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我，公开的社会身份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站在讲台上讲着连我自己都不甚明了的理论，俯瞰千奇百怪的学生。他们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我都尽收眼底。他们自作聪明地或者高高地举起笔记本，或者支起一只胳膊，或者拉低头发--来挡住脸，他们掩耳盗铃地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他们脸上的厌倦喜悦或者迷茫，看不见他们偷偷发短信的小动作。我什么都看得见，但我假装看不见，我只顾讲我自己的。我信口开河。我以为他们听不出来我的迷茫，但是他们当然听得出来。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扮演不同的角色，互不打扰又互相理解，各忙各的。我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专栏作家。之所以说是秘密身份，的确是因为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我一直用笔名且不断地变化。单从这件事上看来，我似乎并不想出名而只想躲在面具后面说说我想说的话。那些我在课堂上、在生活里，不能说的话。我经常被一些想法憋得发疯，我太想表达了，但我无从表达。我是个老师，据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虽然我自己的灵魂都一直在四处漂泊，却不得已地背上了这样的盛名。为了当一名合格的工程师，我只好照本宣科，说着连我自己都不甚明了的话。但我这个工程师终究还是不合格的，因为我老有着跟教材上大不相同的想法。我为此而深深自责。我经常想，如果我的学生和我身边的同事，知道那些挺激进、直接指向教材的观点竟然出自我的大脑，他们会不会被吓一跳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被欺骗了，从而义愤填膺地要求将我开除出灵魂工程师的队伍呢？有这种想法人的配不上这个光荣的称呼。会不会呢？我经常琢磨这件事。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不想冒那个险，所以我若无其事地严格保密。看着报纸上稀奇古怪的笔名，想到那其实就是我，不由得暗乐不已。欺骗了全世界的感觉很不错。这大概是我力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最激烈的反抗了。这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精神分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挺高兴。
我既有一个公开身份保障物质生活，又有一个秘密身份保障精神生活，还有比这更充实的生活吗？我还有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身份，我是一个未婚妈妈。之所以说半公开半秘密，是因为很多人都被我给搞糊涂了。他们认为我不可能既当了未婚妈妈又大摇大摆。所以他们判断此事背后必有秘密，绝对不是像我所说的那么简单。他们认为是我一个人生活得太寂寞收养了一个孩子，怕孩子长大了知道身世后回去寻找亲生父母，故而现在就打埋伏散布舆论说是自己亲生的；也有人说这孩子其实是我的某个表姐超生的，该表姐为逃避开除公职的处分所以把孩子送到了我这里。也有人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只不过因为性情古怪所以刚一结婚男方就后了悔，毫不留情地把已有孕在身的我无情抛弃。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不肯相信我的那句大实话：喜羊羊是我生的，我没结婚。他爸爸是谁并不重要。他们不愿意相信身边有一个大摇大摆的未婚妈妈的事实。就像他们从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生活得那么保守那么平淡那么勉强，那么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活着。连毛毛雨都不相信。
他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再度给我发短信，说他认为喜羊羊根本不是我生的。他仔细回忆过我的一点一滴，尤其是身体细节，他认为我没生过孩子。我很想问他：你到底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生了一个喜羊羊呢？是惧怕责任还是想摆脱内疚。或者你不希望知道我的内心竟然如此坚硬，我这个貌似平凡的剩女竟如此与众不同--如果真的是这样，会让你自卑和胆怯，觉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或者仍然是那个古老的命题，你没有遇上过处女也就罢了，你实在不想那么走背运，遇上的竟然还是个孩子妈。但我只是懒洋洋地回短信说：“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应对所有质疑的标准答案。相当有效。一旦把决定权交给他们自己，他们马上就迷茫。我喜欢看到别人的迷茫。我问毛毛雨现在在哪儿，我要把当初他写的那个借条给他寄回去。我告诉他，不管喜羊羊是不是我生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喜羊羊永远只是我自己的。但他却不肯说他在哪儿。他很文艺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我说：“好啊，希望不要等到我当了老祖母的那一天。“我撕碎借条，很文艺地撒向空中，看它如几片灰暗的雪花迎风飘散。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