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增：从制作样式来说，我们注重了用调查的方式讲故事，也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做的第一批样片，就是三个有关舆论监督_的。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北京郊区有一座坟茔》，说的是北京顺义高丽营乡侵占良田乱建墓地的事情。还有一期叫《吹牛皮也要上税》，采访的是上海有一家化妆品企业做虚假广告宣传，最后被处罚的事。再一个是《游戏机游戏着什么》，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法电子游戏厅，对青少年身心造成影响的节目。这三期关于舆论监督的节目，实践证明这些都是今天形成《焦点访谈》这种电视评论样式和形态的重要元素，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用事实说话”的风格。
焦点之二：舆论监督的作用
张英：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你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梁建增：一方面我们《焦点访谈》的记者在努力用他们的热情和智慧构成的勇气，进行舆论监督，另外一方面也凭着媒介自身的功能，起着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把很多我们工作、生活中间遇到的一些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事情，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使得相应的职能部门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
比如我们在2002年11月28日播出的一个节目，是反映云南建水县拆掉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老街来进行仿古建设的事情，拆掉真文物建设假文物，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两年多了。云南建设厅曾经多次督促当地政府停止这种行为，对有关当事人、责任人进行处分，始终没有回音，事情无法解决。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朱总理亲自批文。建设部和国家其它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进行调查，相信这个问题终会得到圆满解决。所以这也恰恰是舆论监督它自身的特色和它的功能。电视台是一种强势媒介，非常形象、生动，看得见，摸得着，铁证如山。再加上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电视，观众群庞大，也决定了它的影响力。
张英：以前为了保险起见，做完的节目先在《东方时空》里的《焦点时刻》在早上播出，如果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再在晚上的《焦点访谈》里播放。那么，这些节目里有没有早上播出晚上没有播出的节目？
梁建增：有，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足球。当时的戚务生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一篇报道，当时引起了中国足球协会的强烈反弹，后来没有在晚上的《焦点访谈》播。另外一个好像是卖什么灵芝孢子粉的，这个骗子专骗老同志，后来因为有位老同志干预，节目也没有在晚上《焦点访谈》播。这样的例子是两个意外。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国家领导、社会的承受力也是在不断上升的。后来不久，上午的《焦点时刻》就告别了它的使命，《焦点访谈》正式独立开播。
焦点之三：面对压力
张英：新闻媒介在中国处在一个尴尬处境：一方面，媒介自身有舆论监督的责任与使命，另外一方面也因此而承担了很多新闻以外的重担与压力。对这些压力，你是如何面对的呢？
梁建增：我们开展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什么？这恐怕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思维，那么它的思维路径就是发现问题、报道问题，引起政府的重视，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节目是要建设，不要破坏；要鲜活，不要生猛。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标准：先是选题的把握，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不能做。这样我们就找到一个结合点，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现象，比较典型比较普遍，政府会重视，群众也会关心，感兴趣，那我们的节目就成功了一半。
加上我们的事实准确，角度多元，把事情的多面性、复杂性全面展现出来，也经得起检验，因而节目播出以后，有关部门去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在检验着我们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如果发现我们的节目与事实有距离甚至是失实的话，那我们节目存在的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报道没有失实，那问题自然就得到了解决。所以。让事实本身说话，这就是《焦点访谈》成功的秘密，也是我们节目的口号。
张英：《焦点访谈》在制作完成以后，正式播出的节目占多大比例？会不会有一些节目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播出？
梁建增：一般来说，我们有一百个选题，最后能够播出的只有百分之七十。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可能是由于事实和举报的内容有出入，或者我们的记者赶到事发地，却由于时间的关系，事件的面貌无法查清，或者是由于事发地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的阻挠，我们无法取得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停止工作，这个选题就半途而废了。我们宁愿经费损失，人力白费，决不能勉强做。
还有百分之十我们已经做完了，由于情况有变化，或者是政策原因，不合适公开或者不能播出的节目，我们从去年建立了一个渠道，把这样百分之十不合适公开不能播出节目，做《焦点访谈》节目内参，集中转交给中央领导，由他们直接处理。
此外还会遇到说情的。说情者要么是我们的熟人，要么是和我们打交道的部门，或者帮助过我们的单位。撇开工作不谈，这些来找我们的人，都还是些不错的朋友。我就对他们说了：我的原则是事实说话，实事求是，这个节目我们会再看一看，你的理由和意见我们会充分吸取、考虑，我们会按照一个大的原则来妥善处理，但最终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处理。
说情的目的也很简单：不播或删播，但是让人处理起来却绝非易事。坦率地讲，既然说情，就离不开诱惑，离不开金钱与物质，离不开人情世故。而面对诱惑如何把握，实在是考验一个人的重要依据，我不敢糊涂。
我有三个原则：对事实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在这三条原则面前，一视同仁。我们采访了当事人，人家接受了采访，特别是一些受到冤屈的普通百姓，从目前中国国情来说节目播出后，往往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如果节目没有播出，被一些人利用之后，可能当事者会遭到打击报复，可能他的境遇比我们采访前还要更加悲惨。所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为他们负责。
一般来说，如果是违法的，且是事实，节目该播就播。如果说我们事实有出入，而人家的反映是对的，节目就不要播了。对于一般的说情人，我还是能够力所能及地坚持亲自听一听另一方的意见。听的过程就是核实事实、把握事实、准确监督的过程，如果听了感觉没出入，反而会更坚定播的信心。而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就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我首先要做人。
前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朋友电话，他曾经给我们的工作很多帮助，也是我们的同行，我们之间关系也不错。最近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这个事发地的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我这个朋友，对他说：“你不是认识《焦点访谈》的人吗？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当地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他，而且办好了有好处，办不好就会影响到领导以后对他的使用。在这样的压力下，朋友找到我，我也只能按照原则办事。节目还是播出了，节目播出了意味着你薄了人家的面子，意味着不够朋友。不够朋友以后也就不会再打交道了，尤其是见了这样的朋友还有些不大自在呢。这三个负责，让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该得罪也就得罪了。
中央电视台办《焦点访谈》这样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目前还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中央的支持，旗帜非常鲜明。所以别的新闻节目他可以不在乎，但《焦点访谈》他却不得不认真对待，因为他当然知道《焦点访谈》播出以后的后果。
焦点之四：就是要杀坏鸡
张英：也有人说《焦点访谈》是雷声大，雨点小，杀鸡给猴看，尽是一些只涉及低级别官员的监督报道？
梁建增：第一，坏鸡也是必须打的，不然它还是在产生危害；第二，毕竟老百姓天天接触的就是县级以下官员，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报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关注，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舆论监督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只是媒介，确实我们能力是有限的，不比行政执法机关。大案要案是中纪委他们去办的，所以我们就抓住一些活生生的侵犯、危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件进行曝光与批评。
张英：作为一个成功的节目，居安思危，你觉得《焦点访谈》缺点在什么地方？
梁建增：调查报道是新闻的极品。最早它是出现在西方，是新闻媒介最常用的一种普遍手法，在调查的一些技法上也是相l通的，我看过西方最有名的新闻调查节目《六十分钟》，在制作技巧上，节奏编排、叙述安排、调查手法上，主持人的专业素质和提问的技巧上，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美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多复杂的事，他们在做一个很小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把它做得非常大，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大，视角也很独特，几十分钟的节目让你看得津津有味。把小做大，这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还有，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按照公安局的说法，我们把他们叫作线人，有的时候参与了我们的调查，因此会受到当地相关连的人或部门打击报复。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爱莫能助的，我们毕竟是媒介，有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遭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呢？只能是言语安慰。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使得他们既能够揭发问题，又能够不遭到报复？我们正在想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
美国调查新闻节目的《六十分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基本上还是三十多年以前的班底，他们由三十岁干到六十岁，职业生命力那么旺盛，节目的生命力就是它的真实与公正。而中国的电视节目让人感觉还是在吃青春饭。美国一些主持人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可是他们照样风度翩翩、精力活跃地出现在他们节目中，所以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路还非常长，刚刚走了一个开头，任重道远。
（张英）
独家专访章孝严：台商春节包机幕后
亲历实录
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三通”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复杂，不可操作。只要把“三通”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就可以通过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进行协商的办法，尽快通起来。
2002年5月25日下午2时50分，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华航空公司”执行C1611航班的波音747-200客机，在台北市桃园县中正机场升空。四十分钟后，当班机飞临澎湖马公外海时，突然坠入大海，机上的二百零六位旅客和十九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华航空难，顿时在台湾岛内引起极大震惊，尤其是机上参加台湾运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东北旅游的遇难者家属，更加悲愤。空难偶发，会有种种意料不到的潜因，而跨越海峡、踏进大陆犀遭重重障碍，不得不绕道的漫漫路程，却是台湾当局人为设置的。从台湾的台北启程去祖国大陆的东北旅游，却不得不先朝南飞，绕行澎湖到香港，在那里再转机折返北上，偏偏这一多出来的旅程，随华航班机坠落的空难，断了归路。两岸“三通”：通商、通邮、通航，不仅仅能够带来两地往返的便利和互动的繁盛，在空难亡灵的家人泪眼中，还事关飞行的安全、旅客的生命、时局的稳定，更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争取和平统一、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章孝严率团赴京探路
初夏的台湾，陷入了华航空难阴影之中的章孝严，则更加冷静、审慎地为推进两岸“三通”倾注智慧、谋略和胆识。一年半之前，他主导成立了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并出任理事长，国民党籍的朱凤芝、民进党籍的许荣淑就职副理事长，亲民党的陈振盛担起秘书长要职，共同为台商在岛内外发展而奔走。
较之子女就学教育、两地纳税、医疗诊治等，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两岸直航是台商们最殷切的期盼。依照现时绕经香港、澳门，再转赴祖国大陆或从上海返乡台湾，短短的旅途中换乘的飞机要有两次起降，花费掉五个多小时，机票款一万八千万元新台币。而一旦从台北直航上海，只有一小时二十分的航程，可省去近一万元新台币的机票开销，若以去年进出大陆的三百四十万台湾旅客计，一年节省的机票钱将高达三百四十亿元新台币，对密切两岸经贸，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会有极大助益。
然而，两岸“三通”讲了多年，祖国大陆早已敞开了大门，而台湾这面却始终无大动作，两岸直航难以在台湾起降。
酝酿、斟酌多时，章孝严和台湾其他有识之士立意从台湾当局所谓的“法案”修订上来推动“三通”，各方一起呼应，尽速两岸直航，并定在2002年6月下旬组团去祖国大陆，为直航奔走两岸。
定下了前往祖国大陆的行期，按照章孝严的筹划，他和詹清池向北京发去电子邮件，与已有密切交往的中国海峡旅行社总经理冯卓志商议行程，就章孝严、张昌财、李全教、张蔡美、蔡玲兰、廖国栋等来祖国大陆诸事宜，在各地作好准备、安排。经香港转机，章孝严继前一年初夏率百位台商参访祖国大陆后，于2002年7月23日下午5时第二次抵达北京，与其他五位台湾主管“立法”当局人士入住饭店。第二天上午10时，六位知名人士拜访了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这个民间团体之名而出面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炳才，就两岸“三通”进行了多方沟通和商讨，为实现直航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