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国藩阐述了领导不同特征的被领导者的艺术。他这里提到的三类人，包括欺诈者、善变者、嚣张者，都是一些难以驾驭的悍将。这些人管理得好，可以产生良好的效益；管理得不好，就可能出大乱子。曾国藩的态度与办法是：喜欢变化不定的，领导者要做到稳重正大，不偏不倚；气焰嚣张的，领导者要做到镇定安静舒缓自如，不能先乱了自己的方寸；对虚伪欺诈的，领导者要讲究诚实不欺。坚持做到这几点，那么可以走遍天下。
李世忠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枭雄，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开始是河南捻军的一个首领，原名李兆受，河南固始人，大约是在1854年或1855年初背弃捻军，投降何桂珍。何桂珍是曾国藩的同年好友，1855年初曾国藩要求朝廷调何桂珍到他的行营工作，由于形势所迫，何桂珍未能达到江西，受阻于鄂豫皖交界处的山区（英山、霍山等地方），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当时何桂珍非常困难，手下部队只有2000多人，给养常常不足。由于忍受不了艰难的生活状况，李世忠反叛何桂珍，将其杀害。不久又投靠了胜保，官至提督。李世忠再一次成为官军后，表现一直非常枭悍，常常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他纵容手下抢盐封行、抢掠百姓；与苗霈霖发生械斗，与陈国瑞酿成群体事件；玩忽职守，让太平军很轻松从南京北门户浦口、江浦通过。曾国藩认为李世忠“枭桀猜忌”，“部卒颇怀携贰（存在反叛之心）”，并且认为，李世忠“骄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有变，缓亦有变，终不能相安无事”，甚至想到过依靠李续宜、江忠义的力量，将李世忠“严参惩究，再行相机办理”。
这是曾国藩没有管理李世忠的时候的态度，后来朝廷将李世忠的管理权交给曾国藩。曾国藩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措施，而是用诚术来获取李世忠的信任，改变李世忠的枭悍，“推诚相待，事事示之以不欺”，以至诚之心对待，体现了一个领导者高尚的道德风范与高超的驾驭艺术。
首先是一视同仁，不歧视，不另眼相看。人与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时候并不需要很多的手段，也不需要很多的财物去“收购”，那些看似很复杂的关系，看似很枭悍的人，管理好他们，有时只需要一个好的态度。作为统帅，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就是不歧视，就是不将他当做外人，就是兄弟，就是朋友。用这样的态度去驾驭枭悍的下级，往往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862年底，由曾国藩直接统帅或供应粮草的军队达到10万人左右。军械、粮草、军饷供不应求，困难重重。但是李世忠一归他管，立即给他筹备一万两银子，并且写信说，过去袁帅怎么待你，现在我曾国藩也怎么待你。他说：
从前临淮营中月给尊处银米若干，子药若干，敝处亦当照数筹给。从前奏催各处协饷，敝处亦当随时代催，以期无失袁帅相待之规。如敝处军威复振，事势稍松，则银米子药必可酌量增加，随时协解，不拘袁帅旧规。
李世忠曾经一度归安徽巡抚袁午桥管理，袁为了笼络他，一直待他不薄，筹饷筹粮满足李世忠的需要。曾国藩接手后，如果改变袁的做法，对李世忠的死活不闻不问，对他的生存不理不睬；或者减少对他的供应，立即会招致李世忠的不满。当这种不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可能转而投降太平天国。曾国藩深知其中的厉害得失，因此一改按照过去的规矩，以示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稳定了李世忠的军心。当得知李世忠困难的情况后，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以安慰，表示了自己的诚挚之心。他说：
至尊处饷需，刻刻在念，今承明示，极力摒凑，可以支持至年底。又闻贵处盐船，在湖北得价极好，良深欣慰。敝处统军过众，欠饷累累，呼吁之声，日接于耳。幸向以诚信待人，各营俱能相谅，将来如稍可匀拨，必当设法协济贵营，断不因阁下之以实情告我，而转存漠视也。
曾国藩虽然贵为湘军统帅，而且有各个省供应军饷，但是后勤补给不上是经常性的，就是他的亲弟弟曾国荃的军队有时也几个月发不出军饷。有一段时间，为了江西厘金的分配问题，曾国藩和沈葆桢闹得不可开交。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曾国藩不歧视不属于湘军系列，且桀骜不驯、杀害了自己的好友的李世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是不姑息其恶，也不掩盖其善。当李世忠犯错误的时候，曾国藩及时给以善意的教育。他讲究教育方法，能够从李世忠的角度看问题，能够从大局出发思考，做到既解决问题，又不让李世忠难堪，让他可以接受。有一次，他的部下杨玉珍到西坝抢劫盐行，赶走盐商，把所有市面、仓库中的食盐据为己有。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事件发生后，曾国藩及时写信给李世忠，晓以大义，殷切劝导，指出杨玉珍的做法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导致盐行血本无存，“盐务从此大坏，饷盐从此无出，即贵军何所无出，即贵军何所取资？”要求处理杨玉珍。
在劝导上，他完全是站在李世忠的立场上，为他着想，从而化解了矛盾的激化。有一段时间，他的手下设卡加倍征收过路客商的税费、公开强抢他们的行李衣物、毒打船户水手，造成众怨沸腾。处理这事，曾国藩不针对李世忠的管理不力，而是就事论事，谁犯错误处罚谁。他委婉地批评教育李世忠说“此等行径，阁下断不尽知”。要求他处理具体经办人。就是守地失守，朝廷要给予其严厉处分，曾国藩也极力做工作，肯定他的成绩，指出他的困难，说服朝廷只给李世忠小小的警告。对李世忠好的表现，曾国藩及时表扬。1863年，苗霈霖再次反水，李世忠派兵镇压，表现较好，曾国藩立即去信肯定了他坚守五河遏止苗下窜之路的做法，认为这是“真心报国，出于至诚”，“大丈夫心地，磊落光明”之举。
在曾国藩至诚感化下，1864年，李世忠逐渐将军队裁减，最后辞职回家。在回家定居的问题上，曾国藩也非常殷勤地为他考虑。像李世忠这样的人，得势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给自己留后路，因此得罪不少人，很多人想报复是正常的事情。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曾国藩给他出主意，寻找好的地方。教育他回到家乡固始，要待人谦和，看轻财产，施舍穷人，以期收回恶名，同时他又给当地官员写信，告谕乡民，尽除前隙。通过这种真诚的方式，李世忠得到了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他主动捐款一大笔钱给曾国藩做军饷，而且回到了固始老家，做起了富翁。然而，对于这样的人，朝廷是不敢信任的，对其监视一直没有放松，一些不利于李世忠的报告不断送达天庭。有人上奏李世忠修筑堡寨，私藏炮械；又有人上奏说李世忠招集党羽，私买火药。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李世忠有谋反的迹象。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在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
李世忠从前不法各事，举世皆知，神人共愤，既为众怒所集，一经颠蹶，人人欲得而甘心杀之，诚不为过。惟朝廷宽大之仁，业已十有馀年，凡在降众无不许其自新，李世忠则曾任实缺提督，帮办军务，岁终有福字之赐，寄谕有奖之词，在降将中尤属格外优厚，目前如无叛逆实据，自不便遽加极刑。寻降迭次谕旨，亦饬令切实查明，总以有无叛迹实据为断。河南抚臣李鹤年复奏所指擅杀平民，私铸小钱，及捻党穷蹙奔投，以图生路各节，均为前事之所有，不知近数年来究竟有无其事。多筑圩寨，则宜查其是否新添。藏蓄洋炮，则宜查其是否新置。勾结党羽，则宜查其来往之人物色如何，风影如何。务须严密访查，参互错综，始能得其情实。
他坚持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前往秘密查访，了解情况，一一核对，为李世忠澄清了事实，解除了朝廷的疑惑。
曾国藩重做事，讲务实。他认为务实就是诚。领导者倘若不务实，做事一定轻浮，不能深入；或者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或者疑神疑鬼，心怀猜贰；或者与民争利，或者欺上瞒下。曾国藩组织的军队是军政后勤一体化的军队，以军养军，军队给养统一调度。只有采办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很多情况下，老百姓是不喜欢和军队打交道的。因为军队常常仗势欺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里敢与官争官夺呢。曾国藩深谙此中事理，所以他要求采办做到诚，“交涉兵民，尤宜开诚布公，使百姓不畏兵之骚扰；使统领营官常得民之欢心，乃为有益于上，有益于下。”和老百姓讲究诚，老百姓自然高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处理公事的诚。同治继位后，江南很多大臣奏折雪片似飞到皇宫，只有曾国藩处奏折稀疏。对此，朝廷感到奇怪，特别发一道谕旨询问：朝廷依靠你规划东南大局，你怎么“奏章寥寥”？看到这个质问，曾国藩马上上奏辩解说：
历年以来，奏报甚稀。其所以硿径自守者，盖亦有故：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如近日贾臻奏庐州克复，袁甲三奏巢县克复，皆因无稽之探报，以为入告之实据。又或贼踪未近，预相震惊，辄以十万二十万遽奏，尤足以惑军心而误大计。臣处向不凭探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词，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贼之来，其始常危险万状，能坚忍支持，而后能渐臻安稳。如去岁黄文金之内犯，攻陷七县，坚持三月，而臣仅汇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坚守弥月，而臣仅汇作两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状，增朝廷之忧虑也。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兵事成败，难以逆料。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屡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间，屡奏嘉兴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践言。臣初督两江之时，奏称由宁国进兵，可达苏境，厥后宁国失守，至今不能践言，臣深以为耻。
原来曾国藩上报奏章也是很有规范的。这规范就是“三不”： 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诚的直接表现。整个咸丰一朝，对东南战事的指挥一直处于乖谬的状态，究其原因，我认为和地方各级谎报军情关系很大。打了个小仗，歼击了几个敌人，上报说成是打了个大仗，杀了好几百人；来了几百敌人，上报则成了漫山遍野。这些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江南大营1854年，没有打一次仗，同样得到咸丰的信任，原因就是向荣他们的奏章写的好。这样的奏章华而不实，严重影响了上层领导者的思考与决策，对领导者准确判断形势、科学决策是极有危害的。曾国藩的“三不”，反其道而行之，体现了一个字：诚。对领导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即使在信息畅达的今天，这样的诚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