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往往在区分农耕文明政权和民族国家时陷入困境。中国在具备许多民族国家特征的同时，还是一个文明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作为天朝上国，中国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古代中国已经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比如，儒家学说中就包含非常优秀的国家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思想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在精英和平民阶层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精通儒学的官员无疑是那时世界上最具才气的一批人，而且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中国早已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其中不乏诸多方言，不过人们几乎都能知晓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些方言都能用同种文字表达出来，这在提高整个华夏民族的融合程度、身份认同和凝聚力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后，“中央之国”观念、把中国看做世界的中心、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等汉化过程产生的影响，使华夏民族拥有了初步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过这种意识形态与现代民族国家推崇的与国家主义相关的爱国主义也不尽相同，他们信仰本民族的大同观念，将之扩及所有的民族和社会，并伴随着种种优越感。我们将发现，这种先天的优越感深深地植入了早期民族思维、文化、文明之中，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末叶，来自日本和欧洲的威胁不断增多，清朝被迫按照民族国家国际体系进行统治。中国人的傲慢心理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显赫地位遭到了自命不凡的欧洲的挑战，“天下之地”遭受重创。中央之国成了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它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中国。然而，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精英和公众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却被那种漫长的怀疑、不确定和羞辱感烙上了深深的印记--直到现在这种文化优越感才开始复苏，而中国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围堵中，被迫与邻国划定明确的边界线--虽然即使在今天有些边界线【比如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线】仍悬而未决。
随着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在19世纪末叶遭到挫败，中国人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作家章太炎首次用“汉族”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称谓迅速得到广泛应用。“秦汉”其实带有选择性，但汉族好像更受欢迎。因为汉朝统治足有400年之久，而短命的秦朝只有15年，所以后者就相形见绌了。但“汉族”这个新名词，只不过是一个文化上的称谓。实际上，汉族是一个由众多民族构成的集合，使用汉族这一称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区分本族与外族。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了250年之后日薄西山，汉人为了推翻清朝统治所以才有此区分。另外，这个区分也指向欧洲人。欧洲人迫使清朝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并在某种程度上分裂了中国，所以它们必然会成为中华民族反对的对象。仇视欧洲人的情绪最终点燃了义和团运动，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今天，我们仍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中国民族主义的例子，比如在2005年的反日活动和反对西方强权的斗争。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表现。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并无二致，但由于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我们很难简单地将之界定为一般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大国思维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巩固了它的基础。更确切地说，这是两回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的文明化过程和中国民族主义，它们相互补充，并在一定时期出现更迭现象。
中国人与种族问题
人们常常对种族主义避而不谈，因为它会在政治上带来诸多麻烦，任何指出这一问题的人都将招致愤怒和否定，但这的确是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的问题。种族主义可能就潜藏在某处，只不过它有时候藏在幕后，有时候登台表演罢了，我们无须对此大惊小怪。人类向来是按照种族分类的，而体貌特征是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在体貌特征基础之上，综合文化和心理的特点来区分种族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换言之，就是在区分种族时强调体貌特征、追溯文化特质，甚至将社会组织与生物群落类比。不仅在东亚，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问题是
“白种人”的问题，因为白种人自视优于其他种族。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官方认为种族主义只是一种西方现象。但是，许多人对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存有疑问。所有种族都心怀偏见和存在种族主义思维定式。种族主义是所有种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曾经饱受歧视的种族也难逃这一怪圈。所有种族主义现象都有共性，但也会因历史和文化差异而存在各种区别。
世界上存在各种文化，因而种族主义之间就注定有着千差万别。值得一提的是，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要比其他种族深远得多、严重得多。这多半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白种人拥有更多优越性造成的，所以它的影响范围和偏见非常大，而此类情况均源于殖民主义。但是，白种人的特殊情况并不代表其他种族就能逃脱种族主义的怪圈。
虽然在东亚地区人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到种族主义问题，但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人们非常注重用种族来界定彼此的身份。19世纪末叶，中国和日本都曾使用过许多词语来表示相互间的区别。在汉语中，存在“族”、“种”、“族类”、“民族”、“种族”、“人种”等表达方式。而在日语中，也有jinshu、shuzoku和minzoku等说法。即使在种族构成相对复杂的东南亚地区，种族身份也十分重要。总而言之，种族身份归属常常在东亚地区国家身份认同中处于核心地位。
种族问题在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原因在于种族问题是与家族的核心性相联系的，家族在中国传统中
【包括所有的儒家文化国家】是一条无法割断的线，它与国家一起构成了社会的主体结构。虽然家族意指“我们”，但家族也是与血统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而所指的是一个更大的“我们”。中国人认为，同姓之人往往有着共同的祖先。自明朝以来，中国就有将血统不同但同姓的人归入同宗同源的习惯，并通过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黄帝来建立实际上不存在的血族关系。周启荣教授说：“整个中华民族都可归结为同一个血脉，因为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汉姓。”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这样的例子。按照中国的风俗和血统，像家族这样的社会单位，与遗传和血缘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儒家社会的核心文化特征。推而广之，国家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所有社会中，血缘关系都是界定国民概念的先决条件--实际上，用其他任何方法来界定中国的公民关系都是不可能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和日本都有着深厚的种族情结。贾雷德·戴蒙德曾引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文字资料表明，汉族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北方人把南方人看做野蛮人。在古代，统治者通常以是否遵照汉人的行为准则作为等级划分标准。不过，野蛮人在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后，也可以被重新划定等级。在中央之国，人们把野蛮人划分为“生藩”和“熟藩”两类。“生藩”是指那些野蛮的、不愿被同化的种族，而“熟藩”则是驯服的、顺从的蛮族。“熟藩”已接近开化，而“生藩”则无法被汉化。此外，那些中国以外的种族则要么被认为是“生藩”，要么更糟，被等同于兽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兽之间的界定往往含混不清。那些中国以外的种族经常被看做遥远地域上的野蛮人，常被认为带有兽性。因此，中国的优越感建立在文化和种族之上。文化和种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至于何者为重，则要视具体时间和情况而定。历史学教授冯客在研究中国种族主义的著作中写道：
“一方面，大同思想让汉族精英相信野蛮人可被教化，或可施以有益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当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受到威胁时，他们又会认为野蛮人和自己是两回事，所以应该把这些化外之民驱逐出去，免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扩张性观点压制着后面的防御性观点，并一直占据优势。
肤色在早期就很重要。在古代，中国人就喜欢“白皙”一词，素有“玉面”之说。12世纪初叶，精英们就给白皙的皮肤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而且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宋朝对外交流的增多，他们对肤色的敏感程度更是有增无减。此时，即便是刚刚才开始在中国盛行的印度佛祖也从黝黑、半裸的形象摇身变为身着薄衫、面容白皙的神仙，但他与基督教中的白皮肤犹太人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面如玉色，尤其是长期在田间劳作、饱经日晒雨淋的农民，绝对会皮肤黝黑。随着与其他种族接触的增多，有些人认为“肤色是阶级地位的象征”。白色代表中央地域，中央之国；而黑色则代表劣等野蛮人，他们生活在离文明中心十分遥远的地方。明朝时期，郑和远航非洲和南亚地区，进一步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因此又加深了他们对肤色的认识。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最劣等的人为非洲人，其次就是马来人和越南人。
到了清朝，起初盛行的文化划分标准发生了改变，种族划分成为等级划分主要标准。不过我强调一点，种族划分自古以来一直在中国人划分等级时发挥重要的作用。清朝西征时中国人遭遇与自己有着很大差别的人种，因后者十分彪悍，所以他们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此类征伐进一步推动了等级划分新标准的出现。两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列强叩关，清王朝危机四伏。西方的野蛮行径不仅震惊世界，也使中国精英和老百姓在旧有观念中如梦初醒。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化种族主义逐渐被新兴知识分子提出的新种族理论取代。这些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西方达尔文种族与社会理论的影响。此时，新种族学说成为流行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在大众中传播。这一学说颇受各大报纸的追捧，在通商口岸很有市场。新种族学说涉及不同种族的体貌差异，从肤色、毛发、身高到鼻子的大小、眼睛的颜色、脚的尺寸以及体味等，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还从这些细节试图揭示更为宽泛的思想和文化含义。
在这个时期，“汉人”的说法日益普及，但中国人不再称自己为白种人，而是以黄种人自居，以将自己与欧洲白种人和其他深肤色人种区别开来。在华人世界，因为黄色与黄河和黄帝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被赋予了非常积极的含义。著名诗人闻一多在1925年留美期间，写下了一首《我是中国人》的诗。作者慷慨激昂地在诗中表达了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因其西方的经历更加深刻和强烈：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冯客非常欣赏这种流行的种族主义思维方式，还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为我们举出了许多例子，他说：
“如果人们仅仅从几本书里找出一些有关种族主义的迂腐词句，便认为自己掌握了什么证据，那就大错特错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西方的种族主义仍是老一套，毫无新意。要收集所有的例子，恐怕需要一辆‘铲车’。这些迂腐观点是种族问题最突出的特征，它不仅拥有很大的市场，而且似乎固若金汤。另外，一大帮知识分子也信以为然并将之奉若经典。”
当种族主义被视为中华帝国面临困境的产物时，华夏民族就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并希望再次稳定自己的地位，这一现象可归因于在儒家思想影响近3000年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种族主义。森严的等级制度此时已成为地域性思潮，它同儒家的文化等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表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种族优越性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种族主义思维也被民族主义者传承下来。孙中山认为中国是个单一种族国家，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人类可分为5个种族。黄种人和白种人比较强大和聪明。其他种族正遭到白种人的驱逐，只有黄种人才能与白种人展开竞争，这就是进化论。在现代民族中，只有黄种人和白种人才可被称为优等民族，而中国人属于黄种人。”
他还写道：“最伟大的力量是共同的血统。中国人属于黄种人，因为他们是黄种人的正宗血脉。祖先的血脉相传，凝聚了强大的力量。”最开始，他认为藏族、蒙古族和满族人口太少而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孙中山是一个汉族主义者，因此他把中国看做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得不面对少数民族人口虽少却占据着半个中国的现实情况。如果仍把中国界定为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极有可能遭到少数民族的反对，而当时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于是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指出中国是一个由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和回族这5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换言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
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政府正式否定了自19世纪末叶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种族主义观点，并全力抵制大汉族思想，称中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的归属需求，最后确立了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民族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而且渴望民族自治，比如维吾尔族和藏族；有的民族拥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但没有民族自治的愿望，比如彝族；有些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极其微弱，??如苗族、壮族以及满族；其余的民族与汉族融合度较高，比如白族、土家族等。至今，中国一共建立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它们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这些自治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比如选举领导，但不享有在自治区内制定法律的权力。
海外华人
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等国家的华人经常遭受种族歧视，他们对此非常敏感。海外华人通常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华人社区。尽管华人在美国饱受歧视，但在当年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中他们并没有和美国黑人站在一起。规模最大的华人社会当然是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占到了该国总人口的1/4。多年来，华人在东南亚遭到多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即便东南亚国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