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几年后，沙逊洋行的一个当事人回忆道：“当我们初来天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银行。1881年6月，汇丰银行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分行。从此以后，我买金子就大大减少了。1880年，我们买了2000条金??，第二年我们只买了855条，下一年为430条，再下一年仅为100条。”
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得到便利的，当然不只沙逊洋行。由于汇丰对天津的洋行普遍提供金融周转和融通方面的便利，使这个港口对欧洲的直接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开始显著增加。在80年代初期以后的20年里，华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洋货推销和土货收购网，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汇丰天津分行正是这一购销网的金融支柱。也正因此，汇丰天津分行牢固地掌握了天津的外汇市场，该行的外汇牌价成了当地外汇经纪人业务进退的依据。
天津分行的设立及其日后业务的蓬勃开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一任买办吴懋鼎。他不仅是汇丰天津分行经营上的功臣，也是汇丰天津分行一些关系网得以建立的关键人物。17岁时即在汇丰上海分行学做生意的吴懋鼎，由于业余自学英文、勤练业务，逐渐得到上海分行买办席立功和分行经理的赏识。当汇丰筹办天津分行时，吴懋鼎被派往天津。
吴懋鼎之所以被看中，还因为其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系安徽老乡。结交权势人物、打通政府关节，是靠近京城的天津分行的一项主要任务。英文好又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这位小老乡受到正在办洋务的李鸿章的赏识，而吴与李的密切关系，又使得汇丰银行对吴更加倚重。吴懋鼎在天津分行买办任上，一待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至1904年才辞去买办一职。
天津分行开张后，汇丰银行将目光投向了清政府所在地--北京。
事实上，汇丰银行设立天津分行，目的之一便是因为其“接近清帝国的首都”。汇丰银行不仅希望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更希望直接与中央政府及朝廷官员经常保持接触。汇丰银行不仅希望参与清朝地方官员的借款，更希望贷款给中国的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以取得丰厚利润和获取更多权益。而与清朝中央官员打交道，就应该在北京有机构常驻，这样，对信息的获取才更为迅速和便捷，对业务的开展才更为有利。但是，北京并不是通商口岸城市，并不开放给外国人居住，也几乎没有国际汇兑银行业务，因此汇丰才在天津先行建立分行。
天津分行设立后，分行经理可以偶尔访问北京，但此时任上海分行经理的嘉谟伦希望尽快在北京设立代理处。1883年，嘉谟伦选中了刚刚加入汇丰的26岁的熙礼尔。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的熙礼尔，在上海接受初步的培训后，被派往天津。
1885年6月，熙礼尔前往北京，筹备设立分行的相关事宜。日后我们看到，熟悉中国文化和礼仪习俗的熙礼尔，与其说是个银行家，不如说是个“中国通”。讲得一口流利汉语的熙礼尔，不仅熟悉金融业务本身，更善于同清廷官员打交道。
北京分行的价值和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19世纪90年代起，汇丰对清政府提供的巨额贷款大部分由熙礼尔经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错综复杂的列强在华争夺中，在国际银行团展开一系列尔虞我诈的活动里，熙礼尔始终是维护汇丰银行乃至英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人物之一。
除中国之外，汇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华侨集聚的南洋和美洲设立了一系列分支机构。到19世纪90年代初，汇丰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新加坡、曼谷、巴达维亚【雅加达】、孟买、加尔各答、神户、马尼拉、槟榔屿、西贡、仰光、科伦坡，以及里昂、汉堡、旧金山和纽约等地。
从以下择要介绍的一些分行的设置和布局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杰克逊时代汇丰王朝的规模。
新加坡是印度加尔各答与香港之间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也是马六甲海峡的门户。新加坡分行的开设，是汇丰在东南亚发展的重要一步。
早在1870年，汇丰银行已经在新加坡开设了分理处。在汇丰银行分支机构的开办经验中，一般说来是在一些有潜力或值得发展的地方，先设立办事处或分理处，一旦时机成熟、有扩大业务的必要或可能时，汇丰银行即将其升格为分行，进行重点经营。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马六甲海峡成为西方轮船来往中国的主要航道，逐渐取代以前绕道好望角、经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东来的航线。同时，新加坡华人汇聚，华侨商人、华侨经济及华侨汇款成为一项值得大力拓展的业务。因此，杰克逊在正式出任汇丰大班的1877年，将新加坡分理处升格为分行。日后的发展显示，新加坡分行不但是汇丰银行极为重要的分行，也是日后汇丰的盈利大户。
杰克逊的目光不仅注视着东南亚，而且远随轮船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大地。
早在1865年银行成立之初，汇丰即已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设立了代理处。十年后，汇丰将其升格为分行，因为那里的对华贸易日益呈增长态势，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华侨汇款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汇回香港，并转向广东与福建等地。
在东海岸的纽约，这时不仅居住着大量华侨，而且对华贸易发展快速，同样需要银行业务能迅速跟上步伐。因此，杰克逊当机立断，于1880年在纽约开设分行，从而走在了其他同行的前面。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渣打银行，直到杰克逊卸任汇丰总经理的那一年【1902年】，才姗姗而来。
在欧洲大陆，汇丰同样适时地行动了起来。
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东方海上运输的局面随之改观。欧洲大陆到中国的航程大大缩短，中国出口生丝绝大部分直接运到里昂、马赛，里昂成为对华丝绸贸易的中心。按照1864年汇丰银行在其成立计划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该银行是为了促进中国以外地区的对华贸易而创建。因而，就在纽约分行成立的第二年【1881年】，里昂分行设立了。
汇丰在欧洲大陆的第二家分行设在德国汉堡。我们看到，汇丰当年的发起行中，就有一家在东方很有影响的德国商行--禅臣洋行。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德国商人与汇丰关系密切。德国在中国除1872～1875年德意志银行在上海存在了3年之外，由于在白银贸易中蒙受巨额亏损而撤出中国市场，此后十几年中不曾再成立德国的银行。汇丰银行享受着中德贸易日益扩大的实惠。
19世纪80年代末，柏林的一些大银行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新的银行。在德国的德华银行正式成立前，汇丰银行立即计划在德国汉堡设立分行。1889年2月汇丰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曾记载：“鉴于这家德国银行【德华银行】在中国开业，我们讨论了在汉堡开设一家特别代理处的可行性。”
汇丰汉堡分行的设立，进一步巩固了德国对华贸易的金融周转业务。而在与德华银行展开竞争的同时，它们之间也曾有过密切的合作，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两家银行曾代表英、德两国的利益争取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日赔款的两笔巨额借款。
不仅如此，第一个十年中开设在印度、日本等地的分行，也在杰克逊的运筹帷幄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当年汇丰成立之前，孟买的银行家曾想成立“中国皇家银行”，并到香港募集股份，但被苏石兰及在港洋行先行一步，使得孟买派到香港来的代表吃了个闭门羹。因此，当汇丰成立后准备将自己的分行设到孟买时，也曾遭到当地银行家的抵制。在印度，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等在此已经营多年，汇丰虽然于1867年和1869年分别在孟买和加尔各答设立了分行，但业务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靠当地存款来扩展资金可谓寸步难行，倒是因为总行设在香港，从事与中国贸易有关的汇兑业务，比较起来还稍微有些优势。
为了攻占别人的老巢，汇丰派出了最得力的人马。两位当时极其出色的年轻人--日后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的诺贝尔，以及国际银行团中的领头人物、汇丰伦敦分行经理阿迪斯，分别掌管孟买和加尔各答分行。这两家分行除了重点经营国际汇兑业务外，还曾针对当时国际银价剧烈波动的情况，购买印度政府发行的白银和英镑债券，从而使汇丰在银价剧烈波动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在日本，当年从横滨分行任上调回总行的杰克逊，也进一步稳固了汇丰的金融地位。继杰克逊出任横滨分行经理的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和汤森【A.M.Townsend】，均为汇丰历史上颇有分量的人物。前者日后曾攀上汇丰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后者则长期坐镇纽约。
8 侨汇：独特的汇款网络
在汇丰银行的金融业务中，有一张独特的业务网络，那就是以香港为中转由成千上万名华侨通过汇丰向国内汇款而构成的侨汇网络。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华南一带的中国人移民海外成为浪潮。他们大多经香港前往旧金山、澳大利亚、东南亚一带。横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美国、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与采掘，东南亚地区锡矿的开采、橡胶的生产、蔗糖的栽培等，使大量勤劳的中国人或被迫或主动地前往各地。香港不仅是移民的中转地，同样也是金融的中转地。成千上万的移民将自己的辛苦所得通过各种途径汇回自己的家乡，或以此养家糊口，或以之投资兴业。
汇丰早已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切，其总行即设在金融中转地的香港，而??华侨集中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分行。
截至1883年年底，汇丰银行在香港及中国内地、日本、印度、菲律宾、马六甲、美国和法国至少已经有17处分行和办事处，遍布曼谷、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槟榔屿、西贡、新加坡以及旧金山和纽约这些华侨居留地的中心。
广泛利用华侨商人、华侨经济及华侨汇款，是汇丰银行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
香港的关键地位及其与东南亚联系的加强，大大推动了汇丰银行在东南亚各分行的发展。多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广大地区一直存在着华侨社团。华人所到之处，多成商业繁华之地，如新加坡、曼谷、爪哇、菲律宾等，都是有着大量华人居住和从事贸易的集中地。汇丰银行看准这个行情，在这些地方先后设立分行，为这些与祖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的华侨服务。
在美国西海岸，当1875年旧金山的一家大量经营华侨汇款的当地银行破产时，汇丰银行立即将其办事处升格为分行，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加强汇丰在当地的经营。在这一年的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董事长直白地表示：这家银行的停业“给我们进一步加强与当地华侨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成立以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办理汇款”。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的扩展，银行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880年，汇丰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大大便利了纽约和香港、上海之间汇兑业务的开展。
19世纪8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的侨汇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1886年，据来自中国的侨汇中心之一--厦门的通讯报道：在那里，汇丰银行的汇票深得当地绅商信任。汇丰的钞票在这一带也广为流通。“泉【州】、漳【州】、厦【门】各乡人之在外洋贸易者，每年冬季大半由吕宋、新加坡各埠汇银纸来厦，支银回乡度岁。”仅在这一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的一个月之间，“自外汇厦支银，其数约有一百二三十万，该银行【汇丰】源源接济，运用不穷。”
而在杰克逊卸任汇丰总经理职务的第二年【1903年】，海关税务司的贸易报告称：“厦门海关税务司作了如下概算，在马尼拉、爪哇、海峡殖民地干活的250万厦门人，每年汇款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
对华侨汇款有着精深研究的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谈到汇丰银行中国沿海分行经营问题时指出：汇丰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特别在厦门开设了分行。这些分行以华侨汇款为主，经香港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汇款寄往福建、广东。而且，为了吸纳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资金，汇丰银行在东南亚不断开设分行。
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华侨汇款同样源源不断地汇回香港，并转向广东与福建等地。这项业务是如此的有利可图，汇丰旧金山分行的员工常常是加班加点到深夜。
正如滨下武志所说，汇丰银行的汇款网络在遵从市场规律的条件下极巧妙地运作，它像网眼那样满布东南亚和中国华南的金融市场。而这种金融网络，正是经由成千上万的华侨的本国汇款发挥作用。
9 1883：中国金融大恐慌
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在内地通商口岸的分支机构大大增加，上海与内地通商口岸的电讯网络也已基本建立起来。这样，上海金融市场的辐射作用增强，特别是江浙两省的银洋市价，均视上海丝茶贸易上的出入款项而定期涨跌，各处钱庄也均“探上海之行情”而安排自己的资金和行市。19世纪80年代金融风潮不断发生，上海作为商业、金融和投机的主要中心屡屡受创，而其他通商口岸也频频被波及。其中，19世纪80年代上海最大的一次金融恐慌在1883年爆发。
19世纪80年代，尽管汇丰、麦加利等外资银行日益壮大，但中国金融市场上主要承担国内资金融通和汇划业务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金融组织--钱庄和票号。钱庄本身资本既弱，又不注意吸收小额存款业务，也不注意资本积累，只进行信用放款而不是抵押贷款。因此，外资银行利用其自身雄厚的资金和当时的金融结构，通过向钱庄贷款即“拆款”活动，逐步掌握了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市场，进而对内地金融市场进行控制。一旦金融风潮涌起，钱庄受到的冲击自然首当其冲。
从1872年中国首家采用股份制方式成立的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始，到十年后的1882年，上海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已形成一定规模。1882年，李鸿章、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招股100万两，更进一步鼓舞了其他矿局前来招商集资，发行股票。股市如此火爆，人们对公司盈利预期普遍乐观，当时的《申报》称：“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股票价格扶摇直上。”19世纪80年代头几年，上海迎来了股市火爆的第一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