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毗邻卡内基音乐厅的一间堆满杂物的排练室里，耶胡迪接连试用了四把小提琴，然后又请津巴利斯特再次试用。他否决了许多知名的乐器，其中包括贝茨·斯特拉迪瓦里，当时这把琴售价11万美元，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品。他当时挑选的琴名叫克芬许勒王子。这是1733年斯特拉迪瓦里90岁高龄时专门为这位贵族定制的琴，耶胡迪称这把琴“琴体坚实圆润，外表是鲜亮发光的红色，其宽大的结构与有力、深沉、甜美的音色相得益彰”。但在最终下定决心前，他还是用这把琴演奏了亨德尔的《祈愿》，然后在另外三把琴上逐一演奏了同一首曲目，最后再次用王子的琴进行了演奏。他终于愉快地宣布：“就是它了！我爱这把琴！”津巴利斯特擦了擦泪水说道：“耶胡迪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可以算得上斯特拉迪瓦里所做的琴中最出色的一把。当然耶胡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的结合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把琴的标价为6万美元，包括随琴而来的托特（Tourte）琴弓，耶胡迪此后的演出都没有离开过这把琴弓。但是在商家开出的收据上却写着：“致耶胡迪·梅纽因--托管于其父摩西·梅纽因……一把小提琴……世人称其为‘克芬许勒王子琴’……售价4.8万美元。”有传言说摩西把差价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认为亨利这么一个瞎子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不管亨利是否知道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价格，而且对于能够向耶胡迪赠琴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他知道全世界的听众都将从耶胡迪的表演中获得巨大的享受。
亨利和芭贝特非常反感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热点人物，因此赠琴一事他们希望能完全保持匿名。但是如此引人注目的礼物很难从大家的眼皮底下溜过，因此他们决定在贾巴特医生家里借给医生的小女儿开生日宴会的机会，低调地宣布赠琴。吃过生日蛋糕之后，菲菲借来了父亲的绅士帽和文明棍，安排宾客们围坐成半圈，然后上演了她用法语自编自导的滑稽短剧。她的朋友耶胡迪并不知道当天这件礼物已经成为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对象，他还坐在地上跟所有宾客一起鼓掌助兴。对于他父亲来说，儿子难得能摆脱聚光灯的追逐，不用承担公众人物所需承担的压力。当然，他的母亲当天没有出席宴会，如果她在场可能完全是另一番心态。在她的眼中，世界上只有她儿子这么一颗明亮的新星……而主导儿子演出的只能是这位伟大的“妈妈”。
与这场私人宴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离此不远的华尔街上，沸腾的20年代的盛宴正在走向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高盛公司的业务一直在走下坡路，新的首次公开募股项目基本无法实现。由于当时整个家族中没有人能挑起承销业务的大梁，他们不得不从外部请人来接替亨利的工作。在一系列错误决策下，公司的合伙人们竟然决定聘用一个相貌英俊、巧舌如簧的南方人，此人是保罗·萨克斯在哈佛法学院的同学，当时在J·P·摩根的军需品采购部门供职。最终事实证明，沃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只不过是一个和艾默·甘屈（Elmer Gantry??一样的骗子，而不是一位有才干的金融家。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华尔街在卡尔文·柯立芝的带领下走上了复苏和繁荣的道路，这个时期卡钦斯成功地撮合了几桩比较大的并购案，其中包括把多家区域性公司合并为全国奶制品公司的案例，还有把杰乐果冻（Jell-O）、麦斯威尔咖啡，以及其他无数小厂商合并到波斯特姆麦片公司（Postum Cereal Company）旗下，并将合并后的公司更名为大众食品公司。随着几笔业务的成功，卡钦斯也越来越盛气凌人，而且独断专行，他不断要求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得更高的回报，并且希望被提升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联姻家族以外的人员担任，亚瑟·萨克斯虽然是当时第一个主张引入卡钦斯的合伙人，但是此时他也不得不考虑是否能赋予卡钦斯掌控公司的权力，是否能让他的权力超越其他合伙人。
由于有业绩撑腰，卡钦斯不断要求成为公司的最高领袖，他出身低微，但现在已经是黄金满仓--至少从账面上看如此。但他还是不满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建立高盛信托公司、谢南多厄公司、蓝山公司等一系列封闭式基金管理公司的想法。这些公司的股票像最抢手的蛋糕一样，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股价每天都在飙升，有时每股一天能涨10～20美元；分红不断翻倍，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翻倍。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华尔街上的人们认购信托产品的欲望似乎也是永无止境，这些产品的增长似乎是没有上限的。在投机之风盛行的年代，这些产品是市场上最受追捧的明星。
沃尔特·萨克斯一直接受亨利叔叔“赚钱永不过时”这种观念的教导，即便是他也对卡钦斯这些表面上盛极一时的投资工具的透明度产生了怀疑。但是，当他当面向卡钦斯提出这些公司只是一场金字塔骗局的质疑时，卡钦斯完全否认了他的观点。他反而讥讽地说：“沃尔特啊，你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缺乏想象力。这是高盛公司有史以来所从事过的规模最大的交易！”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沃尔特后悔地说：“大多数人都能经受住挫折的考验，但很少有人能经受住成功的诱惑。”
卡钦斯搭建的这些纸牌之屋终于崩塌了，1929年10月整个投资公司破产，从而打开了世界经济通向衰退期的大门。所有账面利润一扫而空，所有的客户都弃他们而去，将近1.21亿美元的财富化为泡影--这些钱差不多占合伙人们个人投资份额的一半，短短一年时间内全部消失。这些公司的许多股东一夜破产，客户提起的诉讼一件接一件，华尔街上一些走投无路的人给高盛位于交易大厦的办公室打电话时直接要求转到“诉讼部门”。高盛成为音乐剧和歌舞剧讥讽嘲弄的对象，虽然公司的主管们曾发誓要捍卫公司的名誉，但是局势的发展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在愤怒的股东中就有喜剧演员埃迪·坎特（Eddie Cantor），在市场较好的时候他曾大规模进行了投资。大萧条时期他最喜欢上演的讽刺剧里有一个桥段，他在模记什么时候金钱应该让位，什么时候社会责任应该凸显出来。
在这场闹剧中，亨利的个人资源并没有遭受损失。他认为这些信托公司的风险过高，因此根本没有和他们产生任何瓜葛。自从离开高盛以后，他将自己的大量资金投资于比较保守的铁路债券和逐渐发展起来的CIT金融公司（也就是日后成为汽车消费抵押贷款的主要放款人的公司），以及生意兴隆的五月百货公司。后来他听说卡钦斯又在谋划十分可疑的骗局，他准备用无担保的可转换债券筹措数百亿美元，用于偿还高盛欠下的债务，亨利对这种行为义愤填膺，对于“这家他付出毕生心血的伟大的老字号”的衰落感到由衷的愤怒。不论是在他第五大道的家中还是阿迪朗达克山区的别墅里，他都毫不讳言地指出自己的亲戚们和与他同时期的合伙人们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他赞同侄子沃尔特的观点，如果合伙人们稍微精明一点，或者没有当时那么贪婪的话，完全有可能避免这种大出血式的损失。
与此同时，亨利与芭贝特的生活越来越以耶胡迪·梅纽因的事业为中心。他们就像疯狂的粉丝一样，不论耶胡迪在哪儿表演，他们都会跟着去参加，这使耶胡迪的母亲非常反感，她觉得这家人已经干涉了自己家人的私生活。如果耶胡迪获得大众的追捧，亨利与芭贝特也会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把这位少年当做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看待，而不仅仅是一个他们赞助的对象。1929年耶胡迪在德国首演，他们自然成为第一批前去购票的人，当时的演出未演先红，购票者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音乐厅的管理者们不得不请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防止发生骚乱。
全球的报纸都对当天演出之后的故事进行了报道，当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冲上舞台拥抱着年轻的艺术家，高喊“现在我能确定上帝真的存在”。
随后那年的夏天，耶胡迪在瑞士跟随指挥家弗里茨·布什的兄弟学习，亨利和芭贝特在他住所的附近租下了一座别墅，经常邀请他一起野餐或者带着他乘自家的观光车到处郊游。他们一起出游的时候耶胡迪的老师也会参加，但是他的父母和妹妹们则总是“有事在身”或者“不便出门”。经过大约6周之后，耶胡迪对亨利的称呼已经变成了“亨利叔叔”，但是对芭贝特还是尊称“戈德曼夫人”，对布什则尊称“教授先生”。
芭贝特能够察觉到梅纽因家人的抵制情绪，因此在1930年春季，也就是耶胡迪开始进行第二次暑期训练之前，她决定邀请梅纽因全家，包括他的父母和两位妹妹一起到戈德曼家最喜欢的温泉疗养地巴登-巴登去共度为期两周的假期，希望以此平复那位控制欲极强的母亲的情绪。这个巴伐利亚的疗养胜地有着所有亨利最喜欢的与德国相关的东西--清新的空气和松木的淡香，每条人行道旁都开满鲜花，每天都有笑容可掬的女仆来更换雪白的床单，有丰盛的奥地利餐点供他们享用，晚上还有百家乐赌桌可以玩上几把。但是当梅纽因家的人到达巴德吕特酒店时，这家高档酒店肯定触动了耶胡迪母亲的神经，她觉得这里对于自己家的人来说过于奢华，因此她决定自己一家住在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出租房内。她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巴德吕特酒店是给上了年纪的人和极为富有的人建造的疗养地，与现实生活不是一回事。
亨利与芭贝特在巴登-巴登，他们最喜欢的夏季避暑地
这也是亨利最后一次如此亲近地与这位天才少年共度时光，之后不久耶胡迪就满16岁了，从那时开始他就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周期都很长。在巴登-巴登度假的时候，耶胡迪每天早上都到亨利的住所来约他，两人会一起出去散步，沿途一起品尝美味的巧克力和当地精美的蜗牛甜面包卷。耶胡迪的两位妹妹在钢琴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赋，她们有时会在下午和他们一起到公园里听小乐队的演奏，芭贝特则会在做完疗养之后给他们摆上冰激凌或者茶点。
到1936年时，弗洛伦丝、罗伯特、朱尼都开始担心父母在耶胡迪身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其实钱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可能只有因寻花问柳搞得一文不名的罗伯特才会考虑经济问题。弗洛伦丝的丈夫埃德温·沃格尔已经积累了许多个人财富，正在朝着CIT金融公司副总裁的位置前进，而朱尼也已成为华尔街上的投资专家，他的事业蒸蒸日上，零售业企业股票发行以及在市场波动时期使这些企业的股票交易保持稳定是他的专长。最令他们担忧的是自己的父母对亲生子女的成长反而不闻不问，他们热切地盼望能在8月份公牛岬营地的家庭聚会上增进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亨利叔叔”和耶胡迪清晨在巴登-巴登散步
仿佛所有人都意识到了1936年夏天的聚会将成为最后一次盛大的宴会，整个营地里到处都是受邀前来的宾客。霍尔特医生带着海伦·凯勒和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Annie Sullivan）前来拜访祖父，莎莉文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项美德，即主动帮助失聪的人士。一位真正的王室成员，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在营地度过了一周时间，她是在马里恩巴德的疗养地与祖母结识的，她给家里的女孩子们带来了吉普赛人的服装，还赠送给我一本她自己写作并且亲笔签名的儿童书籍。得克萨斯州百货业巨头斯坦利·马库斯（Stanley Marcus）也到营地来过，他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莎士比亚的剧本，那是他自己印刷并用皮质外壳包装的版本。隔壁瓦比克旅店那些从大学里来做兼职的男生向我们营地里的男士们发出挑战，在独木舟平衡赛上一决高下，当然最后是我们胜出。爱因斯坦教授偕妻子前来拜访，当时她身体不好，对食物十分挑剔。
当然也少不了来自音乐界的客人们。他们互相谈论了许多与同行业人士相关的消息，比如他们最近又到哪儿去巡演，上演了哪些剧目，以及他们的表现是否与其地位相符等等。自然也少不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罗曼史。他们承认其实音乐界的人士长期共处的例子并不多，他们说与戈德曼家这样的人相处令他们感到“很新鲜”，因为在这里他们终于可以谈论一些与音乐无关的???题。而实际上这些与音乐无关的话题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
当然，华伦斯坦（Wallenstein）夫妇是与众不同的。弗吉尼娅和“沃利”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没有人能猜到他其实是一位世界级的大提琴家，师从脾气暴躁的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而且很快就成了交响乐队的指挥。他为人热情大方，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他是位证券经纪人或者外科医生，他热衷于和祖父交流关于文学、经济、世界局势的看法。弗吉尼娅是一位有着惊人美貌的金发女郎，同时也是一位钢琴家，她以无可挑剔的技巧和个人魅力出色地承担了沃利的经纪人的职责。他们夫妇对我祖父母的热情招待也作出了回报，大约20年之后我的母亲阿德里安娜成了寡妇，他们诚挚地邀请她一起前往日本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的亲善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