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虽与东厂同为“侦察”机构，但它本身却在东厂的“缉访”之下，因而卫使无不屈从厂臣，甘愿做其仆役。如此锦衣卫虽然本不应归太监掌管，事实上却对东厂唯命是从。而东厂从明中期以后专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的一个管辖，所以到了明末，无论是东厂还是锦衣卫，都已是当权太监的鹰犬爪牙了。
既然厂卫有查访、逮捕、刑讯逼供及定罪之大权并且不必经由其他任何政府机关核批，那么一旦握有厂卫重权，就等于掌握对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百姓的生杀夺予。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终于得以提督东厂，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同时出任锦衣卫指挥使——厂卫重权，遂归魏阉所有；东厂与锦衣卫，也成为魏阉日后残杀东林党人的两柄屠刀。
魏忠贤磨刀霍霍，朝中的反对派已然惊觉，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熹宗身上，企图通过上疏借助皇上之手除去这个祸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杨涟再次向魏忠贤发难，他以犀利的言辞写出一份奏折，列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杨涟之后，又有魏大中、周宗建等70余名大臣接连上了一百多篇弹劾奏章。但是群情激愤的大臣们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魏忠贤已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任何奏折都会经过他的手中——他虽然不识字，自有奴才给他朗读讲解。因此，谁上了奏折、奏折中都写了些什么，他了若指掌，他或改或压，阻挠熹宗审阅这些“告状信”，同时又接连数日带着熹宗在宫内“狂欢”，使之无心上朝。这样朝臣们没了面奏的机会，而魏忠贤自己却赢得了反击的时间。
魏忠贤一手遮天，群臣并未被吓住。这一年六月，郎中万又上疏痛责魏忠贤，说他即被赐名“忠贤”，却不思忠贤之义，反而搜刮金银财宝，企图揽天下大权，是一个“蓄谋甚毒”的“奸雄”。魏忠贤闻听之后气得七窍生烟，不知所以。万燥被折磨了整整四天之后咽下最后一口气。
万燥一死，朝中大臣寒心之余人人自危，内阁重臣叶向高等人先后辞官而去，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宗等六七十人皆遭罢免，一时正人去国，朝堂为之一空。魏忠贤趁机自丰羽翼，一些在“三案”之中因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和而遭排挤的浙党、齐党党徒为报旧怨纷纷倒向魏忠贤，成为他的同盟军，致使魏党势力大增。这些人积极为魏忠贤提供《东林点将录》、《东林朋党录》等等黑名单，时刻提醒魏忠贤说：“东林党人将要陷害您老人家啊！”魏阉本来就想铲除异己，经此撩拨更是杀心大起——杖毙万燥，不过是他小试锋芒而已；更大规模的屠戮行为，已在酝酿、筹划之中了。
魏忠贤对东林党发动第一次猛烈攻击的突破口是所谓“汪文言狱”。汪文言本来只是一个小小县吏，后因颇有才干而被擢升人京做了监生。任职期间，他与许多浙党党徒结下了深怨，同时与王安交情颇深。光熹交替之际，汪文言竭力帮助王安处理大事，引起了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杀害王安之后，即削汪文言监生之职，将他赶出京城。后来叶向高重新起用汪文言至内阁供职，而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等人也与汪文言政见一致、情趣相投，结为密友。
他们的来往，引起了魏党的注意，魏忠贤与手下密谋，想借汪文言之除掉杨、左等人。杀人须有名目，此时正好辽东经略熊廷百防守辽东时略有失误而被治罪杀了头，边疆之事，重关国家，魏忠贤便决定让汪文言诬告杨、左收纳熊廷弼的巨额贿赂，贪赃枉法。
汪文言入狱之后，虽备受酷刑，却宁死不遂魏忠贤的心意。不仪不招，他还对杨涟大加赞誉，说杨公廉洁无私，若指他这样的忠臣贪赃枉法，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无奈之中，主管诏狱的长官许显纯只好自己动手，制作主子所需。他冒汪文言之名写了一份供词，招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以及先前也参过魏忠贤的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六人贪污受贿，其具体数额，杨涟、左光斗各二万，魏大中一万，周朝瑞三千，袁化中六千，顾大章最多——竞达四万！汪文言悲愤交加，怒斥许显纯说要与他对簿公堂。可是许显纯既已替汪文言作了假供，又岂能留下活口让他有机会与自己当面对质呢？于是状词写好的当日，汪文言就被打死于狱中。
有了这份内容详细的供状，魏忠贤心花怒放。他一声令下，天启年（公元1624年）五六月间，锦衣卫缇骑四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悉被捕入诏狱之中，时称此六人为“前六君子”。
魏忠贤想要报复的人绝不止是前六君子。在六君子被打被杀的同时，他继续“寻仇”；六君子血迹未干，他便对东林党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他要对付的人，是高攀龙、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周起元七人，时称“后七君子”。
这些人早已成了魏忠贤的心病，魏忠贤虽然将七人贬离了京城，心病难除，他还想再将他们一个个赶出人世，正苦于杀之无名呢，苏州织造太监李实提供上来一个绝好的机会。
李实到苏州任职后见苏州府同知杨姜对自己不理不睬便心生怨恨——此为小人之通病，孔夫子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李实本来非常自卑，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已经去势，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恐怕所有的太监都会有这种心理；同时李实又非常骄傲，因为他想那翻云覆雨的魏忠贤公公不也同自己是一类货色？在两种心理的作用下，李实一方面贪横肆行，一方面对周围人的态度极为敏感以至走向极端。他上疏诬告杨姜，结果被苏松巡抚周起元训斥；他再诬告，周起元就再“反诬告”，如此再三，李实气急败坏，干脆不告杨姜，改告周起元。他上疏魏忠贤，说周起元利用职务之便贪污银两十几万，并每天和东林党人高攀龙等往来讲学。魏忠贤见此疏后大喜，他唆使爪牙李永贞在李实疏中加上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缪昌期五人的名字，然后矫旨并逮七人，于是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大狱又起。
消息传到高攀龙家中时，他正与学生在后园池边饮酒吟诗。家人们慌作一团，劝他外逃避难，他却淡然一笑，告诉家人：“我早已料到有今日之难，也早已视死如归。”仍旧饮吟不止。傍晚时分，他与妻子笑说旧事，一如平常，临寝前他回到自己房中，封好一封书信交给孙子，嘱咐他交给将来抓人的官校，然后紧闭门户。等孩子们觉得事有蹊跷赶紧来到他的房中时，只见孤烟未灭，而人已无踪，打开留下的书信，竟是他写给皇上的最后一份奏折，上面写着：“臣虽已被削籍革职，但也是旧日大臣。大臣受辱，就等于国家受辱。臣此时只能遥向京城叩别皇上，然后步屈原之后尘。”原来他不甘入诏狱受魏阉之辱，已投池自尽了。
高攀龙的选择极为明智，后七君子中只有他死得最轻松、最干净；其余六人均重罹杨、左之难，下场悲惨。
周顺昌入狱之后，每五天就要受一次酷刑，旧伤未愈，新伤义生。
即便如此，每遭毒打时，他都会对魏忠贤破口大骂。许显纯气的要死，就亲自上阵打掉他口中所有的牙齿，然后得意洋洋，问道：“这下子你还能骂魏公公吗？”周顺昌血唾其面，虽言语不清，却仍大骂不已。
他后来被许显纯不知用什么重物活活压死了，死时鼻子都被压平，面目全非，家人根据尸体的胡须和手足才认明了正身。
周宗建浑身都被许显纯钉铁钉，每钉一枚，许显纯都问他一句：
“你敢不敢说魏公公‘目不识丁’了？”周宗建不服，又被浇以沸汤，结果皮肤溃烂、赤肉满身，挣扎了两日之后死去。
缪昌期受审时慷慨陈词，不屈不挠，十根手指尽被削落；黄尊素死时肌肉涨烂，头面无法辨识；李应升骨肉断烂，竞让人无法知道究竟是如何死法；周起元因交不出“赃银”十万而饱受榜掠，毙命狱中。
前六君子、后七君子死后，魏忠贤意犹未尽，仍不愿放下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