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别人对他的好处他记不住，有一点让他感觉不好的地方就耿耿于怀。还有的人当他不得意的时候你对他好一点，他立即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等他稍有点出息，就六亲不认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人都是狼蝎心肠，无论你对他有多好，都难买他一颗感恩的心。，他天生反骨，有用的时候巴结你，无用时二话不说晾你在一边。每个善良的人都应用心提防，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苗头，赶紧跟他了断为妙.
1.莫把恩人的肩膀当成往上攀爬的阶梯
小人遇到恩人的帮助和提携，他日日思夜夜想的不是感恩，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才能尽快地超越恩人的地位。恩人的肩膀能靠一靠的，他会踩着上；如果不可。恩人成了他往上爬的绊脚石。那就对不起了，一脚踹开毫不怜惜和犹豫。
春秋时期，楚国伯豁一家被佞臣费无忌谗害遭族灭，只身一人颠沛流离逃到吴国。
伯豁投奔吴国，一则因吴国是楚国的敌对国，二则因为伍子胥同伯豁一样与费无忌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伯嚭一见伍子胥就放声大哭，先是为伍奢一家的遭遇深表愤慨，接着哭诉合家遭斩的惨痛经历，继之大骂费无忌诱惑君王，杀害忠良，经过一番眼泪和愤恨的表演，才提出看在同国同乡同遭遇的份上，给个安身之地，向吴王举荐一下。
伍子胥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出于对楚平王和费无忌共有的憎恨，也由于和伯豁相同遭遇而产生的怜悯，虽然以前与伯嚭没有什么私交，但还是决定向吴王引荐他。这时伍子胥的好友被离劝阻他说：
“你可不要轻信这个伯豁呀。据我观察，这个人鹰视虎步，形貌含诈，其品性必贪婪奸佞，专擅功劳，任意杀人，切不可同他亲近。今日重用他，以后必为其所害。”伍子胥回答说：“古语说得好：同疾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人还是善良的多，你先不要猜疑。”
伍子胥便将伯嚭引见给阖闾。
在伍子胥真诚的介绍和大力推举下，吴王阖闾也可怜伯嚭的不幸，同情他的遭遇，又听他能说会道，见他频频表示的效忠尽命的决心和誓言，就收他在朝中，封为大夫，命他同伍子胥共佐朝政。
同乡之情、“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古训，使伍子胥的感情大大地向伯皮倾斜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救起的却是一条毒蛇，30年后，他自己也冤死在这条蛇的毒牙之下。
不过，此时的伯豁在吴的境况与伍子胥不可同日而语。伍子胥帮助阖间登位，又协助他建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库兵，发展了吴国的实力，有大功于吴王，君臣关系亲密。而伯豁呢，初人吴国，人生地不熟，虽得伍子胥之力而为大夫，实无功于吴国，和吴王的关系并不亲密。身在异国的他，脚跟未稳，羽翼未丰。
他只得谨慎小心地应付着周围的一切，以便争取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空间。在吴国，这个时候同他关系最亲近的要算伍子胥了，许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伍子胥的照顾。
再说向楚报仇一事不靠伍子胥，凭他伯豁对吴国的影响能办到吗？这一切，秉承了祖父伯州犁机敏之性的伯嚭当然清楚。他对伍子胥的依赖，决定了他对子胥的恭敬。这种恭敬的真实性还是可以相信的，向楚报仇是他和子胥的共同目的，这种共同目的，使他能与子胥同舟共济、互相配合。
公元前506年，阖闾兴兵伐楚，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与伯豁为副，率军进攻楚国，吴国一连打了五次胜仗，最后占据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昭王弃国而逃，躲到隋国去了。在这都城失守的时刻，楚臣申包胥力图复楚，他跑到秦国去乞求秦哀公发兵救楚。秦哀公不愿出兵，申包胥大失所望。为了挽救楚国的危亡，申包胥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最后使秦哀公受到感动，遂答应发兵救楚。
当秦国的救兵进入楚国境内以后，吴国大将孙武，考虑到楚国的疆土辽阔，人心又不服吴，吴军久留楚地，与之相持，对吴军不利。
因此他主张遣使与秦国通好，为楚国另立新君，以安抚楚人之心。伍子胥对孙武的主张也十分赞同。但是，伯嚭对这个安楚之策坚决反对。
他认为这样做是灭了吴国的威风，长了秦军的志气。因此对阖闾说：
“吴军自离东吴，一路破竹而下，五战而把楚国的都城拿下来了，并把其宗庙夷为平地。现在一遇到秦军，就想班师，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他要求阖间给他一万人马，与秦军作战，并表示要把秦军杀个片甲不留，若不取胜，甘当军令。
阖问对他的决心表示赞赏，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孙武和伍子胥还是劝阻他不要与秦国交兵，伯嚭执意不听，结果连战皆北，连他自己也被秦军三路包围，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幸得伍子胥领兵把秦军杀退，才把他救了出来。
这一仗，伯豁所率领的一万人马，被秦军杀得所剩无几，损失惨重。他自知有罪，不得不叫人把自己捆绑起来去见阖闾。
孙武对伯豁的恃勇无谋，深为恼火。他对伍子胥说：“伯嚭为人矜功自任，久后必为吴国之患，不如乘此兵败，以军令斩之。”
伍子胥对此并没有表示赞同，而且为他求情说：“伯豁虽有丧师之罪，但有前功。况大敌当前，不可因小过而斩一员大将。”还亲自去奏请阖阊赦其罪。经过伍子胥的劝说，伯嚭才免受军令的制裁。
孙、伍二人以让楚收纳太子建之子为条件同楚谈和，随后率军满载楚国府库宝玉而回，又将楚国境内一万多家迁至吴国，以充实吴国空虚之地。
阖闾论破楚之功，以孙武为首。孙武不愿做官，坚请隐退山林。
阖闾让伍子胥去挽留。孙武私下对伍子胥说：“您知道天道吗？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王恃其强盛，四境无忧，必生骄乐之心。功成而不退，将来必有后患。我不只是想保全自己，并且想保全您。”可惜这番具有远见的话，伍子胥并不以为然。孙武于是飘然离开，沿途将吴王所赠金帛全部散给贫苦的百姓，后来不知其所终。
孙武走后，吴王立伍子胥为相国，为表示敬意，他效仿齐桓公与管仲之事，只呼其字而不称名。子胥地位之尊由此可见。
对于功劳亦不算小的伯豁，吴王以其勇而恭顺，善体己意，使为太宰以掌管王家内外事务。这样，伯嚭同吴王接近的机会比伍子胥要多。虽然他不能同子胥之位相比，但他明白，只要能得到吴王的特别垂青，他就能得到吴王进一步重用。伯氏家族血的教训也使他懂得，同国君关系亲密，对于保身是十分重要的，他不愿重蹈先人的覆辙。
太宰之位，对于此时的他来说正称其心。
伐楚之后，伯豁已在吴国站稳了脚跟，羽翼渐丰，在吴囤也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他对伍子胥虽然恭敬，但毕竟不像以前那样，俨然同伍子胥有了分庭抗礼之势。伯嚭也暗暗牛了取伍子胥而代之，独揽吴国朝政的阴谋。
楚亡之后，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厂1三百，费无忌、鄢将师已为囊瓦处死，囊瓦也自刎于郑国，伍、伯二人之仇都已复清了，他们二人也失去了共同对敌的基础，二人所求以及性格的差异，使他们的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
这种斗争的结果，孙武已预见到了。他在私下对子胥的淡话中指出：“王恃其强盛，四境无忧，必生骄乐之心。”这样一来，刚正不阿以国为重的伍子胥同已有“骄乐之心”的吴王的冲突势所难免，其结果必为吴王所厌恨，给自己带来祸患。而替自身考虑较多、期望与王关系密切的伯豁，由于能善体王意，投王所好，得吴王欢心自是意料中事。这样一来，他同子胥的争斗就极易取得吴王的支持，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伯嚭在危难之时得伍子胥相助，在其应受军法制裁时又得伍子胥相救，可以说伍子胥做的仁至义尽了。但是，伯豁只知图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他可以图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便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不仅可以出卖国家利益，而且还会忘恩负义，加害恩人。
后来果不其然，在伯豁的一再进谗下，吴王夫差终于杀了伍子胥，至此，伯嚭也清除了最大的政敌，成就了自己的权力梦。
在这里我们有理由痛恨伯豁的忘恩负义，但伍子胥的察人不明也要承担应有的责任。像这种人在能够控制他的时候你偏要给他机会，被他反咬一口能怪谁？如果能制之则制之，不能制之则远离之，也不失为防范伯嚭类小人的一个可行的办法。
2.不要卸磨杀驴只讲利益不讲恩情
上有人欣赏、拔擢，下有人推戴效力，按说对这样的上与下都应持感恩的心态：对上效一己之力，对下信任有加。但是那些不知感恩的人则不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
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曾十分困顿，他到处投亲告友，屡屡使他失望，以至囊空如洗，与人赌钱，被流氓围住痛打，可见其窘迫之状。
在穷极无聊之际，一个老和尚送了他一点盘缠，指点他去投靠郭威从军。对于这次从军，赵匡胤也未存什么特别的信心，在路过一座庙宇时，他见人们都在占卜算卦，他带着一种玩玩的心理，也挤进人群，拿起竹签，准备算上一卦。
他先问能否当个小校，卦象不吉。赵匡胤心中愤懑，心想凭浑身的劲力武艺，连一个小校都当不上？不由激发了他倔强的脾气，就连算几卦，而且越问越大，卦象皆不吉。赵匡胤发怒，干脆问能否当节度使，仍是不吉。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节度使之上就是天子干脆问能否做天子吧，这一次，卦象大吉。据说从此时开始，赵匡胤就树立了当皇帝的雄心大志。
到赵匡胤投奔郭威之时，也正是郭威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之日。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作为禁军中的一员，赵匡胤表现十分突出。郭威在将领们的拥立之下当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也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其实，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过这次政变使他知道了禁军的重要性，知道了禁军发动政变可以推立皇帝。
在军阀战争中，赵匡胤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十分勇敢，可以说身先士卒，能冲锋陷阵，又兼他机变百出，智谋迭现，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不久，郭威病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一当皇帝，即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不久，周世宗又病死，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秉政，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时正是赵匡胤窃取帝位的千载良机。
赵匡胤在周世宗病死前就精心组织了这支禁军队伍，他受周世宗的委托，在军中选择最为精壮的军士编成“殿前诸班”，由于他亲自组织建立了这支军队，再加上他尽心结纳军士和军官，因此，这支军队中布满了他的亲信，他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精锐之师。周世宗死后，后周王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同他争锋了。
公元959年11月，赵匡胤以镇州、定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割据山西的北汉汇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宰相范质、王溥等昏庸无能，不辨真假，立命赵匡胤率大军出征阻挡。该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出发，当晚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事件发生了。
当天晚上，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和弟弟赵匡义在军队中散布舆论说：当今皇上年幼，不明世态人情，即便将士们拼死征战，回来也难以领功受赏。如果能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去打仗，情况就不一样了，立功的将士一定会有高官厚禄。军队中本来就有很多赵匡胤的亲信，这么一煽动，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于是，赵普和赵匡义严令将领，严格管束军士，兵变后不得抢掠烧杀，要绝对保证“兴王易姓”的顺利进行。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沉沉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未醒来。等他慢腾腾地爬起来，赵普和赵匡义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强行”披到他的身上。赵匡胤假意推辞责怪，赵普就率百官跪拜恳求，赵匡胤据说是不好拂逆众意，才勉强答应下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事件。
做稳大宋龙庭之后，赵匡胤首先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征战方略。
但是，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早在公元961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解除他们兵权的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