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南迁至广州后不久，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3月中，何应钦电召傅秉常回广州谈话，打算任命其为外交部长。傅秉常内心觉得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因而坚辞不就，表面推托的理由是自己对美英等国家不甚熟悉，且无声望。何应钦也无可奈何。傅秉常对何应钦要求说，他出使苏联已满两届六年，而且长期担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领袖大使，一旦中共新政权诞生，苏联首先承认当是毋庸置疑，他想借此下台，回莫斯科辞行，“以保全颜面”。何应钦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
傅秉常经巴黎回到莫斯科没几天，消息传来，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占领南京，傅秉常在莫斯科就更坐不住了。
5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外交场合，他听见几个东欧国家的驻苏使节在聊天，向往着最好下一个任期能到中国去当大使，可以领略一下东方古国的神秘文化。他听得心里忐忑不安，就端着酒杯去问美国驻苏大使：“共军过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后，你说斯大林会不会承认毛共政权？”
美国大使很理解与同情这位国民党大使同行，但因为国务院已经打招呼，美国正在调整对华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对傅秉常安慰说：“傅大使，据我所知，目前中共只在东北、华北建有地方政府，中共连国家政权都还没有建立，现在要谈外国承认他们的问题，我认为为时尚早！”
傅秉常又问：“我不明白，为什么贵国的司徒雷登大使不随国府南迁广州，还留在中共占据的南京？”
美国大使先是有点尴尬，很快便狡辩搪塞说：“司徒老先生上了年纪，忍受不了广州漫长而炎热难耐的夏天；另外，他留在南京，无非是盼望国军早日打回南京来嘛。”
傅秉常听了，只得苦笑而已。
5月下旬初的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听说傅秉常以“任期届满”欲辞行的理由要求见面，很快就安排了会见。两人本来在莫斯科就来往不少，彼此很熟悉，但对苏联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前景，各自都心照不宣。维辛斯基不提谁来继任，傅秉常也不谈后事，两人只是谈了一下在莫斯科所建立的私人友谊，维辛斯基送了自己刚出版的英文版外交著作给傅作纪念。傅秉常特别告诉维辛斯基，自己将告别政界，寓居巴黎，且将在美丽的巴黎市郊物色一个住处，想过一下安闲的日子，到时将好好读一读你送我的著作。言外之意，是想表明他不愿意再追随国民党政权了。
5月30日，就在傅秉常离开苏联到达巴黎这天，苏联政府宣布从广州召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这个馆内已经没有几个人员了。
10月4日，周恩来给在莫斯科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的戈宝权电发指示，命他立即前往接收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并向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代办发布命令。戈宝权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即于10月7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葛罗米柯副外长，向苏联方面通报了周恩来外长的指示内容。随后，戈宝权即前往克鲁泡特金巷13号。
戈宝权到达后，即将原大使馆的有关人员集中在会客厅里，宣读了周恩来外长向原国民政府驻苏代办所发的电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取得苏联政府的承认，苏联与广州阎锡山政府已经断绝外交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派遣大使来莫斯科，并将派领事至苏联各地，接管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你及原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和驻苏各地领事馆的一切工作人员，必须负责保管中国大使馆与各领事馆的档案、文件和一切财产，安心听候接管。为了祖国的利益，我认为你应当这样做。如有破坏和迁移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应当追究责任，并予以法办。中央人民政府现已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参赞，并兼临时代办，并责成戈宝权代办即日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洽商保管和接收事宜。我希望你及原大使馆的人员，对此电令立即答复，并告如何执行此电令的意见。
宣读过后，原大使馆人员将院子里升着的青天白日旗降下来，就作鸟兽散了。
戈宝权即将馆址接收过来，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筹建工作。戈宝权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东西。傅秉常等人走时，没有留下什么文件，只留下了各种资料、书籍、用品等。戈宝权、徐介藩等对此进行了清理工作。有古色古香的沙俄时代的沙发，沙发扶手上雕着花，镶了金；也有中国古代的红木镶大理石坐椅和圆桌，但里面的书房、卧室与卫生间却是最新潮、现代的。
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同时，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
10月30日清晨，刚刚乘长途列车赶到莫斯科的王稼祥大使，顾不上旅途劳累，在寒冷的瑟瑟晨风中，立即在大使馆院子里举行了升旗仪式。这是一个庄严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这是鲜艳的五星红旗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异国首都上空正式升起。
同社会主义国家不需经过谈判，即可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刚诞生就获得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和热烈支持。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先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形成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外交部里一派繁忙景象。
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部长先后致电周恩来外交部长，代表各自的国家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断绝了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愿意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或副部长是：
10月3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波普托默夫；
10月3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安娜·波克；
10月4日，匈牙利外交部长格莱·古拉；
10月4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
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代理外交部长威廉·西罗基；
10月5日，波兰外交部副部长斯达尼斯拉夫·莱西斯基；
10月6日，蒙古总理兼外交部长觉尔巴桑；
10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窦丁格尔；
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恩维尔·霍查。
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外长的来电情况，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承认新中国并断绝跟国民党残余政权关系的，不需要进行建交谈判，即可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外长频频复电，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立即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
卷九 北京铁腕行动：“打扫干净屋子”
东交民巷是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该根治的时候了/ 美国佬出头，召集西方各国领事紧急会议/ 为什么原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又揭下来了？/ 英国总领事“管闲事”，碰了一个客气的硬钉子
［1950年1月6日-14日，北京］
东交民巷是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该根治的时候了
东交民巷，曾经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象征。
在北洋政府时代，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领馆照样享受各种特权。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各国驻华使馆随即南迁。东交民巷的使馆大多改为领事馆，但其中的美国兵营、英国兵营、比利时兵营、意大利兵营、法国兵营、荷兰兵营、德国兵营、日本兵营等兵营依旧用种种借口和方式保留了下来。有的兵营虽然不再驻兵，但却将土地非法出租，谋取利益。本来，旧沙俄兵营驻有步骑兵100多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苏联驻华使馆先是将兵营改为民房出租，称为“苏联大院”，后来又改为苏联外交官宿舍。
1941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同美、英进行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及治外法权的交涉，但进展不大。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一方面看到战局进入最艰难时期，另一方面看到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位置的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中国举国上下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美、英经磋商后，迫不得已于1942年10月9日同时宣布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
但美、英两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迟迟不愿完全放弃其在华的特权。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除了将战败国日本、意大利的兵营收回之外，其他兵营照旧在外国人手里。国民党政府名义上在北平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使馆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名义上是要接收使领馆区的管理，实际上却软弱至极，不敢触及美、英等帝国主义的特权。
到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时候，东交民巷的各兵营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中，这个领事馆区仍然是国中之国。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就不难理解，在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北平入城式的时候，毛泽东要特别批准让我们威武的军队游行穿过东交民巷。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场面曾使忍受过旧社会的屈辱的老北平人，至今每每想起人民军队的坦克隆隆驶过东交民巷的情景，都还会热血沸腾……
叶剑英在人民政协会后南下，由聂荣臻出任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在部署执行毛泽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特权和影响时，聂荣臻就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中央人民政府组建基本就绪，毛泽东出访苏联谈判废除旧的国民党时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基本成为定局的时候，就立即开始清理过去时代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各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了！
1950年新年刚开始，1月2日深夜毛泽东连续从莫斯科给中央发来两封电报，通告取得了与苏联签订新条约的重要进展。
1月6日，中央按既定的部署，开始实施“打扫”东交民巷的行动：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征用美、英、法、荷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兵营。具体行动由北京市军管会出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管理科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联合负责。
征用兵营行动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已经在1949年11-12月间完成。
这些西方帝国仍然占据的兵营概况如下：
美国兵营原为清朝的四夷馆和东城察院，与原美国总领事馆紧相邻，占地三十多亩。建营之初，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约150名。在美国的有关记载里，记述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00年八国联军冲进北京的战斗中如何“勇敢”地通过玉带河的水闸冲进了内城。二次大战中，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参战以后，日本人查封占用了美国兵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遭到日本人囚禁。抗战胜利后，本来美国兵营应该从日本人的占据下回到中国人手里；可是，美国兵卷土重来，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不敢据理力争。1947年初，随着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军调部撤销，这年3月间，驻在这个兵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撤走了。美国兵撤走后，美国领事馆的一部分搬进了兵营办公。
台基厂三条街北面约三十亩地全是法国兵营。在中国“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前夕，法国尚有700多名士兵驻在这里，后来逐步撤往越南。1947年法国人又回到这个兵营来，办了一个“汉学研究院”，没有什么汉学活动，主要是要占住这块地皮。
德国兵营建于庚子后，在东交民巷东头，原系广成木厂和附近的民房地基，占地比美、法兵营略小。一次大战德国战败，被迫将兵营的一部分让给了荷兰，其余部分办起了一所德语学校。
英国兵营北对长安街、西对兵部街，筑有高墙堡垒炮台。
1950年1月6日下午，北京市军管会所在的东交民巷的御河桥二号院内，在环境幽雅的北楼里，会议厅里正在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这是军管会召开的对征用兵营行动的最后部署会议。与会的人员都佩戴有红五星的军管会证章，脸上都透着临战前的严肃与兴奋，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将由他们亲手执行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这次爱国行动。
对此行动，军管会主任聂荣臻曾经说过：
现在既不是清朝时代的中国，也不是仰承美国鼻息予取予求的国民党卖国贼统治的中国，而是握有充分独立主权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为非为恶攫取侵略特权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他们在梦中去回味过去那段甜蜜的日子吧。我们只有义务来执行中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却决无义务来执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
这次开会的地点是颇有意思的。开会所在的楼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是日本驻中国的总领事馆，它的南邻是日本兵营，北邻是意大利兵营。据说，一次大战后，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的卖国“二十一条”就是在这座北楼签字的。北平解放前，傅作义曾将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一度设在这里。
会上制定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即分成四个小组，每组四个人，两个人负责交涉，一个交涉，一个摄影，先通知对方交出兵营，如果对方拒绝执行的话，即施行强制征用。
下午的会议一结束，行动就开始了！
事后，西方传媒将这次行动称为“北平铁腕行动”。
美国佬出头，召集西方各国领事紧急会议
1月6日上午，邮差送邮包来美国总领事馆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提了意见：“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你们美国人的邮件上怎么还写着寄往‘北平’？你们要通知发件人，打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已经改名为‘北京’，已经不是国民党时代的‘北平’了。要不，今后寄不到，我们就概不负责。”
埃德蒙·柯乐布早就给国务院远东科和负责转寄邮件的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打过招呼了，可是对方仍然顽固地使用“北平”，而不愿使用“北京”。
这天上午，他还得到消息，英国不顾华盛顿方面的阻拦和反对，已经于上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过不多久之后，与他们同在东交民巷的国民党时期的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将会改名称为英国驻北京大使馆。
上午这两件事都使他感到懊丧、恼怒与发冷。
年头下雪之后，融雪的这几天，天气也格外的冷。虽然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里烧的暖气是挺暖和的，客厅里还烧起了壁炉，但柯乐布还是从心里冒出了冷意。他知道，这种从心里感觉到的冷意不是靠室内的暖气能消融的。这种冷意不是冬至、圣诞后，进入中国人说的数九寒天才有的。从去年春节过后解放军进入北平，那用美式的坦克、装甲车、大炮装备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游行队伍，特意威风凛凛、轰轰隆隆地穿过东交民巷，特意从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经过，他就感到一种透心的冷意。
从那天开始，整个的1949年他都感觉到这种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