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1946年6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
1942年在日本胁迫下签字发行的纸币，成为汇丰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摩尔斯离开伦敦前，曾与英国殖民部谈过这笔约1.19亿港元【约750万英镑】的“迫签纸币”，汇丰银行决定承付全部非法纸币。汇丰认为，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银行信誉。
汇丰银行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与另一家在上海起家的跨国金融企业--美国国际集团处理上海旧保单事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1995年，一位“老上海”从箱底拿出新中国成立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赔付。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予理赔。虽然友邦现在的广告词说自己是“世界保险巨擘，源自中国”，但它此时则宣称：现在的友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金融保险业是经营信用与风险的企业。这个事件一经上海滩的媒体报道出来，不管法理如何，在人情事理上，人们已经认定友邦不负责任。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挽回其在上海的信誉损失及重建信誉至少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内，原本在上海的业务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友邦保险，一下被同行超越。
汇丰银行这笔约1.19亿港元“迫签纸币”，汇丰在法理上或许同样可以不予承担，但它负起责任予以承付，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摩尔斯回到香港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摩尔斯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使它们重整旗鼓，同时对新的行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据香港金融学家饶余庆研究：汇丰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从而助飞了香港的工业化，也发展壮大了自己。
1946年3月，汇丰恢复发行钞票。在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在战后几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壮大起来。然而，中国时局的发展在汇丰看来，则似乎越来越前景暗淡。
总额约1.19亿港元的“迫签纸币”中，约4700万港元原是汇丰的欠债，真正的“迫签纸币”总额为7200万港元左右。
Y.C.Jao：“Financing Hongkong's Early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The Role of the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King， Frank H. H. Eastern Bankin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mbridge ：The Athlone Press， 1983，p.545～574.
9 难忘中国：从业务恢复到全线撤离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满怀希望，希望从此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初生的大国的气象已经开始显现：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众多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成为联合国的发起者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一样，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振兴的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外敌一旦消失，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又剑拔弩张起来。虽然战后双方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私下却都在作着战争的准备。就在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之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彻底破裂，中国的内战再次爆发。
对于汇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重返上海就像重返香港一样自然，虽然香港依然回到了英国的手中，而上海的一切主权已经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国人也不再拥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毕竟是汇丰最主要的经营地。摩尔斯一边积极恢复汇丰在中国各地的营业机构，一边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
1947年8月28日，摩尔斯在股东年会上汇报了汇丰的整体经营状况。他宣布，汇丰银行的资产已经从1940年的7700万英镑上升到了1.27亿英镑；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将首次付给股息，每股3英镑；在中国自长城以南的所有分行，除个别外已全部复业；虽然在日本还没有重新设立分行，但已经在马来亚设立了一家新的分行，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设立了3家分行。总的说来，汇丰银行的网络基本恢复起来，正在营业的分支行【包括经理处】已经达到了39处。
整体业绩令人鼓舞，但中国的时局不容乐观。摩尔斯接着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担忧地注视着过去3年中那里的发展趋势。”但是摩尔斯依然满怀希望：“我特别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已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在中国首都南京新设立一家分行。在那里，我们可以更紧密地接触到那个国家的一切发展，并在机会到来时提供我们的服务。我相信，当中国目前的内部骚乱过去之后，那是会到来的。”
1947年对中国局势还表现出些许乐观的汇丰银行，在1948年到来时已经转为悲观。在1948年8月5日举行的汇丰股东年会上，摩尔斯喜忧参半。汇丰银行的经营继续向好，盈利达到1650万港元【较上一年增加700万港元】，每股股息也从3英镑增加到了5英镑；营业机构增加到了46个。除婆罗洲和马来亚新开的分行之外，日本横滨与神户分行重新开业，大阪分行也首次营业；香港的工业化正在奋进，几家新棉纺织厂正在兴建，到该年年底时将有5万纱锭装置就绪。然而，中国内战的战火已经从东北和华北蔓延到了长江三角洲。在摩尔斯看来，中国前途暗淡。
当1949年3月摩尔斯再次向股东致辞时，他已经看清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资本家开始纷纷移居香港，国民党高官则举家迁往台湾，南京和上海已经危如累卵。
摩尔斯说：“对目前的局势进行掩饰是愚蠢的。诚然，从远至人们记忆所及的时候起，中国一直为内部骚乱困扰，但其国际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进出口市场虽有波动，却并非无利可图，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也一直有获利的可能。可是现在笼罩着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烈火，对外国商人来说，可能比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业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存在着更为不祥之兆。我的看法是：一切在中国经营对外贸易的人，都应在未来的岁月中准备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应在没有指导性先例的情况下调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这种局势。”
摩尔斯的看法没错。1949年，中国共产党摧枯拉朽，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千里长江发动渡江战役；5月，共产党进入上海；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上海滩上的一些企业家们给中国共产党打分时曾嘲讽地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经济管理上则是个零蛋。但是，话语权已经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上。
中国的确已经改天换地。上海滩的赌场、妓院、烟馆、舞厅的霓虹灯不再闪烁，外国人的急剧减少也改变着这座大城市的面貌，俭朴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豪奢的沙逊大厦已经入不敷出，因为即使有钱的资本家和富商也没有人愿意再来这里作冒险的享受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正在改变一切。
1950年3月，当摩尔斯再一次向股东致辞时说道：“汇丰银行盈利比上年大得多，同额股息将照旧发放。灾难性的变化尚未发生，大陆处于骚乱中这一事实促使更多的贸易转到香港，很多原由上海经营的生意已到这里来了。可是当共产党政权开始走上轨道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摩尔斯表示，只要中国内地还存在着某种做生意的可能性，汇丰就不会从中国撤销机构。
但是，在新中国的新体制下，上海、天津等此前作为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急剧减退。它们既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各种安排，又很少与周边省份作金融、商贸及人口的交流。同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许多在华外国公司生意萧条，外资银行也因对外贸易萧条金融业务量大为减少，英资企业开始陆续撤离中国。
当1953年摩尔斯卸任时，汇丰在中国的营业前景已经越来越暗淡。1953年2月，中国政府规定，将国民党时期以来的个人存款按照核定比率重新定值，使每个存户按一定比例提取存款。
3月1日，特纳接替摩尔斯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此时，汇丰在中国的一些分行已经先后停业。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头等分行还开着，但业务实际上也已陷于停顿。为了维持这几个分行，汇丰银行每年得给它们汇去约250万港元。只出不进，这不是汇丰打的算盘。对资金的不断消耗，必须予以制止。这正是新上任的特纳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纳提出：交出汇丰在华的全部资产，以换取勾销一切应付之款，包括让英籍职员离境和资遣当地职工。特纳与中国政府的讨价还价，从1954年汕头与天津两分行关闭时起，一直进行到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才告结束。
1955年4月，汇丰银行与中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财产，包括它在上海的那栋大楼，交给中国政府，以抵历史拖欠的税款等项。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租用别的房屋继续营业，从事一些小额汇款和出口押汇等常规业务活动，英籍职员在有人前来接替的情况下，可领取离境签证。
在与中国方面就转让进行谈判前，汇丰上海大班姚克绍来到汇丰银行大楼前，徘徊良久。后来他谈及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注视着我们的银行大楼，回忆起昔日的声势时，一想到明天将与中方进行的会见，不禁黯然神伤。”
同年，上海市人委机关【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迁入，这栋大楼于是一变而成为人民政府权力的象征。
相较于其他在香港起家并依托中国内地发展壮大的英资财团，汇丰银行是最后办完离开中国内地手续的。太平洋战争使英资财团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逾百年的苦心经营惨遭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怡和、太古等英资大财团与汇丰一道重返香港，并迅速恢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这一时期，上海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英资企业与银行再难重现往日的辉煌。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的取胜，时局剧变，这些“帝国主义企业”重整山河的企望更是化为泡影，无可奈何之下纷纷部署撤退到香港。1953年，太古集团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结束了在中国的全部业务；1954年，英国在华最大洋行怡和关闭了它在内地的全部办事处；1955年，汇丰永久地搬出了外滩12号大楼，仅象征性地在上海留有一家营业机构，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全部关闭。
King ，Frank H H with Catherine E. King and David J.S.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1941 ～198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73～411.
汇丰没有完全撤离大陆。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汇丰曾有过撤离中国的打算。“文革”开始后，汇丰在上海的业务受到影响、利润非常少。1968年7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工商局提出停业申请，但给出的停业原因和理由不很明确，最后不了了之。1971年3月，汇丰总行再次提出上海分行歇业，而且通过外交途径在伦敦和北京提请中国外交部注意。歇业理由是业务量太小，且其上海外籍员工在生活待遇方面不如法国和巴基斯坦等国航空公司的员工，比如不能像法国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员工那样可以去友谊商店购物。因此，汇丰的停业问题成为两国外交交涉的事件。中国方面调查后发现，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确实明显萎缩、利润很少，因此在允许的范围内放宽其业务，利润有所提高，并允许其纳税后纯利汇出。同时，其外籍人员也可以享受法航和巴航驻上海人员的待遇。这样，汇丰再未要求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