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美国国际集团目前面临的是资金流动性受限，并非偿付能力出问题，美国政府坚信只要给它一些时间，美国国际集团可以通过出售重要资产，如飞机与汽车租赁部门的资产筹集资金，而不像雷曼资产负债表上只有一堆无法估值的“有毒垃圾”，因此在技术层面上美国国际集团是可以挽救的。“为何救此不救彼”的不解之谜也许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即美国政府想要解救的对象只会是那些面临流动性风险，但仍然有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
风险计算说
风险模型，对于美联储和投资银行家出身的保尔森似乎格外“神圣”。从贝尔斯登倒台的那一天开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蒂莫西·盖斯纳就频频向福尔德发出“邀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对雷曼进行了常规的、非常规的，甚至是每一天的“嘘寒问暖”，我们也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特殊的“关怀”。就像当初高盛答应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筹资时所开出的条件一样，美联储向我们要走了所有最详细的财务信息。整个夏天里，大大小小来自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除了我们平日的日常工作以外，每一个小组都在忙着准备他们所要求的材料，向代表们演示常规工作程序，回答各种各样从高深到可笑的问题。两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向我们小组要走了所有交易的对冲报告；产品控制小组在月末手把手地演示“调整至市价”的会计准则；辛苦的“矿工”们为每一个产品复杂的估价模型写着说明报告……在疲惫不堪的同时，我们似乎又吃了一颗定心丸，用美国同事的话说，“美联储保佑雷曼”。
有了前线资料，美联储也启动了各种数学模型，开动了“美联储版本”的压力测试，认真模拟和评估雷曼或者任何一家“巨头”倒闭所可能引发的系统风险：雷曼信用违约掉期【CDS】业务远不如贝尔斯登深广；在贝尔斯登事件之后，雷曼已经得到美联储贴现窗口的支持；市场对雷曼的风险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和更充分的思想准备；风险敞口已经逐步被市场调整和消化，系统性风险可能不大；等等。
如果数学模型和压力测试能准确预测未来的话，华尔街上还会有人去找美联储吗？
阴谋论
也有人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阴谋--
在这个百年难遇的金融海啸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结果不久就会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但如果说谁是最大的“冤家”，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美国国际集团！
如果你记性不错，应该还记得前面的章节里所描述的，在对冲基金们纷纷退出之后，各大投行是如何“威逼利诱”美国国际集团高价收购卖不出去的抵押债务债券【CDO】垃圾的；同样，还有高盛是如何利用次贷抵押债券【Subprime ABS】指数赚走40亿美元的。而乐呵呵地站在高盛对面为这40亿美元埋单的，当然还是美国国际集团。
不是投行卑鄙，也不是我们心狠手辣。华尔街和街头小巷的根本性结构区别决定了投行除了亲近美国国际集团，别无选择。华尔街，从投行到对冲基金，玩的就是“杠杆撬地球”，干的是刀口舔血的活儿，不得不步步为营。投行手上管理的1000美元，只有25美元甚至更少是自己口袋里的。所以投行成天要“求爷爷告奶奶”，稍不留意，别人就要吹丧命号。加上盯市会计准则，再加上保证金补仓，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对冲基金等着要无券做空，而这些对冲基金里90%以上都是在华尔街各大投行受过5～10年严格训练独立出去的，对投行的每一点猫腻可谓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一个星期要工作90个小时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创新机器要变着法儿地进行风险分割，风险隔离，风险二次重组，二次转移，从次贷抵押债券【Subprime ABS】到次贷抵押债券【Subprime ABS】指数，从抵押债务债券【CDO】到抵押债务债券【CDO】的平方……再到N次方。
而美国国际集团的每一个铜板都在自己的口袋里，货真价实地闪耀着金光。区区15个人的小组，掌管着超过2000亿美元的可投资资金，一份小单就可以压垮一个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股票亏了50%，次贷抵押债券【Subprime ABS】指数降了250%，被当成笑话看，亏了就亏了呗，又不用着急卖。自己口袋的钱，爱怎么亏怎么亏；每个月照样有大笔保费哗哗流进来等着你花，短期流动储备就能买下一两个投行。至少，一直到2008年下半年，坐落在华尔街正中心的美国国际集团内部，人人都还是朝九晚五，修身养性，英语里叫“Laid-back【悠闲自在】”，就是说都无所谓。美国国际集团的体制从第一天起，就决定了他们“享乐保险的人生”的命运；而投行的体制也从第一天起，就决定了我们“起早贪黑”的生活。人人都在为自己不同体制的老板卖命，没有谁是谁非。但同时，美国国际集团的大楼被包围在高盛、美林、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四家中间，日久生情，美国国际集团的风险偏好曲线也在逐步外移，加上一群为了风险转移已经猴急的好邻居们--可谓一拍即合。
全世界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最大保险商就这样诞生了。在结构性产品大厦将倾的2007年仍然原价购进大量次贷抵押债券【Subprime ABS】的故事产生了。对这一切，美国国际集团对面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双“眼睛”后面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美国国际集团不仅是华尔街上的“五好家庭”，更是两房的“闺中密友”。而从“两房”倒下的那一天起，美联储就清楚，美国国际集团已经危在旦夕。
与雷曼和贝尔斯登不同，美国国际集团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全国最大保险公司。上至伊拉克天空的每一架美国飞机，下至每一个美国老百姓，从亚洲到欧洲再到非洲，到处都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客户和网点。美国国际集团的倒闭，不是仅仅多少美元可以计算的问题，而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回到华尔街，这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里30万人组成的一个小群体，在这个方圆数公里的“集中营”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国际集团北面的几条街里，耸立着高盛的总部大楼。高盛，这个华尔街上最性感动人的名字，卷入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一旦美国国际集团倒下，哈德逊河边的高盛，顷刻之间就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
如果说美国国际集团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形象和利益，那高盛则代表着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精髓。更何况，高盛是保尔森和他所领导的团队度过了上半辈子的地方。美国国际集团不能倒，高盛更不能倒！
即便如此，美国国际集团仍然是一个私有上市公司。挽救美国国际集团的理由并不冠冕堂皇，更何况这是雷曼倒闭后才两天的事儿。其过程充满了曲折。美国国际集团第一次开口求助400亿美元融资之时，保尔森已经感到了来自政府内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让美国国际集团吃了闭门羹。
然而，曲线救国的妙方并非古老中国的专利，围魏救赵的路数于是成为市场八卦的中心：
先小救贝尔斯登，以麻痹大众；再抛弃雷曼兄弟，以杀一儆百；然后美林造“越位”，美国国际集团“李代桃僵”，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一切顺理成章，还成就了一个7000亿美元救市的好好先生，史无前例，功载千秋。
……
孰对孰错，由历史定夺。
以下观点将对现有市场言论分类小结，不代表本书任何作者个人观点。
第10、偶然中的必然【上】--单线投行模式的致命缺陷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犹如千秋一梦，短短6个月，全世界最大的5家投资银行在3月少了一家贝尔斯登；9月的第三个星期少了两家，雷曼和美林，一个葬礼，一个婚礼，一个破产之后被拆分贱卖，一个无奈之下“逼嫁”商业控股银行。9月21日，星期天，剩下的最后两个“神话”--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由美联储宣布批准其转型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宣告由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割和建立起来的独立投行体制全线败退【“暂时”终结】。6个月前，各大投行还在各自耗资百万美元的圣诞聚会上展望未来，纸醉金迷；6个月后，只剩瘦死的骆驼。投资银行一向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皇冠，人才荟萃，创意不断，精英管理，为何一夜之间成了“衰草枯杨”？从贝尔斯登开始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偶然，但从更深层次上看，每一个环节都隐含着必然，正如同泛滥的洪水冲破最薄弱位置的堤防一样，它反映出独立投行经营模式的天然缺陷。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称做《1933年银行法》。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从此美国金融业形成了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
爱恨情仇--商业控股银行和独立投行
再早就不去提了，就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开始说起。毫不奇怪，重要的银行法案总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出台。1933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较1929年下跌30%，失业人口达1.5亿，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经济危机中失业，道琼斯指数跌到只有最高时期的25%【相当于今天道琼斯指数跌到4000点】。美国公众水深火热的同时，某些银行仍然夜夜笙歌，公众的愤怒可想而知。规模庞大的综合银行利用综合的证券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欺骗消费者和操纵市场，引发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控诉，更加深了洛克菲勒集团长期以来对摩根集团“包揽一切”商业模式的嫉妒，这一切共同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推上日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银行的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必须彻底分开，最直接的产物是，摩根集团被分拆成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而当时的高盛还只是一个损失了92%的原始投资、身价不过800万美元的濒临破产的小投行。
对综合银行模式的控诉主要有以下几项：【1】银行的高风险证券业务直接威胁到商业银行关系国计民生的储蓄业务和零售借贷业务的稳定。【2】银行的证券业务为了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价值而直接或者间接引导零售渠道，从而操纵市场。【3】银行为了获得和提升证券业务而在零售业务上出现大量不良借贷。这些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今天已经丧命的英国北岩银行、美国因迪美银行等商业银行身上仍然可见一斑。总之，类似的罪状林林总总，摩根集团首当其冲。
20世纪初的美国，洛克菲勒集团和摩根集团两大财团几乎可以和联邦政府平起平坐，不说操控，也是直接影响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洛克菲勒财团发家于标准石油，后来势力扩展而进入银行业和其他的行业；比起洛克菲勒集团，摩根集团的资本规模可以说非常小，但是它同时拥有证券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都由摩根集团慷慨解囊，成功救市，在美联储成立之前，摩根在美国经济方方面面的战略地位不亚于“中央银行”。美国20世纪初的工业大变革中，每一次稍有规模的企业??购与重组，都有摩根集团一席之地。1901年，全美国民生产总值为200亿美元，由摩根完成并购的美国钢铁涉及资本14亿美元，转换成今天的规模，相当于3500亿美元。摩根从中提取的佣金达到6000万美元，而1901年的6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0亿美元。同时占据证券市场和商业银行的龙头老大地位，摩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手掌伸向市场的各个角落。举个例子，美国钢铁要发行新股票，摩根可以从自己拥有的一个商业银行“借款”来购买这些新股票，然后由摩根投资银行担任上市顾问和承销商。美国钢铁筹到的钱并不需要立刻使用，简单的做法就是存在摩根拥有的任何一个商业银行里，甚至可以是当初“借款”的银行。花掉的那部分钱，也许被美国钢铁用来支付给了通用电气，而通用电气又将钱存在了摩根的某个商业银行里。摩根买了新发行的美国钢铁的股票之后再卖给投资者，收入又重新回到摩根某个商业银行。20世纪初巨大的资本市场交易成本和摩根综合银行模式所建立起来的竞争壁垒，使洛克菲勒集团也无能为力。有了洛克菲勒的游说团在华盛顿推波助澜，新银行法案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强制解散综合银行。新的法案规定商业银行接受企业及个人的储蓄，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借贷、保险、投资管理等服务，但是不能涉足高风险【高利润】证券业务，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投资银行继续经营高风险【高利润】证券业务，但是不允许接受任何形式的零售储蓄，同时在监管上获得了比商业银行大得多的自由度，但也失去了商业银行强大的储蓄后备和美联储优惠的贴现窗口。从这天起，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被赋予了不同的基因，从此分道扬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高盛为代表的投资银行年年在华尔街上演着历史新高的传奇。同时，日新月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得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分水岭”日渐模糊起来。于是以花旗为代表的“航母型”商业银行逐渐按捺不住长久以来对证券市场的渴望，开始将“金融大超市”的触角伸向证券市场。在新的游说团体攻势下，1999年，克林顿政府终于同意并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废除了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法律上解除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绝对”界限，商业银行立刻将触角延伸到高利润的证券业务，投资银行也加大了与商业银行的联盟。当然，以高盛为代表的独立投行对“出身贫寒”且“束手束脚”的商业银行身份并不感兴趣，因此虽然银行法案废除了，但经过七八年时间，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业务和商业模式仍然保持着显著的区别。
然而，进入2008年，经济环境突然发生剧变，独立投行模式过去一直被隐藏的天生缺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一一暴露出来，容不得监管部门和投行本身做任何思考，就直接将独立投行推到了生死边缘。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0个瓶子9个盖--融资渠道先天不足
除了主营业务的不同，单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最大区别在于融资方式。商业银行的融资85%以上来源于企业与个人的储蓄，投资银行的融资则完全来源于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