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1942年】，尽管蒋介石仍立足于重庆，但日本已席卷从菲律宾到缅甸的东南亚。汇丰银行眼看着它在远东的全部财产化为乌有。
--【英】毛里斯·柯立斯
到1952年4月，英国在华企业的大部分已经表达了要停止运营的意图。与他们竭尽全力扩展在华商贸活动的传统方式相反，英国资本现在正在尽各种努力从那个遥远而又不平静的土地上撤退。
--【以色列】谢艾伦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没有谁比祁礼宾受到的耻辱更多。当他在1930年从海因斯手上接过汇丰的帅印时，虽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经偏西，但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在香港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勃勃生机。祁礼宾不仅在香港政经界能量极大，而且曾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然而，在他执掌汇丰逾十年后，1941年的汇丰，不仅中国内地的业务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而几乎全部停顿，香港及东南亚主要经营地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于日军之手，祁礼宾本人更是沦为阶下囚，随后与原先圈定的汇丰接班人相继含恨去世。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也没有谁比摩尔斯更幸运又更失落。当汇丰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指定于他人时，他却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将汇丰的帅印握在了手中。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汇丰终于重新恢复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业务。然而，摩尔斯也同样承受着汇丰的大起大落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当他将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在中国积极重建，以期重新构筑其东方金融帝国的大厦时，历史的风云再次变换。一个雄心勃勃的汇丰发展计划，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炮火中逐渐灰飞烟灭。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摩尔斯知道，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不仅此前享有的特权将不复存在，连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变得不可能了。1955年，当汇丰这个“被监押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角落里仅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营业机构时，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已经全部关闭。
1 汇丰新总部大楼横空出世
靠信用和信誉生存和发展的银行业，也许最需要一种能直接感受到的力量来树立起它的权威与信任。因此，坚固、显赫的银行大楼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体矗立于世界各地。在继帝王宫殿与陵寝、宗教教堂与庙宇之后，银行大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建筑物。无论行走在纽约、香港，还是漫步于伦敦、东京，银行大楼总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而醒目地闯入人们的视野。
1930年，祁礼宾接替海因斯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上任后，汇丰的盈利继续快速增长，金库保险箱里的银元越积越多。
汇丰的目标向来是不仅要做效益最出色的银行，也要建造最气派的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建造的上海汇丰大楼，是当时上海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那高高耸立的圆穹是上海的天际线。而在香港总部，一幢更为壮观的总行大楼也逐渐在祁礼宾的脑海中浮现。
1886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总部大楼，经过约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已经略显陈旧。更重要的是，汇丰银行发展如此之快，当初设计的保险库，如今已经放不下存量越来越多用做储蓄的银币。此外，在1923年落成的上海新银行大楼的映衬下，不仅香港??总部大楼光辉顿失，而且的确已经显得有些寒酸了。
汇丰大楼旁边是获多利街和香港大会堂。要想不放弃皇后大道中1号那俯视维多利亚港的绝佳位置而在原地建造新大楼，就得有更多、更大的地盘。经过与香港政府的商讨与谈判，1933年汇丰成功获得获多利街和半个大会堂的土地。
接下来是盘点和搬运老汇丰大楼金库内的银元。银元是如此之多，盘点并重新包装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才告完成。
万事俱备。一座比上海分行大厦更为壮观的汇丰总部大楼开始动工。
就在1933年汇丰大楼开工建造之时，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企图占领中国的野心，也已经昭然若揭。
战争一旦爆发，对于许多人或者企业来说，他们的命运就会像琴弦或稻草般易折易断。然而，对于汇丰，中国发生的战争似乎每每是它发展的好时机。有英国参与的战争自不必说，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及其带来的影响，促使汇丰银行诞生；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接近天文数字的赔款为汇丰等外国银行高息借款给清政府提供了机会。而1883～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汇丰同样贷给清政府大量高息借款，战后的巨额赔款也毫无例外地由汇丰等外资银行高息贷款提供。
同时，每次战乱的不安定现状与混乱局面，也都为信誉良好和财力雄厚的汇丰提供了更多存款和更多借款的机会。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局、不稳定的社会，上海租界及英殖民地香港常常充当“避难所”的角色。资金与巨富纷纷而来，汇丰这时往往又会成为统管财富的“金库”，充当安全的“保险箱”。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汇丰早已察觉。但汇丰对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将要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商巨贾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和富豪，则陆续涌进香港，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1935年10月，一座比上海汇丰大厦更为壮观的总部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12层、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大楼，既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一带的最高建筑。与十多年前建成的汇丰上海大楼相比，香港总部大楼内部设有更为先进的辐射板式供热系统、中央空调和快速升降机。雄伟的外观加上内在的科技含量，汇丰借此得以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此外，新大楼建立了装有钢架的巨大白银库，以供存放日益增多的白银。不过，就在汇丰总部大楼落成的这一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告别“白银时代”，香港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这些银库的设计又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告别“白银时代”
在汇丰新总部大楼从建造到正式启用期间，中国金融界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金融改革--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前者使长期存在的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现象消失，后者则使中国告别了实行已久的银本位制。
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并行流通，在中国有着一段不短的历史。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给商家和百姓带来的却是诸多不便。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为复杂。而这正是钱庄广泛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兑换正是钱庄的拿手好戏。一个不无夸张的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钱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早在袁世凯时期，社会上就曾多次出现废两改元--废除银两、改为银元的呼声。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并在币制局总裁梁启超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行银元的标准，铸造发行壹圆银元【俗称“袁大头”，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通行全国。以后的北洋政府也曾打算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无奈军阀混战不休、市场混乱不已，加上社会上意见不一，因而并不曾落实到行动上。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当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其业务方针为“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整金融，以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中央银行成立的当月，原由总税务司委托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收入移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3月10日先在上海推行，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同时规定银两、银元间的兑换率。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由于银两的关系，钱庄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废两改元的实行，无异于敲响了钱庄的丧钟。而当国民政府要进行这项改革时，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等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这些外资银行白银持有量大、银两持有多，白银输出的权力又多半掌握在它们手中，一旦改革将失去货币的供给，并削弱其控制钱庄的能力，同时削弱其对国际汇兑业务的控制。
废两改元后，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大的产银国，却是大的用银国。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供求影响，常常随市场波动而涨落，而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造成银价的巨大波动。
在金本位时代，白银成为世界市场的普通商品。全球白银产量增加和白银使用率降低，使银价下跌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原来的用银国印度、越南实行金本位，日本实行金解禁，对黄金需求大增，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成为全球白银使用大国，因而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黄金则大量流出国境，一度出现金贵银贱风潮。
不过，从1933年开始，美国政府颁布《银购入法》和《白银购买法案》，大量进口白银，随即纽约和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扬。于是，大量白银又开始急速流出中国，从而出现延续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
外资银行是运送中国白银出口的主力军。仅1934年8月21日当天，汇丰银行便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从上海运走白银1150万元。史料记载，上海的外资银行1934年1月共存银2.75亿元，到年底仅存银5400万元。不仅如此，更多的白银以走私的方式流出境外。白银大量快速外流，对中国极为不利，通货紧缩日甚一日。银根趋紧，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威胁，白银风潮随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1934年9月，南京政府就美国大肆收购白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提出严正抗议，但美国未予理会。南京政府随后采取加征白银出口平衡税措施，使外售白银者获利微薄，以遏制白银外流。然而，美国银价的继续提升，大规模白银走私出口的洪流依然存在，并未能稳住国内银价。
这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曾与汇丰银行有过密切接触。其中，1934年12月，宋子文曾试图通过汇丰银行从英国得到一笔2000万英镑的借款，以偿还内债及政府到期外债和稳定币值。虽然祁礼宾认为宋子文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但巨额贷款并没有实现。倒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为此，蒋介石曾颁发给祁礼宾和亨奇曼勋章和金表予以表彰。亨奇曼后来写道：“我倒以为，如果我们不予以支持，那就可能发生崩溃，就会使我们损失一笔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
为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外国的联系，着手实施以“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并保持物价水平平稳，促进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币制改革。1935年春夏间，币制改革方案的基本框架确定，国民政府并希望英、美对币制改革施以援手。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下，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支持态度。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来华积极推进了币制改革的设计工作。
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令以财政部“法币政策实施报告”的形式公布。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法定货币】，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设置法币准备金管理委员会；各种银币和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以往使用银元单位的契约文件折算为法币；为维持法币与外币汇率的现状，对外币实行无限制买卖。
法币改革政策宣布后，英、美、日等国政府作出了不同反应。英国在华拥有最多投资和最大商业利益，币制改革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即要求在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金及白银，交予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美国实施的白银政策正在加大对中???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在华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同时暗使花旗、大通银行及美孚等企业把白银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和继续加大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日本，则竭力抨击新币制，打击新法币。
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收回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放于汇丰银行金库。随后银元被装箱运往伦敦售予美国，所售得款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以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币制改革对稳定经济，特别是对民族工业的复苏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法币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在1939年说：“如果这次抗战发生在币制改革之前，那么中国可能稍微提早败亡或者也许忍辱求和。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
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使中国摆脱了白银的束缚，对汇丰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言是一种削弱。不过，币制改革成功，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汇丰的长远利益。
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值改革数日之后，香港政府也行动起来，于11月9日宣布放弃银本位制，在12月6日颁布货币法令。新币值同样以纸币取代银币，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并宣布确认发钞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这样，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的钞票遂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法币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功化解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深而引发的白银风潮。然而，把具有保存价值的白银换成纸币，对于很多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长期失去和平的环境和健全的行政管理，导致钞票最后大幅贬值，百姓手中的纸币越来越“废纸”化了。
3 外滩收尾之作：中银大厦崛起
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了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上海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这种局面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