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教:兴学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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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兴学崇教(4)

慕容冲在长安城外围城日久,城中乏粮,以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苻坚倾最后家底设宴款待群臣,打仗的将军也分不到几片肉吃,塞进嘴里不敢咽下,回到家“吐肉以饴妻子”。数月之间,烟尘四起,百姓死亡无数。慕容冲率众登长安城,苻坚全身甲胄,亲自督战,飞矢满身,血流遍体。最后,苻坚听信谶言“帝出五将久长得”的鬼话,从长安出奔,只留太子苻宏守城。慕容冲纵兵大掠长安,死者不可胜计。

苻坚逃到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羌族首领姚苌派兵包围了他,秦兵溃奔,身边只剩下十余个侍卫。苻坚此时帝王之度不改,坐而待之,召厨师进食。

姚苌大将吴忠驰马赶到,把苻坚捆起来送到新平,继而姚苌又派人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大骂:“国玺已送晋朝,怎能送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贼!”姚苌又让苻坚把帝位禅让给他,苻坚又骂:“禅代是圣贤之间的事。姚苌什么东西,敢自比古代圣人!”

姚苌羞愤,派人把苻坚缢死在新平佛寺,时年48岁。其子苻诜、两女苻锦、苻宝以及夫人张氏等人皆自杀。

◎文苑拾萃

投鞭断流

据北魏崔鸿《前秦录》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决心调集百万大军,乘势一举消灭东晋,统一全中国。苻坚召集群臣商议,但大臣们多不赞成,其中有一位名叫石越的下属劝阻说:“从星象来看,今年不适合南进。何况晋据著长江的险固,其君王又深获人民拥戴。我们不如暂时固守国力,生产整军,等晋内部松动,再伺机攻伐。”苻坚很不以为然地说:“星象之事,不尽可信。至于长江,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和三国时的吴主孙皓,他们都据有长江天险,最后仍不免灭亡。现在朕有近百万大军,光是把马鞭投进长江,就足以截断江流,还怕什么天险?”苻坚不顾大臣们反对,执意出兵伐晋,他亲自率领80万大军逼临淝水,准备攻打东晋。东晋派大将谢玄、谢石带领8万精兵抗敌。苻坚轻敌,想凭借优势快攻,却遭到晋军顽强抵抗,并在淝水被晋军打败,前秦从此一蹶不振。后来“投鞭断流”这句成语,就从原文中“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演变而出,后用来比喻军旅众多,兵力强大。

尊儒教姚枢兴道学

◎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黄宗羲

姚枢(1203—1280年),字公茂,号雪斋,又号敬斋,柳城(今河南西华,一说属广西)人,后迁洛阳。姚枢是元初重臣和著名理学家。

姚枢本是金朝人,他天资聪颖,志向远大,以勤奋好学著称于世。1232年,姚枢与另一名儒士杨惟中北投蒙古窝阔台汗,得到赏识与重用。

1235年,窝阔台命其次子阔出伐南宋,姚枢受命与杨惟中随军寻求儒、道、释、医、卜等学者。蒙军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俘获宋儒赵复(字仁甫,世称江汉先生)。姚枢初遇赵复,见此人言谈不俗,甚感惊奇,便“挟以具卧”。赵复见眼前戎服长髯之人,顿感悲切,为自己落难于异族人手中痛不欲生;待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后,悄然逃去。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已走,遂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向前追去。及至水边,见赵复正披发赤脚,仰天哭嚎着走向水中。姚枢抢先上前,救出赵复,挽臂而回。赵复被姚枢的精诚之至、“委屈劝免”所感动,遂承认自己就是江汉先生,并答应与姚枢一同北上。

1238年,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与杨惟中谋划的太极书院正式落成,请赵复为老师,系统讲解儒家经义,重点是讲授程朱理学。从此,程朱理学就在黄河以北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程朱理学又称程朱学派,是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两学派的合体。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洛学”;朱熹侨居建阳(今属福建),讲学考亭,他的学派被称做“闽学”。所谓的“洛闽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原本发源于北方,但随着宋廷的南迁,周(敦颐)程(颢、颐)之学的主要人物也大都流落江南;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自己完整的理学体系,但由于南宋和金南北对峙,因此,程朱理学在北方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正是由于姚枢发现、保护并劝勉了赵复,又在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而自己“首受其学”,才使北方中国开始知道了“程朱诸经”的存在,继而传播开来。为此,元太宗对姚枢“赐锦衣金符”,授“燕京行台郎中”。由此可见,姚枢作为北方中国程朱理学传播的先驱者之一,该是当之无愧的。

13世纪40年代,耶律楚材失势,姚枢也因鄙弃台长鲁瓦尔的为人弃官携家退居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百泉)。在这里,姚枢“诛茅为室,作家庙,祀四世堂龛宣圣像,以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君子配,读书其间”。同时,他精心刊刻了 《小学》、《四书》及《诗经》传注,传之四方,以化民成俗。姚枢对程朱理学的研读与传播如痴如醉,“终日危坐”以治学,“鸣琴百家”以自娱,表现了这位“遁世乐天,若将终身”的理学家淡泊自甘、献身洛闽之学的坦荡胸怀和坚定信念。

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许衡(字仲平)常来往于河洛之间,当他闻讯来到辉州,在姚枢处读了“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后,眼界大开,遂敬信如神,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他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和讲授的知识作了认真的反思,决心以程朱理学为范式,重新开始新的追求。他抄录了程颐的《易传》、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中庸或问》、《大学或问》、《小学》等,“益大有得”,并将全家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同姚枢、窦默(字子声)一起“慨然以道为己任”。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姚枢作为北方程朱理学传播的先驱者,起到了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中介、中枢、中坚作用。

姚枢在辉州“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时,并没有真正“遁世”。当元世祖忽必烈征召姚枢等人时,他们慨然出山,乐意为元廷服务。元世祖非常高兴,对姚枢“待以客礼”,并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姚枢“乃为书数千言,首陈帝王之道”,把“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归结为八目: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同时提出“救时之弊”30条: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情、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元世祖大喜所望,对姚枢的才思惊讶不已,以致在以后的举措中“动必召问”,并让他教授世子经书。此时的姚枢,实际上已成为元世祖称雄天下的一位高级幕僚。

姚枢等人在辉州“以道为己任”,讲习经书,却为何又要应召出仕,去为元廷效力呢?他们认为,这是影响元朝统治者,并利用统治者的权力传播儒道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极好机会。不这样做,儒道很难推行,中原文明就有可能断送在这些游牧贵族统治者手中。程颐的“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乱而不救”思想,正是姚枢一派儒生一召即起的驱动力,也是他们“慨然以道为己任”的体现。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去保护、推动儒道的流行,去感化、影响、转变元统治者的旧俗。

姚枢一派推崇的“道”,同程朱所说的“天”、“理”是同义语。“理谓之道”,“道”即“理”;“理”出自“天”,“天”即“理”;“理”、“道”都是绝对的、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抽象(精神)实体,它主宰和派生万事万物,一切封建的礼教、制度都归天理支配,并永恒而至尊。“行中国之道”是儒生们的孜孜追求,“为中国之主”是蒙古贵族们的迫切需要,二者一拍即合。姚枢治国平天下之“经”,除弊救世之“策”,实际上是他“以道事君”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与儒生们经常向忽必烈讲解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君难”及由此引发的“修德、用贤、爱民”治本观点,《资治通鉴》、《贞观纪要》等为政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强调“帝王之学”外,姚枢还遵循朱熹“设学养士”的主张,上疏忽必烈“立学校以育才”,使皇子及庶人子弟都来接受教育。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在各路、府、州、县广设学校。与学校教育并起勃兴的,是各地书院活跃的讲学活动。由于书院讲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程朱理学的一套,蒙古统治者认为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学校与书院的迅速发展,不仅为程朱理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使程朱理学在元代牢固确立了自己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

作为元世祖的高级幕僚,姚枢曾向忽必烈提过很多好的建议,并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宪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统领民富物丰的漠南地区,为此忽必烈大宴群僚。姚枢劝忽必烈万万不可喜形于色,为防“廷臣间之”,而应当“维持兵权,凡事付之有司,则势顺理安”。世祖听后,如梦初醒,为之折服。1252年6月,在征伐大理时,姚枢建议忽必烈“不杀一人”,尔后又盛赞忽必烈“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大理百姓“得相完保”。1257年,当忽必烈的文功武治赢得中原地区民心,威望和权势逐渐扩大时,宪宗蒙哥受人挑拨,对其二弟忽必烈产生了疑忌,并派人严加查处。就在忽必烈性命岌岌可危时,姚枢说服忽必烈“尽王邸妃主”送归汗廷为质。之后,忽必烈又面见蒙哥,泪如雨下,宪宗终于消除了疑虑,下令停止对世祖的调查,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先后拜姚枢为东平宣抚使、太子太师、大司农,诏姚枢到中书省议事,委托姚枢修订有关典章制度。姚枢把程朱理学与汉法融为一体,与几个老成大臣同心协力,圆满完成任务,“帝深嘉纳”。1276年,在元军攻取南宋临安时,姚枢透析了自夏至秋,一城不降、伤亡众多的原因,再一次建议元世祖“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禁绝滥用宋朝的鞭背、黥面等残酷刑罚,致使“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等等。

从这些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姚枢推行儒道(其核心是程朱理学),不仅是他为元廷服务的目的,同时也是他辅佐忽必烈一统天下的理论根据。这从他拜中书左丞之后给元世祖的上疏中也看得非常清楚。

首先,他分析了从成吉思汗开创基业到以后数朝政治腐败的形势,称颂忽必烈“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为日后入主中原、文功武治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所说的“道”和“圣典”,指的都是儒家之道,是至高无上的性理之学;接着,他赞美忽必烈在“外侮内叛,继续不绝”的情况下,“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皆“信用先王之法所致”。这里所说的“先王之法”,就是窝阔台接受周孔之教,用中原汉族封建文明去改变蒙古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治国方法。“治理汉地,必用汉法”的治国之道,使忽必烈把游牧的“大蒙古”国转变成了“大元”王朝;最后,姚枢托出自己的全部用心,力劝元世祖“创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欠,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忽必烈知人善任,对姚枢给以充分的理解和信赖,“凡内修外攘之政,咸委任焉”。

1274年,元世祖任命姚枢为昭文馆大学士,详细制定各种礼仪。孔、孟、程、朱的道德准则在姚枢手中再一次得到系统化,并成为元王朝汉化蒙古游牧民族的规范。1276年,姚枢官拜翰林学士承旨。四年后,这位承前启后,为程朱理学在北方中国的传播付出全部心血的理学家,无悔地完成了一个先驱者的历史使命,溘然长逝,终年78岁。元世祖曾对侍臣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故事感悟

在蒙军挥师南下一统中原的过程中,姚枢为保存并弘扬中原传统文化,特别是为程朱理学的恢复、传播并使之发扬光大,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姚枢在历史上留下的功绩,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史海撷英

元朝农业生产和赋役制度

由于长期的战争,元朝初期北方人口下降,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在内地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大元统治者逐渐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施“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间,先设立劝农司,后又更名为司农司、大司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元政府又将《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大元推行了军屯、民屯及军民和屯等屯田措施。此外,还采取了兴修水利等其他许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于是,各地的农业生产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元代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基本上沿袭辽金及南宋的传统,佃户从事生产的租佃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元朝,佃户的地位又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