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出现了西方列强群起瓜分的狂潮。在华夏大地上，到处是列强划分的势力范围和强占的租借地。在列强竞相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汇丰银行作为英国在华经营最为出色的银行，参与到了更多的政治旋涡之中，其中前面提到的与怡和洋行共同组建的???英公司，就是在英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成立和得到发展的。而在清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战争赔款而大举筹借外债时，汇丰银行同样在列强的明争暗斗中分到了一杯羹。
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清朝末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大型战争一个接着一个。战争爆发、借钱打仗、战败赔款、继续借债，成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为此，军费、外债和赔款成了中国近代财政的三项最大支出。有学者统计，三项费用加起来占到了国家总支出的2/3。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自视为天朝大国。然而，在随后短短几十年中，中国国家财政主要收入，像海关税、部分常关税和厘金等的征税权一一被西方列强攫夺。甲午战败之后，本来就可怜的清政府财政更是濒临破产，连田赋和盐课都被用做了向外借债的担保。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偿付日本军费2.3亿两。两亿两的军费规定分8次交清，3000万两则在定约三个月后一次交付。如此巨额的赔款，不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所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同样是空前的。
就当时中国的财力而言，就是拿整个国家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支付赔款也不够，何况时限迫切，条件苛刻，清政府遭遇到的困难之大可以想见。这种局面的出现，给西方列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英、俄、法、德、美等国竞相争夺对清政府的贷款权。通过政治性贷款给清政府，列强既可以通过输出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又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左右中国的财政金融、控制海关，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控制和影响中国。
汇丰银行成为这次争夺战中的最大赢家，在清政府先后于1895年、1896年和1898年三次订立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中，汇丰银行后两次借款都作为主角出现。清政府的对日巨额赔款，一变而为长期的巨额外债。
清政府第一次大借款在1895年5月至7月间进行。经过激烈争夺，俄、法取胜。这使得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大为恼火，然而他们又无可奈何，因为俄、法在干涉日本“还辽”事件中“有功”而享受到了特权。
第二次大借款在1895年8月至1896年3月间进行，由翁同与户部侍郎张荫桓具体负责，一开始便已确定向英、德两国借款。汇丰参与其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同英、德两国草签了借款合同。然而，墨迹未干，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又提出苛刻条件，使谈判陷入僵局。法国于是趁机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再次提供贷款，并且贷款利息可以比英、德低，只是少不了附加条件。美、俄公使也表示愿意借款。这样，英、德、法、美、俄公使为了取得贷款权而不时到总署“咆哮恣意，踵相厮闹”。最后，清政府在1896年3月23日正式同英、德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共借款1600万英镑【合银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在借款未还清前，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仍由英国人担任。
直到这时，一直担心俄国独占鳌头的赫德才长舒了一口气。他在1896年3月致函汇丰银行时说：“我们经历了一段严峻的时刻。我们曾担心俄国和法国会独得这笔借款，那时它们所控制的就不仅仅是关税，而将是整个中国了。”赫德继续说，总理衙门经过一番犹豫后，终于赞成他的看法，并把1600万英镑的借款权给了汇丰，由它联合德华银行合办。赫德写道：“请把这事告知嘉谟伦，还告诉他，熙礼尔在这件事上做得漂亮果敢。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汇丰银行势必会失去这笔业务。”
经过前两次大借款，清政府明显感到不仅吃了息重折扣多的亏，而且还损失了许多主权。对日赔款还有六次，如照此办法年复一年地借下去，损失的权益将会更多。为尽早了结对日赔款，清政府决定在1898年4月之前即三年之内，一次付清剩余赔款。然而在当时，“欲开源而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流亦不能骤节”，因此只得再借外债。光绪皇帝任命李鸿章会同翁同及其他大臣一起，共同负责借款活动。
前两次借款，英、俄、德、法公使为了争当债主，彼此争夺，清政府左右为难，处处吃亏。第三次借款更是争吵不休，列强们将战争恫吓、金钱贿赂、外交讹诈等手段全都用上了。英、俄、法、日公使频繁地出入总理衙门。翁同、张荫桓、李鸿章等人对英、俄等国的外交讹诈和战争恫吓穷于应付。在参与借款谈判的翁同的日记里，尽是苦闷和为难的记载。然而，对于英、俄的金钱贿赂，负责此次借款谈判的诸位要员则人人有染。
最后，汇丰银行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忙和贿赂，以及汇丰银行的熙礼尔、嘉谟伦和杰克逊的努力而获得借款权。1898年2月7日，赫德与熙礼尔等人来到总理衙门，提出借款条件必须以厘金和盐税作抵押。3月1日，借款合同正式签字。
以上两笔贷款，汇丰银行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仅手续费一项即获利32万英镑。
就财政而言，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所借外债已接近还清，财政也渐趋稳定。但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部署海防、筹措军饷而急需巨款，战后又面对巨额赔款，因而只得更大规模地举借外债。从此，中国进一步背上巨额外债的沉重包袱。当下一次更大的赔款来临时，清政府已经离不开汇丰等外国银行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接着八国联军侵华。一场更大的灾难，一次更重的赔款再次压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根据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列强勒索巨额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与1895年中日战争赔款相比，这次赔款要多出将近一倍。清政府财政已经山穷水尽。列强于是胁迫清政府将赔款改为保票【即定期公债券】，交予各国，分39年偿清，年息四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三项财源作担保。这项巨额赔款，实际上又变成了一笔长期的巨额外债。
汇丰银行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汇丰不仅经管着6700万英镑赔款中750英镑的英国份额，还被指定为保管银行。这笔由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拨来存入汇丰银行的款项，由汇丰银行负责监督它们是否按月拨到。由于赔款是延期支付的性质，并不是一次付清，所以对所赔款项还收取四厘的利息。赔款按黄金计算，但以白银支付，由汇丰银行办理金银兑换，这对杰克逊这批金融汇兑专家而言，又可以从中赚取差额。虽然在支付赔款的39年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多变，庚子赔款的执行纷乱复杂，有些安排并没有实现到底，但汇丰在负责经办这笔赔款中的英国份额时，获利极为丰厚。汇丰作为那些拨付赔款的公共税收的保管银行，更是凸显了它在中国的“老大”地位。即将退休的杰克逊将汇丰银行带向了历史的新高峰。
当杰克逊于1902年5月卸职告别香港时，他所受到的赞誉与歌颂铺天盖地而来。杰克逊交出的出色成绩单足够他载誉汇丰史册：当他接任总经理职位时，汇丰银行的资产为4300万港元，而当他在1902年离职时，资产已增加到2.8亿港元；汇丰银行的各项存款，也由1100万港元上升到1亿港元；而当初汇丰银行创办时的500万港元资本额，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500万港元。汇丰银行在杰克逊的带领下在中国首屈一指的位置无可置疑，诚如《北华捷报》刊文所说：“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须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
而作为汇丰银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总经理，杰克逊也同样声名远播。香港总督卜力【Henry Blake】曾不无夸张地说：“谁不知道T.J.【杰克逊英文Thomas Jackson的缩写】？我相信，如果将信封上写着‘T.J.China’的信件从圣彼得堡、柏林、巴黎、伦敦、旧金山、圣菲，以及麦哲伦海峡的一些小邮局寄出，它们将能直接找到皇后大道的汇丰银行。”
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961～1910】，中华书局，北京，1992，25页。
King，Frank H. H with Catherine E. King and David J.S.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on an Even Ke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p.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