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滕文公来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知识。看来这时候他已经顺利接班，成为了一国之君了。
孟子又一次展开了他的长篇大论，首先是：“老百姓的事要放在第一位。”（民事不可缓也。）这是孟子一贯的政治主张，今天说完明天说，对这个说完对那个说，他老人家的民本思想是很强的。可问题是，对一国之君进行这种规劝，尤其是到了后来的专制时代，这就如同对一个中学生说“学习的事要放在第一位”。当然也有少数好学生，听劝，但一般来说，单靠劝说的办法想让中学生一心学习，别去追星，别泡网吧，别玩电子游戏，别早恋，能起到多大效果呢？如果这个中学生掌握着无限权力，你把他说烦了，他能杀你，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古代知识分子总在期望用思想工作来辅导出圣君明主，这在当年恐怕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们要是认真想想：如果一位帝王是好是坏只取决于他的个人修养（宋儒所谓“正心诚意”），如果各级官员是贪是廉是取决于个人的自律，如果帝王惩贪奖廉的办法只是隔三差五地组织各级官员们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让大家好好学习以加强自律精神，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太靠谱吗？
孟子这里劝说滕文公：“老百姓的事要放在第一位。”话是绝对不错，当孟老师成为圣人之后，也确实有不少帝王把他的这句话时常挂在口头，但这话的实质还是“从上到下”的，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的恩赐，后来有些帝王更高明了，干脆就说天下是你们老百姓自己的，你们自己的事难道还不是第一位的吗？
——动人的政治理想很容易就被歪曲成狡猾的统御权谋。
孟子接着引经据典。但凡他一掉书袋，通常不是《诗经》就是《尚书》，这回是《诗经》：“白天割茅草，晚上绞绳子，赶紧修房子，开始种谷子。”（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孟子从前两篇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引用过不少《诗经》的句子了？看来他很像一位文学老年啊，走到哪里都揣着一肚子的诗。可其实呢，他老人家会背的诗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多，他有时候这里引两句，那里引两句，其实都是同一首诗里的句子。
这里引的四句诗出自《豳风·七月》，是一首农民叙事诗。我在“公孙丑篇”里讲过一个“宋景守心”的故事，那时讲的“七月流火”也是这首诗里的句子，是全诗的第一句。顺便一提，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比“七月流火”还要有名得多，全国无人不知，以前还三天两头就得喊一喊——这就是“万寿无疆”（这四个字在《诗经》里很常见呢）。
按照这首农民长篇叙事诗的脉络，老百姓们得辛辛苦苦忙农活儿，七月这般，八月那般，忙了一年，最后才能喘口气，祝愿领袖万寿无疆——民事果然不可缓啊，要是百姓们没能及时“白天割茅草，晚上绞绳子，赶紧修房子，开始种谷子”，一年下来挨饿受冻，可就连喊喊万寿无疆的气力都没有了。
滕文公很受教育：“看来，您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很重要啊！”
孟子赶紧着重说：“一开始我就强调‘民事不可缓’，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
“嗯——”滕文公直纳闷，“这话是孟子说的吗？”
孟子接着阐释：“这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就容易有人身依附关系产生。”
滕文公愣了半晌，才说：“您老是怎么了？按历史分期来说，我们现在要么是奴隶社会，要么是封建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孟子两眼一翻，想了想：“嗯，也是，刚才的话我收回。现在我可要说名言了，你听清楚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还记得这句名言吧？我在“梁惠王篇”里已经介绍过的，“恒产”是指固定产业，比如你买了一套房子，这就是你的一份固定产业，你可以把它出租，于是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或者你有一块地，这也是一份固定产业，自己种地就有粮食吃，把地租给别人种就有地租收入。人有了“恒产”，也就能有“恒心”了。
这里的“恒心”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恒心”，不是“持之以恒”的意思，而是说一个人有了相对定型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孟子的意思是：有稳定产业的人才有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没有稳定产业的人就没有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那么，把这话反着推一推，就是说：如果想让你的国民都能具备稳定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那就得先解决好了他们的财产和就业问题，如果人家又没地、又没房、又没钱、又没工作，那作为统治者如果再要求这些人道德高尚、遵纪守法，第一是道理说不过去，第二是根本也不可能。就好像“饭前便后要洗手”，这话没错，可你不能跟乞丐说。这些道理孟子在“梁惠王篇”里已经对齐宣王讲过一遍了，如今又花不少篇幅再来阐释，可见意义重大。
但有一个问题孟老师表述得其实不很清楚，那就是：所谓“恒产”，比如张三有了一亩地，那他到底是拥有这个地“产”还是拥有这一亩地的“产权”？井田制（如果真实存在的话）的耕种者很可能就是有恒产而无产权的，大一统时代则整个国家都是帝王的私产……
可能一方面因为孟老师当年的社会还有春秋时代贵族民主政治的遗风，也可能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儒家的关心范畴之内，或者它有些不合时宜，反正到我们这时候已经搞不清孟老师所谓“恒产”的确切内涵了。这似乎倒也无伤大局。
孟子继续阐发他的道理：“那些没有‘恒心’的人，自然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很容易就会犯罪。如果他们犯了罪，你会怎么处理呢？”
滕文公回答得非常坚定：“对违法犯罪分子一定要严惩不贷！”
孟子叹了口气，半晌才说：“如果你是沙威，你认为应该逮捕冉阿让吗？”
滕文公回答：“我认为应该逮捕雨果，然后查禁《悲惨世界》。”
“我倒——”
滕文公连忙搀扶孟子：“我是开玩笑的，呵呵，您接着讲。”
孟子连喘粗气，好容易才缓过来，接着说：“冉阿让犯了罪，被沙威追捕，其实是中了圈套。”
“中了圈套？”滕文公很是不解，“您这不会是《大话悲惨世界》吧？太后现代了！”
孟子不悦：“我可是有板有眼的，冉阿让确实是中了圈套。是万恶的法国政府设下了圈套来陷害冉阿让的。”
滕文公越发不解：“这和万恶的法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孟子说：“法国政府大搞苛政，让普通老百姓没法活，冉阿让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最后被逼得去偷。就算是偷，也不过是偷一些食物罢了，值不了几个钱，可政府别看在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方面不闻不问，在打击冉阿让这类违法犯罪分子上却很有力度。这难道不是圈套吗，难道不是陷害吗？”（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嗯，”滕文公点了点头，“这么一看，还当真如此。”
孟子问：“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你想想，你对冉阿让事件有什么办法？”
滕文公答得很爽快：“这还不好办？我觉得应该把水泊梁山搬到法国去，给冉阿让坐第一百零九把金交椅。对了，还得给他起个绰号，嗯，这家伙力气很大，我看就叫他哥斯拉冉阿让！”
孟子冷笑：“倒真是个好办法。可是，如果这位冉阿让是在你们滕国呢？”
滕文公脸色一变：“哎呀，这可难了！”
孟子继续冷笑：“这回你可明白了吧？”
滕文公说：“不错，想我滕国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方圆，人家水泊梁山却号称‘八百里水泊’，这要是真搬过来，地图上就没有滕国了。”
孟子气结，又喘了半晌，接着说：“哪有仁爱的君主却做出陷害百姓之事呢？所以，贤明之主一定会认真办事、节省开销，有礼貌地对待臣下，最重要的是：收税不能胡来，要有一定之规。”（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孟子接着引用了一位著名前辈的名言。
这名言已经成了一个著名成语，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而且讲的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至少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经验型的归纳。这就是“为富不仁”。
就这句本身来说，“为富不仁”只是前半句，它还有后半句，叫做“为仁不富”。
如此掷地有声的名言到底是谁说的呢？
这个人，叫做阳虎。
阳虎在《论语》里写做阳货，这可是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反派。
阳虎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和孔子同在一个时代，又同在一个国家，这两人之间有过不少纠葛。阳虎在鲁国曾经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要问此公到底是何身份，却低微得很，不过是季氏的管家而已。
我们知道，孔孟都主张维护礼制，所以最恨的就是礼崩乐坏，而礼崩乐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也就是说，国政不掌握在国君的手里，而是大权旁落，完全由个别大贵族掌握了。鲁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国政分别被“三桓”控制。
所谓“三桓”，简单说就是三巨头，季氏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一家，我在“梁惠王篇”里说过季氏在自己家里搞军乐队奏国歌，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这个季氏。而阳虎本来只是季氏的管家，连贵族都算不上，他却凭借能力和机遇控制了权柄。你别看季氏控制着鲁国，而阳虎却控制着季氏，也就是说，阳虎是可以通过季氏来控制鲁国的国政的。
所以，孟子这里能引用阳虎的话，很是耐人寻味的。
一般人引用名言，都会挑那些光辉人物的话，比如什么爱因斯坦说如何如何，牛顿说如何如何，富兰克林说如何如何，可谁会说林彪说如何如何？
古代的孟子专家们就没少琢磨过这个问题。赵歧认为，因人废言的做法是愚蠢的，所以呢，阳虎虽然不是个好东西，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却当真是句至理名言，孟子引用过来，正显示出圣人的胸襟。
朱熹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阳虎当时这么说，是担心仁德不利于敛财；孟子引他的话，是担心敛财不利于仁德。君子和小人处处都是相反的。”
朱熹的声音比赵歧响亮，因为他的解释后来成了很长时间里科举考试的标准。但朱熹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流毒深远，搞得这世界好像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具体在这里就是非仁即富，反正都是对立的。圣人的本意却未必如此，这得通篇体会才行，孟子要真的反对发财致富，在“梁惠王篇”里跟齐宣王的那么多对话难道都是瞎说的不成？
那么，朱熹的解释有问题，赵歧的解释就对吗？
也不一定，这得各位自己判断。
不过呢，还有一种解释，从根子上就把赵歧和朱熹的立论支柱整个推翻了，孟子引用阳虎的名言到底是不去因人废言还是君子、小人处处相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盐铁论》里同样引述过这句名言，但前面说的却不是“阳虎曰”，而是“杨子曰”。这位杨子难道就是阳虎吗？不是，阳虎这著名的大坏蛋是不会被称作“子”的，当时的“杨子”只能是杨朱。
还记得杨朱吗？
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孟子时代的显学一个是杨朱之学，一个是墨子之学。孟子这一辈子打嘴仗，都是在跟这两派人马作对。
那么，这名言是杨朱说的吗？
也不一定，还有第三个嫌疑人。郭沫若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