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原在鲁国为官，为了求取更大的功名，他百般取悦鲁国权贵。
由于他才能出众，本事超群，齐鲁交战时，鲁国国君便有心让他做主帅。
嫉妒他的人便向国君进馋说：
“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如今我们和齐国作战，怎保吴起不会和齐国勾结，对大王不利呢？他这个人嗜权如命，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望大王切不可委以重任。”
有此一说，鲁国国君便犹豫了，吴起得此讯息，急忙去见国君明志。他好说歹说，国君就是不肯答应他做主帅。
吴起心中恼怒，他自认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是万万不可错过的，左思右想，他把心一横，却是想到了杀妻取信的这一残忍方法来。
他不露声色地对妻子说：
“我眼下有个大好机遇，成则挂帅，败则难料，你可希望我得偿所愿吗？”
妻子和他患难与共，不假思索便答：
“夫君志向远大，若能大事有成，真是可喜可贺了。”
吴起冷冷道：
“只怕要难为你了，不过此事势在必行，你休要怪我不念夫妻的情谊！”
不待妻子醒悟过来，他已是痛下杀手，要了她的性命。
吴起如此行事，原想可以解除鲁国国君的戒心，不料事与愿违，鲁国国君还是对他放心不下，终未让他挂帅。可他却毫无悔意，只道：
“男儿以荣显为要，怎可让所谓的亲情来缚住我的手脚呢？牺牲在所难免，这一次只是我的运气不好而已。”
吴起有此恶行，人皆不耻，他反而不以为意。更让人难解的是，他的亲生母亲病逝之时，他也不肯回家奔丧。当人们责难他的时候，他还振振有词地说：
“先前我曾发下重誓，不为将相，决不还乡。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是不会为母死之事而违背我的誓言的。”
吴起后来虽功成名就，然而却不得善终，被乱箭射死。
一个人无耻到这种程度，鬼神真的也拿他没办法，能够与吴起媲美的，还有一个武则天时的大臣霍献可。
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人人自危。许多人为了自保，不是诬陷他人，就是小心避祸，一时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令人不寒而栗，难以置信。
司礼卿崔宣礼被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逮捕入狱。崔宣礼的外甥霍献可，时任殿中侍御史之职，他一听此讯，虽知舅舅冤枉，却马上想到自保之策，他不仅不思营救，而且还上书朝廷，表示断绝和崔宣礼的甥舅关系，并把崔宣礼大骂一顿，庆贺朝廷抓出了个大逆贼，还建议将他千刀万剐。
武则天后来发觉这是个冤案，就没有处死崔宜礼，可她还是宁枉勿纵，仍将他流放至夷陵。崔宣礼的家人托霍献可向朝廷申冤，霍献町却说：
“舅舅的谋反之罪，朝廷早晚要察明的。他现在不死，只怕以后就要连累大家了。”
他不但不向朝廷陈情，反而一再进言杀掉崔宣礼。武则天深以为怪，于是便亲自召见他，对他说：
“崔宣礼是你的舅舅，你和他有大仇吗？”
霍献可连连摇头。
武则天冷冷一笑，又道：
“既是无仇有亲，我都饶他不死，你又何必苦苦相逼，一定让他死呢？”
霍献町这时精神一振，大声回道：
“小臣赤胆忠心，深沐皇恩。陛下既是有疑于他，纵是我的亲舅舅，他也是我的大敌了。惟其如此，我才能略表寸心，报效陛下。”
武则天纵是心如铁石，见此人这般绝情，也为之胆寒。她没有答应霍献可的请求，万不想霍献可竟是以头叩撞殿前的石阶，流血满地，门中喊道：
“陛下不杀崔宣礼，小臣就死在陛下的面前！”
武则天心中不悦，急命人将他牵引而去。
此事他不以为耻，却反以为荣；人人避他而去，深怕被他缠上，无端惹祸。他似不自知，不仅常对人夸耀，还在上朝时故意把头巾戴斜，露出伤口，希望武则天看到，以赏识自己的忠心。
10.识破假让求取真利益的手段
做事一头沉儿的人往往直奔目标，关涉到自己利益的事绝不相让。如果说这样的人心黑手狠的话，那他黑和狠的层次还远远不够——因为有的人能以一副谦让忠厚的面目出现，又让你不能不把好处给他，而他实际得到的远比那些个中高手多得多。
王莽在利益面前，总是反复推让，并且总要分利给自己的亲信和下属。他向元后说，鉴于以前哀帝的外戚丁氏傅氏奢侈的教训，太后在衣食方面要注意节约，作为天下人的示范。王莽自己上书，表示愿意拿出100万钱，献出田地30顷，交给大司农用于赈济贫民。其他官员也都效法，又捐钱又献地。然后，王莽又带领百官向元后上奏，歌功颂德一番，并且“愿陛下爱精休神，阔略思虑，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就是劝元后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不要太累了。每次遇到水灾、旱灾，王莽就素食，亲信就向元后汇报，于是，元后也下诏劝王莽说：“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熟），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劝王莽多吃肉，爱护身体，为了国家。元后诏中有一句“国奢则视之以俭”，这是很深刻的。国家有奢侈的风气，作为元首要用节俭的行为来向国人示范，表示崇尚节俭。元首是全国人学习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提倡什么，只在口头上宣传还不够，最主要的是要用自己的行为来宣传。视，同示。西汉奢侈之风相当盛行，所以，王莽的节俭行动大得人心。王莽以节俭来引导人民，百官也积极捐钱、献地，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当国内事情基本解决以后，王莽又努力在外交方面下功夫，先用重礼收买匈奴单于，让他说中国的好话，又让王昭君的女儿来侍候元后。给元后的印象是，王莽不但能治理好国内，而且在外交方面也很有成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王莽想到了另一条长久之计：“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
王莽提出建议，皇帝9岁即位，过了3年，已经12岁，考论《五经》，12岁正是娶亲的年龄，应该及时娶亲，增加子孙的数量。
娶什么条件的女人呢？王莽的原话是：“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博采指从广大范围里去挑选。古代一个新于朝建立后，就封前两朝王族的后裔为诸侯国君，就叫二王。如周朝建立时封夏禹的后裔于杞，封商汤的后裔于宋。二王后，就是指二王的后裔。周公、孔子以及世代为列侯在长安居住的嫡生女儿。说是“博采”，二王后、周公、孔子、世代为列侯，这种家庭有限，又是在长安居住的，还是正妻生的适龄女儿。加上这三个条件，可供选择的范围大大减小了。王莽列出这些条件似乎无可非议，其实，他是按他女儿的实际情况来提这些标准的，这叫土政策。前代没有这种规定，景帝王皇后，父王仲，槐里人，并非名门之后。武帝卫皇后，是个歌女，并非圣贤之后，也不是名门望族，只是她当皇后以后，卫青才立功封侯。她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也因军功封冠军侯。昭帝上官皇后，祖父是上官桀，汉武帝时曾任羽林期门郎，后逐渐升迁。j二官桀的儿子上官安要将才6岁的女儿嫁给8岁的汉昭帝，托r外人办这事时说道：“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常常以列侯的女儿嫁给皇帝。照此先例，王莽时列侯多得很，那么王莽的女儿在众多女子的竞争中是否能夺魁，实在没有把握。因此，王莽为了保证女儿竞争胜利，就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使诸多列侯的女儿失去竞争的机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有关部门上报候选美女很多是王氏家族的，完全符合候选条件。“王氏亲属，候者凡十人”。再加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自然有很多姑娘合格候选。他提出：
“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意思是说，我自己的道德比较差，女儿的材质也低下，不应该跟那些女子一起参加竞争。表面意思是自动退出竞争，让给别人。因此，元后以为他是诚心诚意的，就下诏宣布所有王家的姑娘都退出竞争。当时，王莽“安汉公”位极人臣，在官民的心目中，是“德高望重”的社稷臣，是忠臣宗。
当皇帝要立后时，取消王莽女儿参加竞争的权利，一时轰动上下，反映强烈，公卿大夫跑到朝廷上论理。庶民、诸生、郎吏这些下层人每天有千把人上书朝廷。都说： “愿得公（安汉公）女为天下母。”王莽还派遣长史到各方面去做工作，劝诸公卿、诸生，结果，上书的人更多了。经过王莽反刺激的作用，激荡起来的形势迫使元后只好收回成命，根据公卿的意见，把王莽的女儿列入候选对象。
结果，王氏家族其他姑娘全被排除在外，王莽一退，排除了一大批竞争对手。在那种气氛下，王莽虽说要“博选众女”，大家也不同意。王莽又说要让人看看女儿，元后派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等去看王莽女儿，回来汇报说：“公（安汉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就是说品德好，长相好，可以当皇后。
这种见面也只是形式，谁知道她的品德如何？谁敢说她长相不美？
元后又派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向汉朝列祖列宗请示，并进行卜筮，结果是“康强”、“逢吉”，都是好兆头。
接着，信乡侯王佟就提出，根据《春秋》，天子娶亲，有一些规定，现在安汉公的封地还不符合古代制度。经过议论，变为古代天子封后父的地达百里。所以加封新野田25600顷，正好够百里。王莽又辞，只要原有的封地，加封的2万多顷全部退酬，元后同意。又有人提议，按过去的先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王莽又让，只收四千万，其中三千三百万分送给别人。于是，群臣又说，皇后受聘，只收四千万，跟群妾差不多，显不出高贵来，元后又增加二千三百万，共有三千万。王莽又将其中一千万分给家族中比较贫困的人，实收二千万。封地赏钱，王莽的办法：一退二分。不贪小利得大利，而且大得人心。
几千年的中国史，奸能比得过王莽的寥寥无几。他贪得无厌、凶狠恶毒又能蒙蔽上下视听。这恐怕是所有我们应该防范的人当中最难防的了。
11.把对手赶尽杀绝的大奸人
如果对手可以选择，估计没有人选择这样的对手：一旦成为他的眼中钉，他会想方设法拔掉这个钉子，既不给你稍有喘息的机会。又不惜成本，即使不能置你于死地，也绝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东林党的创始人是“国本之争”中被罢了官的顾宪成。顾宪成被贬叫老家无锡之后，无事可做，又满腹牢骚，便同弟弟顾允成、儿玎友李攀龙等人在城东的东林书院中授课讲学。讲学之余，又抨击朝政、臧_否人物，轰动一时，当时不仅在野的士大夫、地主、商人闻风而起，_云集东林书院，一些在朝的官员也同他们遥相呼应，时称这一类人物为“东林党”。明末三案中，东林党人与其对头浙党及其附庸齐党、楚党大战诸多回合均占上风，故而在朝中势力大增，引起其他派别的嫉恨。
东林党人虽无特别建树，但目睹朝政的腐败，敢于犯颜直谏，要求改革时弊，因此可称得上是正派人物。同时他们清高傲世，瞧不起身心俱残的太监，更痛恨太监掌权，故而一再揭魏忠贤之短。
于是魏忠贤忿恨之下发了毒誓要毁掉这个团体，可惜他当时羽翼尚未丰满力不从心。到他掌管了东厂和锦衣卫之后，才真正具备了铲除仇家的机会和能力。
东厂和锦衣卫是明朝负责侦缉和刑狱的两个特务组织。东厂初设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朱棣排行第四。太子朱标早死，朱标之子朱允文便替父亲接了朱元璋的皇位，朱棣见朱允文软弱无能，便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那里抢来了御座。由于这帝位来之不“义”，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总是怕别人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同时也为了肃清朱允文的余党，他即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专设了一个机关“专司缉访”以“锐意防奸”。因为这个机关的位置在北京东安门北，故世人称之为“东厂”。朱棣又信不过朝中大臣，就令自己的亲信太监掌管东厂，因此东厂自初设起就一直由太监操纵，东厂的头目，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亦称“提督东厂”，或“厂臣”，他直接受命于皇上，因而使东厂缉访的对象是举国上下除皇上之外所有的人——无论皇亲国戚、朝廷命官，还是平民百姓，任何事只要东厂一插手，便可省去所有的手续，越过所有的政府部门，由东厂直接同皇上联系。这种权力，使得厂臣凌驾于其他一切官员之上。
锦衣卫设于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较东厂早设38年。它初设时只是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每逢皇帝有什么活动，便侍卫左右。既然是负责皇帝的安全，那就有必要将一切不利于皇帝的东西都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它后来就有了“密缉”的要责。锦衣卫的长官称指挥使，须由皇帝亲信的勋臣或皇亲国戚充任。指挥使之下，有专门负责侦察工作的缇骑数万名，缇骑又各有线人、助手——大大小小的特务加起来竞达十六七万！因而锦衣卫“自为一军”。并且同正规军队一样，每日操练如制。锦衣卫之下又设锦衣狱，也称“诏狱”，狱中设有严刑酷罚，被缇骑抓进去的人无不五毒备尝、肢体不全、九死一生。当时刑部也有监狱，但刑部监狱的待遇比起锦衣狱，已是“天堂之乐”了。此外，锦衣卫还掌有廷杖时行杖之权。廷杖之制始于元代，明代统治者却将它发扬光大：无论多大的官，只要惹恼了皇上，皇上一声令下，锦衣卫的特务们就将他拖下痛打；挨打者的生死，往往在打人者下手的轻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