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后，用于赈灾的钱粮行将用尽，正在这时，有浙东纲运常平米四万斛，途经秀州城，洪皓听说后，立即派遣吏人封锁运河津栅，并向郡守建议截留纲运之米赈救灾民。郡守噤而不肯，并说：此纲米乃“御笔所起”，如擅行截留，必至“罪死不赦”。洪皓对郡守说：“民仰哺当至麦，今腊犹未尽，中道而止，则如勿救，宁以一身易十万人命。”甘愿一人独当截留纲米的罪责，遂以纲米赈济灾民。
不久之后，廉访使王孝竭到秀州察访，问郡守：“平江哀号诉饥者旁午，此独无有，何也？”郡守汇报了洪皓主持救灾的情况，王孝竭随即延请洪皓，同至废寺验视流民。王孝竭看了以后说：“吾尝行边，军政不过是也。违制抵罪，得为君脱之。”立即叫吏人草撰奏章，为洪皓开脱，并对洪皓施以厚赏。洪皓说：我能免罪就算万幸了，哪敢受赏。只是救灾之粮尚缺二万石，恳请廉访使代向朝廷请求。王孝竭遂以此意上奏，朝廷如其所请增拨米二万石。
至次麦收，流民始相携归乡，前后存活饥民达9.5万多人。洪皓也因此而深得民心，被当地人誉称为“洪佛子”。
其后，秀州军卒叛乱，纵掠郡中民户，无一幸免，唯独过洪皓家门，都说：“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故事感悟
洪皓甘冒法禁，打破常规以解民困，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舍己救民的精神，也为后世救荒者所发扬。
◎史海撷英
顺昌之役
顺昌即今天的安徽阜阳。顺昌之战是南宋初年抗金过程中的重要战役之一，由著名抗金将领刘锜指挥，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争。
顺昌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40年5月25日至6月1日，历时6天，经过三次战斗，击溃金军的前锋部队；第二阶段从6月7日至6月12日，历时6天，刘锜率全城军民与金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文苑拾萃
《松漠纪闻》
《松漠纪闻》是一部出使金国的见闻杂记，共三卷，由宋代的洪皓编撰。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金人迫使他入仕齐国刘豫，洪皓不从，因此被流放到了冷山。在金代，冷山属于上京会宁府，唐隶松漠都督府，洪皓便以此名书。
洪皓后来又迁徙到燕京（今北京），前后留金15年。归宋后，由于被秦桧陷害，又被贬官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后来又到袁州（今江西宜春），行至南雄州（今广东南雄）时病死。
《松漠纪闻》一书为洪皓留金时所记的见闻杂事。归宋后，他曾焚毁书稿。被谴谪后，他又追忆成书。由于当时禁写私史，因此书稿也是秘不得传。绍兴末，其长子洪适校订为正、续两卷。乾道中，仲子洪遵又增补所遗十一事，合为三卷。
这部虽然是一部追记，但因作者久留金地，因此均为亲自见闻。书中有关金国的政治及女真风土民情等，都是研究金史的重要资料。
避好名之讥则不敢为善
◎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远乎？患至而后呼天，不亦晚乎？——汉·韩婴
程思廉（生卒年不详），元朝，字介甫。原本洛阳人，北魏时作为豪族迁往云中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在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安家落户。程思廉由于太宝刘秉忠举荐，给事裕宗，以谨慎诚实著称。
程思廉的伯父程震曾为金朝的偃师主簿、监察御史，死后葬在河南偃师市的缑氏镇程村。他的父亲程恒在元朝初期曾任缑氏酒务、沿边监榷规运使、解州盐使等官职。程思廉足智多谋，当时的太保刘秉忠非常赏识他，推荐他在太子府任职。由于办事干练，为人忠实可靠，程思廉又被任命为枢密院监印，后来又在河南行省官署里任都事。
当时，元朝的军队正在进攻湖北襄樊，程思廉负责转运粮饷，并筑城堡，设仓库储藏军粮。由于军粮转来太多，一时难以入库，只能暂时露天堆放。一天夜里，天下大雨，军粮被淋，而程思廉却安卧不起。上司追问起来，程思廉说：“这里离敌营很近，如果半夜骚动，敌人就有可能趁机进攻。虽然军粮淋湿，漂走一些，但只不过失去军中一天用的粮食罢了，有什么要紧的呢？”听到这番议论的人，没有不对程思廉心悦诚服的。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程思廉被任为监察御史，但不久后因弹劾权臣阿合马而被下狱。出狱后，他迁任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有一次，程思廉在出巡时路经彰德（今安阳市），听说河北、河南正在闹饥荒，而官府还在催赋征税。程思廉要求停止，主管官员却说改变法度应请示朝廷。程思廉说：如果等请示朝廷后再停征，老百姓早就不堪活命了。因此，毅然下令停征。事后奏明皇上，果然得到了批准。
至元二十年（1283年），河北又闹灾荒，数万灾民都逃到河南求生路，朝廷调集官军，阻止灾民渡河。程思廉体恤民困，坚决反对，认为“老百姓急于渡河求生，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一家，河北、河南都是我们的黎民”，随即下令允许灾民随意渡河，并对大家说：“即使朝廷治我死罪，我也不会遗憾。”事后上奏，也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程思廉任云南行省御史台御史中丞。刚刚到任，当地各民族的酋长都来祝贺。虽然这些人言辞谦逊，但态度却很傲慢。程思廉宣告了皇帝关怀边远各族人民的心意，并晓以大义，说明利害，恩威并施，酋长们无不慑服。云南原来也有学校，但礼教却很不普及，后来经程思廉的大力提倡，从学问礼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元成宗即位后，程思廉被调任河东山西廉访使。当时，太原每年都要为皇族饲养骆驼、军马等1.4万余匹，人民的负担很重。经程思廉请示朝廷，减为千匹。以前，平阴等郡每年都要将粮赋运到北方，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民不堪命。程思廉又请示朝廷，就近建库入仓，减轻了人民的往返路途之苦，百姓们对此都感激万分。
程思廉多次在御史台任职，上书言事符合实际，无不切中要害。如请求早立太子、招揽良才、辨车服、议封谥、养军力、定律令等，这些都是元朝刚刚建立时应办的急务。程思廉与人交往也是有始有终。同僚之间有疾有丧，他都扶危济贫，慰问遗属，即使往返数百里，也不辞辛劳。他还经常推荐人才，有人说他“好名”，他说：“若为避‘好名’的讥讽，人们就都不敢做好事了。”
◎故事感悟
程思廉思大义、明大体，永远将百姓或官兵的生存安危摆在第一位，这种重人轻物的做法显得十分人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把百姓存亡放在第一位，才能让社会和谐安稳。
◎史海撷英
北魏前期的政治
天赐六年（409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死，其子拓跋嗣（明元帝）继位。泰常八年（423年），明元帝死，其子拓跋焘（即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并先后灭掉了夏和北燕，于延和元年（439年）灭北凉，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北方十六国100多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北朝的统治从此开始。
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太武帝又亲率大军击败北方的柔然，使其北徙，消除了长期以来对北魏的严重威胁。接着，又挥师南下，兵锋直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此时，北魏的疆域已经北至大漠，西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十分广阔。
北魏建国后，生产力也逐步得到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尤其是在统一北方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设为奴婢，并将这些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的人，让他们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
太武帝统治时期，大将公孙轨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拓跋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驱逼。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
北魏为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严厉统治。因此，北魏前期的统治也引起了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在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等各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0多万人。一年后，起义军虽然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依然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文苑拾萃
北魏时期的文化成就
北魏时期，科学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其中包括农艺、园艺、林木、畜牧、养鱼和农产品加工等许多方面的内容。
在文学方面，北朝时期的民歌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征。《敕勒歌》、《折杨柳歌》、《木兰诗》等，就是当时民歌的代表。另外，《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从文学角度看，《水经注》也不愧为一部文字优美的游记。
北魏的雕塑艺术集中体现在当时的石窟寺中。它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受到国外，尤其是古印度艺术的影响。在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艺术工匠所塑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至今仍属于驰名中外的艺术宝库。
文会上疏，原杰殉职
◎福者祸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宋·崔敦礼
周洪谟（1421—1492年），字尧弼。四川长宁县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及第，殿试榜眼，并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后修《环宇通志》。景泰元年，周洪谟上疏劝皇帝亲临经筵（经筵是指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勤于听政，因陈时务12事，不久升为侍读。周洪谟修过《英宗实录》、《宪宗实录》。明宪宗继位以后，周洪谟在皇帝面前直言时务，并提出“君主保国之道有三：曰力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皇帝为之赞赏，并采纳其谏言。
北省西部的大巴山区地处湖广（今湖南、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之处，自古号称难治。早在元朝时，这里便有流民造反，终元之世，竟不能制。明初，太祖朱元璋命大将邓愈率军征剿后，空其地，禁止流民进入，这里成为一片弃置的荒山。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破产失业的农民纷纷流亡，逐渐集中到了这块未开垦的富庶之地。自正统以后，由于连年灾荒，流民更多进入这一带，地方上无力阻止。来到这一带的流民随地耕垦，自种自收，没有官府约束，自然形成了一些村寨。
对于这种情况，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已预感到其中的问题。景泰年间的兵部尚书孙原贞就曾说过：“臣昔官河南，稽诸逃民籍凡二十余万户，悉转徙南阳、唐、邓、襄、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义仓，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庶无他日患。”可惜，这些建议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河南、陕西、湖广的流民不断向这里聚集，终于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有位奉使河南的锦衣卫千户杨英，亲见了这种情况，知日久流民必反，上书言事，可是事到三省长官那里，都推说这里非己所管之境，互相推诿，因循不治。直到成化元年（1465年），刘通在房县立旗称王，建国号为汉，建元德胜时，朝廷才不得不着手解决这里的问题。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首先便是武装镇压。这一年的五月，以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合湖广总兵李震，由副都御史王恕会三师并进，可谓是花了大力量，用了一年多时间，到成化二年（1466年）十一月，将这场起义镇压了下去。
可是，这次起义虽然平息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到了成化六年（1470年），河南诸省大旱，饥民90余万人，又流入荆、襄一带山中，于是一场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又爆发了。明政府对起义采取了残酷镇压手段。负责军务的都御史项忠是个手段毒辣的官吏，他在镇压起义后采取严治。据史书记，遣还乡者40万人，俘斩2000人，边戍者万余人。当时他下令逐流民，令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大批无辜农民惨遭杀害。“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他所树的《平荆襄碑》，被人们称做《堕泪碑》。
不过，这次起义给了明朝统治者一个教训，单凭武力镇压不是办法，对流民还必需妥善安置，以安抚为主。因为就在项忠屠杀荆襄流民后三四年间，到成化十二年（1476年），这一带流民便复集如前了。
一个名叫周洪谟的祭酒撰写了一篇《流民说》，提出：“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这个建议得到明宪宗的同意，于是派了都御史原杰前去抚定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