已发生外交关系，拟待英代办来北京后用谈判办法要他们让出，如不让，那时再征用之。
英国总领事“管闲事”，碰了一个客气的硬钉子
北京的冬日天亮得很迟，大约这几个有关国家的领事昨晚都没法安睡。1月7日一大早，天还没有全亮，他们都已经心事重重地云集在原美国领事馆的会客室里碰头，参加由美国总领事柯乐布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
与会的除柯乐布外，有英国总领事包士敦、法国总领事伯亚乐、比利时总领事马兰阁、意大利总领事梅尔凯和荷兰总领事费渊。
柯乐布充当领头羊的角色，故作镇定，给大家打气说，希望众领事务必采取一致行动，抵制军管会的命令。但是，在座的同行们都信心不足，情绪甚为沮丧，对柯乐布的提议反应消极。其中有人还底气不足、不伦不类地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们到底在人家的地盘上。”
包士敦只是礼貌式地来开会，坐了片刻则以英方没有接到军管会正式通知为借口，就提前告辞走了。
他们还在密谋对策时，军管会又向美、法、荷、德四国原领事馆发出五○七号命令，命令四国原领事馆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向军管会腾交前美、法、荷兵营，不得延误。
1月8日，柯乐布再次打电话请各位去开会研商对五○七号命令的谋略。但只有法、意两国原领事来参加，其他的人不予置理。
两次开会，说是一起商量对策，实际上都是柯乐布要求别人都按他的意见统一行动。会后，柯乐布就紧急行动，起草了一封致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这封信无非重申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的第七条条文，说美国政府有使用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权利；并说此项权利业经 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国民政府所签的条约予以重申，因而要求北京军管会“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权利之行动”。
他匆匆忙忙写好此信后，看了一遍，又觉得写给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合适，就又将致信聂荣臻修改为周恩来外长。
1月9日清早，柯乐布就将此信送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外事处收到这封信后，指出中美间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布作为普通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表明态度，就将他的这封信退了回去。这使他大失颜面。
柯乐布当然不甘心，经请示了美国国务院后，再写了一封信函，电请国务院让正在进行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人出面帮忙接洽，递交此信函。伦敦方面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以后，答应指示其驻北京的总领事包士敦出面从中斡旋，转交柯乐布的信函。
在北京市军管会布告所限定的7天的最后一天，也即1月13日，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应包士敦的请求，当日下午在外交部会客室与其会晤。包士敦请求见面的理由是谈有关建交的事宜，见面坐定之后，先只谈了与中英建交谈判的几个小事情，然后再露出了真实目的，事先声明说：“我是受英国政府之命，在一个问题上做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做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含义。”
他说罢，就将柯乐布的信函呈递给宦乡。趁着宦乡正在拆信的时机，他又接着使用典型的外交辞令表达意思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对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是希望中国政府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并无加以忽视之意思。”
宦乡一听就明白，不等阅信，即说：“包士敦先生，我必须向你指出：军管会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去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进。”
宦乡说至此，就先将柯乐布的信函稍作过目，接着说道：“你也该知道，柯乐布只是居住在北京的一个普通侨民，我们不承认他有任何资格和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来作发言。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又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所以，对柯乐布代表美国政府托你转来的表达美国意见的这封公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有当面退回的权利。我之所以不当面退还给你，是因为中英刚开始建立关系，我个人不愿意给你难堪，等一会儿我再叫人退回给你。”
包士敦听了宦乡这番颇有分量的客气话，觉得有点尴尬，连忙说：“感谢宦司长给我个人的这种优待。”
告辞出来，从外交部乘车驶回东交民巷的路上，包士敦越想心情越是沉重。宦乡尽管没有挑明，他也从话语中听出来了：别说是美国兵营，就是英国兵营迟早也要交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半年多以前长江上的“紫石英”号英舰受炮击的事件，已经显示了中国新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决心异常坚定。看来，英国方面对此决心没有足够的估计。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在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