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忌是古今通病，是坏国，丧家，亡人的根本原因。在咸丰执政的前十年里，曾国藩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哪怕是他立有大功，肃清了湖南全境、夺回了武汉三镇、取得了田家镇那样的巨大胜利，但是朝廷也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回报。原因就是咸丰对曾国藩的猜疑。曾国藩打下武昌后，朝廷曾一度安排他担任湖北巡抚，但随之取消了对他的任命。这是为什么？当咸丰接到战报时，喜悦之情流于言表，并且立即下令封官。有一个姓祁的大臣说：曾国藩在家丁忧，大不了就是一个乡绅，他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带出来一支这么能打的军队，未必是好事啊。听了这样的话，又联想到曾国藩当部长的时候严厉的上书，猜忌之心油然而生。他担心曾国藩当了大官后，不好管，管不好，或者甚至可能造反取代自己！对于自己没有被提拔，没有被重用，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切实反省自己。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自己没有做到不忮不求。“忮”，就是嫉妒；求就是贪得。通过反省，他写下了《不忮》、《不求》两首诗以自勉。
不忮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忕。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馀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不忮、不求，是不是说曾国藩就不想当大官？不想干大事？不是的。我相信，他的内心深处也会有过这样想法。不同的是，他不“汲汲于功名”。所谓“汲汲于功名”，就是心之所想，口之所言，都是升官发财牟利。立了功，推荐提拔稍微迟一些，就有意见，发牢骚，闹情绪。做了点事，就到处张扬，逢人便说，生怕别人不知道，生怕知道的人太少。做了一个小官，就想往大官位置上爬，想方设法钻门路攀高枝，走夜路行后门跑官要官。曾国藩关心的是做事，而不是做官。朝廷没有给他大官，他一样做事；给了他大官，做得更好。他不为自己的官职去跑去送。我相信，组建曾家军后的曾国藩，完全有能力去送，但是没有那样做。
1860年在两江总督任选上，有人主张用胡林翼，有人主张用曾国藩，最后咸丰启用了曾国藩。咸丰能够启用曾国藩，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多年以来，曾国藩一直努力做好自己，没有私心杂念。提拔后，有人建议曾国藩给为他说了好话的肃顺写封感谢信——这也是人之常情，曾国藩最终没有写。他的理由是国家使用官员是为公，与私人感情无关。后来肃顺被查，很多官员都与他有书信来往，唯独曾国藩没有私交之信，慈禧才对曾国藩放了心，没有了猜忌之心，令他管理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军务，令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安徽等各省为他筹备军饷，可以说是将东南半壁江山交给了曾国藩。曾国藩能够得到这样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诚。
诚心笼聚人心
干事业要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班支持自己、拥护自己的人。没有一班人，单靠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干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领导者最喜欢和人。和人，就是用手段，用办法聚集一批人到自己身边，追随自己。和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个人为中心、为了个人利益为目的和人；一种是抛开个人利益、个人目的，为国家、为大局和人。项羽曾经有一批很有才华的人，像陈平、韩信等，开始都在他的麾下，后来都流到刘邦那里去了。为什么？因为刘邦会和人。刘邦用什么和人？用职务，用金钱，用地盘。韩信能打仗就给他大将军职位，陈平喜欢钱就给他大量的银子，被秦灭亡的六国的后代要他们的地盘就给他们封地。因为会和人，所以天下人才大多流向刘邦，刘邦也因此获得了天下。曾国藩是一个很会和人的领导者，他的和人，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用真诚去打动人、赢得人的尊敬与爱戴。
他用赤诚去结交朋友。从一件小事即可见一斑。他的一个朋友举家离开北京南归，他亲自去联系马车，查找好路线，从哪里走最安全，最顺利，路上要怎么做他搞得清清楚楚。按照他的安排，他的那位朋友一家安安全全回到了家。
他曾经说过，朋友关系到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败，所以要小心选择朋友、要真诚相待朋友。曾国藩的很多朋友都是穷朋友，特别是他们在北京谋职期间，常常周转不过，但凡他有点余钱，就借给了朋友。1852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有好几位朋友欠他的钱。当时他家办丧事急需用钱，如果向他们讨还，他们也没有理由推托。可是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斋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朔，而借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乔、汤世兄、周荇农、邹去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乔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旋，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自己困难，别人更加困难，曾国藩设身处地替朋友们考虑，特别是对几位当官丢了差事且受到处罚的，根本就没有打算再向他们要钱。对那些光景特别窘困的，即使他们送钱来，也不能要；那些可以还得起的，也不将母亲去世的消息告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在赴江西担任主考的途中，虽然半途回湖南了，但是江西官场还是没有忘记给这位乡试主考官送1000两银子的丧礼，曾国藩从中拿出500两来还账。这种济人之所急、解人之所困的处事艺术，体现的正是真诚的为人艺术，是一种能够感动人、吸引人、团结人的艺术。他的好朋友们后来能够追随他，为他所用，这是根本原因。
曾国藩很注意生活中的细节、小节，并且常常用诚来衡量。曾国藩出生、成长于农村，其祖父“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他一直用这八个字教育自己的子弟，也将他们引用到治理军队，管理追随者。他有一个习惯，清早起床吃饭。吃饭的人包括幕府中的工作人员，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这已经成为惯例。大家都能自觉遵守。1859年，李鸿章来到他的幕府，对这种早起早吃的生活习惯还不太适应，有几次，李鸿章总是不能按时来吃早饭。曾国藩严肃地说：“少荃，此间唯有一诚字。”受了批评的李鸿章以后就特别注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曾国藩却把它提升对到“诚”的高度。在他看来，只要心诚，早起吃饭这样的小事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于追随者，曾国藩一直是非常诚恳、关切的。不仅关心他们的成长，也极其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状况。有困难的想法接济，病死战死的给予抚恤。唐桂生是他的老部下，在皖南的时候一直跟着他。1859年祁门形势非常紧急的时候，唐桂生率领的一支湘军，就一直坚守在那一带。曾国藩大本营转移到安庆后，唐桂生所部仍然驻扎在皖南徽州一带。1865年5月徽州、休县湘军闹饷，唐桂生的哥哥唐义谟受到牵连，遭遇审讯，惊恐过度，精神裂变发了疯。对此，曾国藩一直关心着。他专门写信询问有关情况，表示关怀之情。信中写道：
其家近状何如？颇有馀资足以自赡否？易芸陔当知其详，乞细询见示。仆待部将不尚姑息，间失之严，自不能无怨言。所自信者，患难相恤之念历久不忘。唐家如果太苦，尚当设法周济之。
对于自己患难与共之人，“患难相恤之念历久不忘”，体现的正是一种待人至诚的心理。很多领导者有怀旧心理，对那些过去和他们共过患难的人长久不忘，过去用的东西舍不得扔掉。曾国藩就是这样。莫祥芝得病，要求见他，他马上接见，看见病人“语言时明时昧”，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的弟弟莫子思来营效劳，曾国藩照应周全。一些来营效劳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华的，一旦因故去世，曾国藩不仅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而且对他们的去世深感惋惜。零陵人黎宗铭死后曾国藩送给奠仪银二十四两。他尤为感到可惜的是失去了一个优秀人才，他说黎宗铭“聪明警敏，字仿左季高体绝肖，志趣高亢。方期渐进于诚实，遽以疾殁，殊为可惜”。有一个叫成章鉴的武弁，得病去世，曾国藩“不胜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义爱民，谋勇兼优，方冀其继塔、杨而起，不意其遽逝也。”一个普通的武弁，职务是最低的了，就像村里的组长那么小的职务，这样一个人病逝了，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这么关心，可见其至诚之心。
正是这种至诚之心，使得当时天下英才很多聚集于曾国藩的麾下，为其所用，共同创造了大事业。
用诚驾驭悍将
十个手指有长短，领导者管理的追随者也是有性格、学识、才能等等各个方面的差异的。对于这种差异，无论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一个办法管到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曾国藩也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其中主要的方法就是诚。他在1869年9月26日，回复刘典的信中指出：
及以诈来者矫以诚；以变来者守以正，以嚣来者处以镇静而纾缓，但修军政、严守御，以为此盛彼衰，中强外弱之本。此不特可施于关中，即施之天下，古今无适不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