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我参观上海博物馆的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她姓高，已经取得了攻读美国顶级大学博士学位的资格。受导师嘱托，高女士将在我停留复旦的一个月里给我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她非常聪明、有涵养。她还是一个称职的向导，总是给我提出很好的建议。多亏她，我的上海之行十分圆满。此次，高女士主要是陪同我参观上海博物馆并提供翻译帮助。
在出租车里，我们交流此次参观博物馆的感受。我告诉她，之前我已经参观了许多景点，并将于一周后返回香港。后来，我们又讨论了许多其他话题。这位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对去美国留学感到异常兴奋，谈话中她突然问我：“你知道有些中国学生去美国后就会与当地人结婚吗？”我告诉她自己曾参与录制过和中国华侨相关的节目，比如对旧金山的一对不同人种的夫妇进行访谈。我又补充说：“实际上，三周前我还在超市里看到一对不同人种的夫妇。女方是中国人，而男方则是美籍黑人。”真是奇怪，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呢？不过，我想这与不同人种的夫妇在香港很少见不无联系。实际上，我也只见到过一对，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我妻子是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混血儿，她有着非常漂亮的暗褐色皮肤。但让人伤心的是，别人常常不像我一样欣赏她的肤色，而其中又以香港人尤甚。
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按照惯例，我们可从地缘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等领域来回答这个问题。换言之，这是各国外事活动、双边会晤、多国谈判和军方等部门或领域应该关注的问题。但是，以国际关系为中心来回答中国未来的大国走向，往往会妨碍我们考虑塑造人们思维、行事方式和认知的文
化因素。用地缘政治学来想问题，可
国家往往用自身的历史、价值观和以告诉我们各国精英怎样思考和采取行
思想倾向分析世界，并根据由此产生的动；而以文化为着眼点，就意味着我们
经验和观点来改造世界。要从历史和公众意识的角度来说明特定人群的价值观、态度和偏见问题。从短期来看，前者能解释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但如果长期来看，那么人们的价值观和偏见的间接作用要大得多。最后，国家往往用自身的历史、价值观和思想倾向分析世界，并根据由此产生的经验和观点来改造世界。
以美国为例，理解它过去三个世纪的作为，需要认识到：美国是一个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他们通过战争和传播瘟疫消灭了印第安人与之前存在的所有事物，并代之以欧洲的传统；殖民者不断向西扩张，直到他们占领了整个大陆；这些人一夜暴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削非洲黑奴的基础之上。如果不了解上述情况，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无法理解之后的美国历史。只有熟悉历史，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它的统一模式和天定命运论。因此，民族或种族的特点是我们清楚了解其行为的基础。不管是出于无意还是有意，人们对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总是存在思维定式。
总之，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中国要贴切得多，原因在于它将自己视做民族国家并据此行事也是不久前的事情：正如我在第6章中谈到的那样，我们最好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态度、观点和行为，而不是将其民族国家的身份作为着眼点。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国将怎样对待外界，那么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的历史与现实、演变过程、起源和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在没有理解中国人以前，我们很难判断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态度。我再强调一遍，历史、文化、民族和种族是我们拨开谜团的核心。
从多样性到同一性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今天，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91%的人口为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居民的外貌特征没有多大区别，大多都是汉族人。北京人的身材和白种人差不多，广州人相对矮小一些。鉴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些微小的区别就不足为奇
了。中国与其他人口大国一样，从不缺
中国与其他人口大国一样，从不缺乏民族多样性，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乏民族多样性，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持续性，却不是一般国家能及的。中和持续性，却不是一般国家能及的。国的一些民族已有上千年历史，随着一系列内部战争、同化、相互学习、通婚以及某些民族的消失，中华民族的同一
性不断增强。
像其他民族一样，汉族是多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实际上，“汉族”最终形成是在19世纪末叶。但它的思想力量和文化根源主要来自中国古老的历史神话，其跨度可从今天追溯到远古时代。这些神话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他们拥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做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的最好解释。而且，将自己视为大家庭中的一员的看法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为儒家等多种思想流派所共同遵从。中国是这样表达民族认同感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文明源于黄帝。黄帝生于公元前2704年，他统治着一个位于关中平原、靠近黄河的部落，而这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黄帝。
1984年，邓小平向世人表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苏晓康写道：“黄河养育了一个黄皮肤的民族。而且，这个民族的祖先即黄帝。”今天，世界上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炎黄子孙。苏晓康的说法表明，中华民族的起源不同于其他民族。就像日本一样，中国对自己的起源也存在着不同说法。一些人认为，较之于人类源于非洲的说法，多个起源的观点更为可信。
1929~1930年在周口店出土的“北京猿人”，被视为蒙古人的祖先。2008年，中国考古学家又取得了重大发现，他们在河南许昌发现了原始人的头盖骨化石，这些化石可追溯到8万~10万年前。《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许昌人的发现表明中国人源于本土而不是非洲，此类重大发现将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对整个国家和远古文明的认同感。虽然国际上不断呈现的人类学发现是全世界探求人类起源的重要表现，但中国人更信奉以往的起源学说。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源于本土，拥有共同的祖先，并将自己视为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逐步统一的过程，这也是必然发展趋势。以往的帝国政权认为许多民族或诸侯国都愿意效忠它，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设。中国在完成统一的过程中，也会面临战争、敌对和民族冲突等不稳定因素。中国第一次实现统一是在秦朝，而在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共有100多个诸侯国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争夺霸权。秦国扫荡了今天山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打败了其他6个强国，才最终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在秦朝统一华夏大地后的2000多年里，中华民族逐渐延伸到了南至南海、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中亚的广大地区。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之下，中国呈现出冲突与和平相互交织的态势。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发展也伴随着一定的冲突。其中久负盛名的冲突地区就是北京的北部一带，这里是蒙古族和满族的交界处。几千年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和融族与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通过战争或相合。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好战的游牧民互学习不断进行交流的历史。
族与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通过战争或相互学习不断进行交流的历史。随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程度的加深，中国的疆界得以逐步扩大。秦朝以前，游牧民族往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农耕民族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后来农耕民族修建了万里长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御游牧民族的作用，还在某些情况下成了封建君主向北方扩张的工具。这个防御工事的能力表明了汉族的目标：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常常抱有大汉族思维，将游牧民族视为野蛮人。汉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长期交流促使前者产生了文化优越感，并有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说。这种区别为日后中华民族用“我们”和“他们”的视角看问题埋下了伏笔。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世界上所有的农耕民族都有瞧不起游牧民族的现象，他们往往认为后者落后、原始。虽然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曾一度发生战争，但也存在共生现象。历史上，游牧民族曾多次征服农耕民族并成为他们的统治者，比如蒙古族和满族。
在超过千年的相互冲突与交流之中，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蒙古族和满族等游牧民族在征服农耕民族后，就被迫汉化，反过来又证明了汉文化的优越性。历史学家王赓武说：“过去1000年，虽然汉族统治中国只有280年的时间，但游牧民族不得不采用儒家文化和治国体系来治理整个国家。”这是表明儒家文明优越性及其对周边民族产生巨大影响的最好例证。
中华民族向南发展的历史并不为人所熟知。这段历史长达3000年，它包括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和文化的消失与演变。在这个过程之中，有的民族集体消失了，而有的民族则采取了与汉族共同发展的道路。亚热带富庶的土地使南方民族有实力反抗汉族统治者--在秦汉时期，这里的人民还能或多或少为自己保留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
清朝是中华民族取得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此次领土的扩充源于满族占领了蒙古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中亚和西藏地广人稀，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仍存有较大差异，不过他们最终都臣服于清帝国。中国疆土的扩大往往是综合运用军事手段和文化手段的结果，而不管其征服目标是中原地区还是游牧民族居住地。清朝向西北和西方大举进军--当时的准格尔部占领着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后被征服。
中国疆土的扩大往往导致巨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改变了人口分布。在古代，人口管理政策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比如，清朝就曾把人口迁移到新占领的地方，并实施安抚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湖广填四川。1681年，四川的常住人口不足50万，后因移民政策颇为有效，到1812年时清朝的总人口已达到207亿。今天这一过程仍在继续，比如，内地有很多人迁徙到了边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迁徙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影响力的过程。
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如中国一样的陆地型扩张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海洋型扩张进行区分。欧洲殖民政策的影响力并没有中国那么大，它只是在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地设置殖民点，还不能起到同化民族和文化的作用。另外，这种政策也只是在遥远的地方推行，所以对宗主国来说感受还是较为陌生。海洋扩张政策与中国所采取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运用的是陆地扩张模式，它不但具有空间距离近的特点，而且还能对扩张地域施加上千年的影响。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仍是一个帝国。
从天下大同到民族国家
在19世纪与欧洲发生冲突以前，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民族国家标准仍有很大的出入。它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和“天下”。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都不需要一个名字，它就是“中央之国”。中国纯粹是文明的光辉造就的一片土地，而不是像以色列或美国那样因上帝的青睐而生。理解
“中央之国”这一概念的最好方法就是查阅这个时期的地图：地图呈同心圆的状
态，而北京就是同心圆的中心，其核心成员是中国北方人。同心圆不断地向外扩散，首先是汉族人，其次是近处的野蛮人，再次是远方的野蛮人、朝贡国。最外面就是一大片尚未开化的黑暗之地，即遥远的岛屿和大洲【见图7–1】。
图7–1古代中国的世界观
“五服”说最早见于公元前6世纪的《尚书·禹贡》，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图是矩形的，印证了古代“天圆地方”的说法。
总之，中华帝国完全将自己置于全球秩序的中心。“中央之国”观念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把中国看做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被野蛮人环绕的单一“文明”组成，野蛮人距离中心的远近则由其文化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决定，越是远离华夏文明其作用就越小。作为“天下”，中华帝国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它位居世界之首，享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华夏文明是一个高层次的文明，它建立在价值观、道德和儒家思想之上，历朝历代深受其熏陶。“中央之国”观念的核心思想是大同，这也是中华帝国向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与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明确的疆界，它是一个模糊的区域。
随着这些扩大的区域远离华夏文明，其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少。因
此，世界的中心--中国并不需要名字，而“中央之国”的地位也毋庸置疑。中国扩张的模式是一个征服加同化的过程，其意识形态合理性来自“提高野蛮国家的文明程度”。华夏文明对它周围的地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日本和朝鲜半岛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演变而来的，并在治国方略和道德准则上广泛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越南的汉化程度较高，它在许多世纪内都在激烈抗争；最后，经历了长期的汉化之后，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之中，武力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式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