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汇丰获取了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参与到政府的一些金融核心事务中。此前的币制改革中，汇丰银行在操控汇价方面虽然遭到削弱，但是汇丰大班祁礼宾的心情并未抑郁。币制改革成功，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符合汇丰的利益。这样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汇丰，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赚取更多利润。因此，除了对新纸币的发行给予帮助外，汇丰银行还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一些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款项，只是后来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被侵华日军毁坏或占有。战时对国民政府的帮助与协作，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不停搬迁，银行工作人员颠沛流离。但是，坐在香港新建成的汇丰总部大楼里的祁礼宾则异常沉着，汇丰连续几年的业绩也在平稳中继续向前迈进【表4-1】。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未发警告即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了袭击，也未发警告而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英国人在上海和香港的美好时光结束了。
哈瑞特·萨金特著，张和声译：上海的英国人，载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9页。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405页。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564～568页。
5 香港沦陷与汇丰“迁都”
在远东局势里，中国的危局有可能导致香港沦陷。对此，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考虑，如果汇丰总行不得不从香港迁往伦敦，那么伦敦分行的领导班子就应该提前加强，因此他派了能干的摩尔斯在1940年6月抵达伦敦，与即将退休的巴恩斯及戴维斯联合担任伦敦分行经理之职，以便在后两人离职时接任。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摩尔斯已经在伦敦单独扛起了重担。
但祁礼宾没有想到香港会直接遭到袭击，而且是如此之快。1941年12月4日，当祁礼宾获悉日本在香港新界边境集结军队时，他意识到香港的防卫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因此迅速作出迁行的准备。祁礼宾决定将总行迁往新加坡，并迅速行动起来，使这一转移合法化。
汇丰银行此时的新加坡分行，是除上海分行以外最重要的分行。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贮存锡和橡胶物资以应付世界局势中日益增加的危机，而使这里一度格外繁荣。同时，英国在此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故此战略上极其重要。祁礼宾认为，新加坡是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4天后日军就开始袭击香港，将银行总部迁往新加坡为时已晚。最终他连价值1.19亿港元没有签字的汇丰纸币也没来得及带走，更没有时间来把它们销毁。好在他原先为以防万一而将摩尔斯放在伦敦的计划，日后起到了拯救汇丰的作用。
12月13日，日军已经占领香港的新界和九龙，下一步是渡海进攻香港岛。这一天，摩尔斯收到英国殖民部发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转述了从祁礼宾那里接到的来电：“祁礼宾明确地要求准备一项枢密院命令，宣布将汇丰银行总行迁到伦敦，并委托你代理正经理，这两件事都系临时措施。祁礼宾希望只在香港沦入敌军之手时才颁发此项命令。”
祁礼宾要求只是当香港沦陷于敌军之手时才将管理权暂移伦敦，但汇丰伦敦方面认为，让管理权留存香港直至沦陷太过危险，因为这样将会使汇丰银行遭到冻结，特别是在美国。因此，祁礼宾的来电内容并没有被执行，英国殖民部召开会议决定，授权摩尔斯立即接管汇丰管理权。同时，颁发枢密院命令一事也被搁置，而是以殖民部颁发的授权书为准，枢密院命令留待以后方便时颁发。
12月16日，摩尔斯电告所有分支行：汇丰总行现在伦敦，“非经此间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
12月18日，摩尔斯写信给祁礼宾告知实情，并解释延迟至香港真正沦陷后才采取行动毫不安全。
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在香港沦陷三天前，摩尔斯撰写备忘录，再次解释了自己接管汇丰银行大权时的有关情况。“英格兰银行总裁亟盼我能迅速采取行动，以免我们在美国有被冻结的危险。就是这些简单直率的事实导致了我谮越接管大权。”
就这样，汇丰总行迁至伦敦。摩尔斯在伦敦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同时首次担任汇丰银行主席。
此时，日本人已侵夺了汇丰银行的绝大部分业务。在固若金汤的汇丰银行上海大楼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在自由出入；在巍峨高耸的香港总行大厦里，同样是日本太阳旗高悬，同样是日本人在看管。汇丰银行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30多个分行的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在整个汇丰架构中不起核心作用的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纽约、旧金山等分行各自在经营着。不过，中国在继续抗战，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也还有机会。况且，汇丰银行有着庞大的准备金，依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6 集中营与大班之死
香港沦陷后不久，日本当局命令对汇丰银行展开清理，并勒令其职员协助。接收清理的是横滨正金银行，他们要求汇丰职员交出全部账目清单。祁礼宾和较高级的职员被日本方面安排在一家名为“升华旅馆”的客栈里。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1943年。在他们住在这家旅馆的18个月中，其余职员则被关在5英里外港岛南面的赤柱集中营内。
清理开始后，日本人在汇丰银行金库中发现一批约值1.19亿港元尚未发行的钞票。祁礼宾等被胁迫在这些未经签字的钞票上签字画押。一个多亿港元的钞票一经签字，日本人立即将它们发行。这批“迫签纸币”后来成为汇丰银行战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祁礼宾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被迫帮助日本人一道清理有关的银行事务。然而，他们并不都甘于忍受，两名高级职员芬尼克和莫里逊，便在1942年10月中旬设法逃出。
莫里逊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历险记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出逃的经过：1942年10月18日晚6点半，他们设法避开警卫，走出升华旅馆，乘电车到达北角。在那里，一艘正在等候的船带他们到达对岸的九龙，在一个罗姓中国军人的引导下，启程前往蒋介石政府所辖地区。在中国游击队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日占区，直至进入桂林。在那里，他们收到了已获悉他们出逃消息的摩尔斯的贺电。之后，他们从桂林飞往重庆，再从那里飞越驼峰到达印度。4个月后，即1943年2月18日，摩尔斯写信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和莫里逊到达伦敦，并已告诉他有关被拘留的香港职工的一切情况。
在升华旅馆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们还设法弄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因为大部分职员及其家属被拘留在赤柱集中营内，无法与外界接触。这笔钱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补充生活必需品。时任汇丰香港出纳主任的爱德华【S.W.P.Perry-Aldworth】后来回忆说：“一部分相当可观的钱是从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那里募来的。我相信总数约有港币200万元。”
如何偷偷把钱送进赤柱集中营是一个问题，因为要送达的东西必须向日本人申报。不过，他们总会想到办法。就这样，祁礼宾和他的助手们时时接济被关押在赤柱集中营内的汇丰职员及其家属。
不幸的是，1943年2月，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当祁礼宾得知日本人已就他们如何弄到这笔钱正对汇丰职员塔尔博特医生展开侦询时，作为一行之长，他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找外事部的头目小田解释。
2月23日，在另一职员史去非【E.P.Streatfield】的陪同下，祁礼宾见到了小田。他对小田说，一些中国的同情者和几个美国人给了他这笔钱，于是他请塔尔博特医生去将钱分给汇丰银行的被拘留者。史去非事后写道：小田在训了我们一顿之后说，这是一个严重事件。
3月17日，祁礼宾和史去非被带到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直至3月24日。之后，他们被关进牢房。20天后，被拉到与赤柱集中营邻近的赤柱监狱，等候审判。史去非写道：1943年6月30日，我们“【早晨】八时从囚监中提出，给吃了一碗米饭，用手铐铐在一起，由日本和印度卫兵押送，用一辆装盖小卡车载到香港的最高法院”。
判决书下来了，他们被判处3个月徒刑，并被派去做花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过着如此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用说心灵所遭受的折磨，62岁的祁礼宾终于支撑不住，于8月21日因病去世。一年后，汇丰银行候任继位人、在狱中的汇丰银行第二把手艾文逊也因营养不良死去。
7 重庆分行建立与复业前准备
正义终将胜利。在香港沦陷半年后，即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美军重创；1943年年中，被吹嘘为不可战胜的驻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也被悉数歼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象已经显而易见。
中国军队在中国主战场上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下，残暴的日军锐气尽失，等待他们的是失败和被历史审判的命运。
在伦敦，摩尔斯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通过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在中国的众多分行关门歇业后，摩尔斯着手考虑在“陪都”重庆开设分行的问题。他与汇丰银行的政治顾问、英国驻重庆大使馆财务顾问卡瑟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还在1942年5月，卡瑟斯就在一封给摩尔斯的信中写道：“应该作出计划，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汇丰银行能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超越同业。看来汇丰银行未来的责任将大大地落在你的肩上。很多从集中营出来的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多大用处，年老的则不想再干了。所以，即使在战后，很可能管理的责任仍将落在你的身上。”
1943年初，摩尔斯已经作出在重庆开设分行的决定，并派穆瑞前去筹备。不久之后，由葛雷接替。一年后的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尔斯汇报了重庆分行一年来的营业状况。其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们开立账户，存款共800万元；其他如外汇业务则是空白。
重庆分行的业务虽然无甚可称道之处，但它对汇丰银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摩尔斯着眼的是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
1944年6月8日，摩尔斯在伦敦召开的全体股东年会上，作了汇丰银行在战争时期有关情况的回顾性报告。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19名英国职员丧生，25名落入敌手，137名在皇家军队服役。银行盈利21.6万英镑，虽然比战前大幅减少，但也还差强人意。摩尔斯说：“我的首要责任是把我们控制下的流动资产保持无缺，它的数字是颇为庞大的。”此外，“把我们的机构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即一旦情况允许在远东恢复贸易时，我们将处于尽快可以复业的地位。”为此，他建议把全部盈利转到准备金中去，不付股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布无条件投降。摩尔斯立即派1942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关情况写出报告。9月9日，芬尼克到达香港。16日，他给上司写信报告了香港的最新情况：“职员们的健康情况比预料的好，但他们不具备担任艰辛工作的条件，必须在一两个月内予以接替。葡萄牙籍职员101人，战争期间大多留住澳门，像188个中国籍职员一样，立刻回来工作。汇丰银行的情况超出一切预料，把银行重建成原样，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档案账目实际上是完整的，大厦建筑丝毫无损，职工们为了使办公室能够重新使用，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事情整顿出来。”
芬尼克接着说，他将向被军方抓起来的日本清理官中的两人调查有关受胁迫而发行的钞票一事。“情况处处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好。我们在国内听到的那种关于遭到破坏的传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第二年，摩尔斯将汇丰总行迁回香港。
8 香港光复与汇丰重建
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然而，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德国、日本沦为被管制的国家，英国、法国也已失去往昔的辉煌。东方格局也已经改变：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英国的一系列殖民地走向独立。中国时局也已经改变：国民政府重新回到首都南京，但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民心，其民望与势力急速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