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表面文章倒也无所谓，更为烦人的是时不时要应付传教。中国的留学生在来美之前基本上都没有宗教信仰，这些从“无神论国家来的迷途羔羊”正是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教派的拉拢对象：免费英语辅导、免费食物、聚餐会……种种手段，让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些在中国拿着奶粉、面包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因此在我的家乡，入教被称为“吃教”），都是针对着中国人爱贪小便宜的性格。也有的人入教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觉得只有加入某个教堂才能融入美国社会。另有些人，特别是以前在中国有点名气的过气名人，入了教后就当起职业传教士，使人怀疑其入教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谋生。总之，战果似乎很可观，甚至连“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这些看上去比较古怪的基督教异端也能拉到中国人入伙。不过大部分人入的是在美国还算是主流，但极端保守的原教旨教派。这种教派流行“见证”，特别是痛哭流涕地忏悔的见证。一些入了教的留学生在见证时，总爱说自己以前是强硬的无神论者，在美国听到福音后才悔改云云。
其实这些悔改的“无神论者”，除掉那些另有实用动机的，都只能算是本能的无神论者。中国的通才教育中并不包括宗教知识，因此一般学生都缺乏宗教常识。又由于怕引起宗教争端，错误地以“尊重宗教信仰”为由，报刊都不刊登系统批判宗教信仰的文章，造成了有传教的自由却没有批判宗教的自由的奇怪局面，使得中国留学生都没有宗教免疫力，并没有深入思考过神的有无问题，虽然自认为是无神论者，而事实上不过是在接触到宗教之前的一种空白状态，很容易被改变。坚定的无神论者必定是理性的无神论者，系统地阅读过古今中外无神论思想家的论著，研究、比较过一种或几种流行的宗教，全面深入地思考过神的存在问题，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这样的无神论者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宗教领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他们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时候，对理性无神论者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笔者初到美国时，碰到那些不请自来上门传教的，总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就是这样的无神论者，结果他们总是像见了魔鬼似的赶快逃离。老留学生们的经验之谈是：不要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以自己是道教教徒或佛教徒为借口拒绝接受传教，比较不会让人吃惊；否则，要是传开了去，邻居们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无神论者，会感到不舒服。
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出庭作证时，以自己是无神论者为由拒绝向上帝起誓，曾经轰动一时。在这个国度，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无神论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在几十年前，“无神论者”就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几乎就等于犯罪分子的代名词。在1946年，一位叫罗伯特·斯各特（Robert Harold Scott）的一战老兵经过五年努力，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批准，终于获得了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台（KQW）一个只有半小时的节目中宣讲自己的无神论观点的机会，这是美国新闻媒体第一次允许无神论者宣讲自己的信仰，结果全国震惊。美国国会为此对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并举行了持续七天的听证会。一直到1969年，美国的图书馆一般都不收藏无神论者写的关于无神论的著作，国会图书馆仅收藏了32本关于无神论的英文著作，其中26本还是驳斥无神论的。即使是在今天，美国社会日益宽容、多样化，“无神论者”也还往往被视为道德败坏的化身。甚至就像有同性恋活动家一样，还有无神论活动家，号召无神论者公开自己的信仰，改变无神论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这么介绍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敢这么说。我已成为无神论者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在以前我觉得说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不那么恰当，因为这么说假定拥有他并不具备的知识。说一个人是人文主义者或不可知论者要好一些。我没有证据证明上帝不存在，但是我强烈地猜测他不存在，所以我不愿为之浪费我的时间。”
正因为“无神论者”一词在美国一般公众心目中可谓“臭名昭著”，所以就有了种种更为含蓄的说法，除了阿西莫夫提到的人文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还有：自由思想者、理性主义者、怀疑论者、世俗主义者、自然神论者、不信者、唯物主义者、客观主义者、异教徒，等等。在这些面具之下，使得美国无神论者的形象变得非常模糊。那么，在美国，究竟有多少无神论者呢？在下一篇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2000年5月14日
美国无神论者知多少
美国虽然把“我们信任上帝”印到了钱币上，但并没有法定的国教，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自称信仰基督教。盖勒普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约8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包括59％新教教徒，26％天主教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的基督徒，认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必须按其字面意义理解、执行。剩下的，有5％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包括2％信犹太教。只有6％的美国人自称没有宗教信仰，还有4％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在被明确问到是否信上帝时，86％的美国人自称信上帝，8％的美国人不信上帝但是信某种“宇宙精神”（相当于以前的自然神论者或泛神论者），只有5％的美国人什么都不信，换句话说，在全体美国人中，算得上属于无神论者的，只有13％。
是否信神，显然跟科学知识的多寡、教育水平的高低有关。一般来说，科学知识越多、教育水平越高，则越不信神。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在1998年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美国科学家当中，不信神的占了多数，有60.7％表示不信或怀疑神的存在，与一般美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杰出的美国科学家几乎都不信神：在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只有大约7％信神，生物学家具有最低的信仰比例（5.5％），这可能与他们具有进化论的知识有关。调查者认为，杰出科学家普遍不信神的原因，是因为具有“超级知识、理解和经验”。这个调查结果，跟一些科学家的个人经验相符。例如，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我们的存在有什么目的，我们只是进化的产物。你可以说‘哎哟，如果你不认为人类的存在有目的，你的人生一定是苍白的’，但是我只指望有一顿良好的午餐。”在被问及他是否认识许多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时，他回答：“实际上没有。偶尔我会遇到他们，而感到有点难堪，因为我无法相信会有人接受神启的真理。”
就像有神论有多种形式，无神论也有多种形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这里我所说的无神论是广义的，指的是不相信存在人格化的上帝，不相信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事物。这个定义，不仅包括了不可知论（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称为疑神论更合适），也包括了泛神论（认为神即大自然，神是大自然的代名词）和自然神论（认为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就让世界自己按自然规律运行，不再干预），它们同样不相信人格化的神和超自然的事物。自然神论一般也被视为在有神论盛行的时代，无神论的一种隐蔽形式，是现代无神论的前身。美国的缔造者们全都是自然神论者，不仅不信奉基督教，而且往往反对乃至憎恨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缔造者们，也都可视为无神论者。他们包括独立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托马斯·潘恩，美国最早的四位总统：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在早年是怀疑论者，晚年虽然经常提到“上帝”，但明确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乃是自然神论者。
一般美国人把无神论者当成了可怕的、不道德的人物。但是，许许多多最伟大、最杰出的美国人，都是公开的无神论者（不公开的不知还有多少）。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美国缔造者，还包括：
女权活动先驱者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玛格莱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大哲学家爱默森。
大作家或剧作家马克·吐温、海明威、阿瑟·米勒、阿西莫夫。
大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林纳斯·鲍林（化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斯金纳（行为心理学创建者）、斯蒂芬·温伯格（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萨根（Carl Sagon，天文学家）、费曼（物理学家）、詹姆斯·沃森（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共同发现者英国的克里克也是无神论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创建者）、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奇（Richard Leakey，古人类学家）。
大发明家爱迪生。
大农艺师路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
大建筑师弗兰克·洛伊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
大企业家卡内基、亨利·福特、比尔·盖茨。
著名电影导演或演员卓别林、沃尔特·迪斯尼、马龙·白兰度、凯瑟琳·赫本、伍迪·艾伦、杰克·尼可尔森（Jack Nicholson）、朱迪·弗斯特（Jodie Foster）。
史密斯森创建了史密斯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e），尤金·德布斯（Eugene V.Debs）开创了平民保险业，大律师克伦斯·达娄（Clarence Darrow）为人们争得了劳保和失业福利，赫尔德曼－朱利尔斯（E. Haldeman-Julius）开创了廉价软皮图书业……他们也都是无神论者。
可以说，在这个无神论者“臭名昭著”的国度，无神论者恰恰包括了各行各业最杰出的精英。
2000年5月19日
美国缔造者都是不信教者
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五个人可能是最伟大的人物：潘恩第一个主张美国独立，他的《常识》一书成了美国革命的圣经，是最主要的革命宣传家。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撰写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论著，是美国的总设计师。富兰克林被视为美国的圣人。华盛顿是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和美国的首任总统。林肯重新统一了美国和废除了奴隶制，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叫做“中兴之主”。所有这些美国伟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自然神论者，都不信基督教。
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自然神论在十八世纪美国上流社会中大为流行。他们认为神即表现在大自然和自然规律之中，主张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否认人格化的上帝，否认超自然的现象和神启，否认《圣经》的权威，否认耶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有的虽然认为《福音书》充满错讹，但认为基督教中有合理因素，仍然赞美、接受作为圣人的耶稣的某些道德教诲；相反的，有的则认为基督教一无是处。在这方面，最激进的是潘恩。在《理性的时代》这本一度非常流行的书中，他对基督教做了最猛烈的攻击：
“《圣经》一半以上的篇幅充斥了淫秽的故事、放荡的诱奸、残酷野蛮的处决、冷酷无情的惩罚，无论何时我们读到它，将它称之为恶魔的言语要比称之为上帝的言语更为恰当。它是一部邪恶的历史，其用意是要使人类败坏和变得残忍；而对我来说，我真正地憎恨它，因为我憎恨一切残酷的事物。”
“《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掠夺、暴行和谋杀。《新约》教导我们什么呢？万能之神诱奸了一位已订婚的妇女，而将相信这种诱奸行为称之为信仰。”
“一切民族的教会，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土耳其人的，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炮制出来用于恐吓和奴役人类，并霸占权力和利润。”
因为这个原因，潘恩被骂做“肮脏的小无神论者”（西奥多·罗斯福语），在基督教势力在美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他的历史地位就一再被贬低。如卡尔·萨根所指出的，由于其信仰，在美国国父之中，潘恩是唯一一个在华盛顿没有纪念堂或纪念碑的。
与潘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生前死后都备受爱戴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虽然对其自然神论信仰直言不讳，写了不少宣扬文章，但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基督教发生冲突。事实上，他认为既然基督教信仰能给美国公众提供道德基础，起着凝聚力的作用，不妨让其继续存在。他曾劝阻一位朋友不要出版攻击基督教的著作：“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了宗教，人们还这么邪恶；如果没了宗教，他们又会怎样呢。”在参加制宪会议时，他见到经过一个月的辩论毫无进展，甚至提议以后开会前都请一位牧师祈祷，看能不能加快进程；这个提议被一致否决。只有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在接受耶鲁学院院长、基督徒Ezra Stiles的询问时，富兰克林才彬彬有礼地公开了他不信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