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中国谋略之成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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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灵动之计:欲成事,先处世(6)

由于英国政府的挟制,总理衙门致电张之洞,要他“设法速结,免生枝节”。最后,双方议结如下:(1)郭六寿等二人正法,胡东儿充军,胡视生等3人各杖200,流放到3000里之外的地方,田福儿等4人分别处以流、徒、杖刑;(2)马口司巡检陈培周以“保护不力”被撤职;(3)赔付柯、金2人恤银各1万两,教堂“由官修复”,赔偿损失2.5万两,合银4.5万余两。武穴教案议结不过两月,鄂西重镇宜昌又爆发教案。芜湖、丹阳、武穴等地教案发生后,宜昌风声紧张,反洋教揭帖到处张贴。张之洞命令宜昌地方军政官员“务须严切提防,万勿大意”。

9月1日,饭铺老板游某丢失幼子,呜锣寻觅,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后来一位法国天主教圣母堂雇工告诉他,他的孩子现在在该堂,游某于是在9月2日这天带人前往圣母堂,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孩子。正在交涉时,堂外已有成群的人聚集,纷纷斥责教堂拐卖幼童,“有喊打者,有喊烧者,势如潮涌,声如山崩”,堂内修女急忙派人报官。此时,有十多个围观者“执短木棍,盘辫扎腰,在前吆喝”,带领众人冲入圣母堂,寻找其余被拐幼童。忽然,紧邻的美国圣公会教堂中一苏姓教士向人群开枪,击伤一人,愤怒的人群立刻闯入圣公会教堂,苏姓教士等人仓皇逃走,众人放火将圣公会教堂焚毁,又在圣母堂点火,堂中7名修女及巴姓教士(分属法、德、美三国)被人打伤。附近河街教堂也被焚烧,宜昌的英教士、英侨住宅及正在兴建的英国领事馆等七八处建筑有的被焚烧,有的被哄抢。

事发后,宜昌镇总兵罗揞绅、知府逢润古等当即率兵前往弹压,护送洋人登上停在江边的轮船,并将受伤修女、教士妥善护理。又派兵保护各洋行、税务司、领事馆及传教士、外侨住宅。

宜昌教案涉及面很广,教堂之外,还有外侨住宅及领事馆,国家则有英、法、美等国。张之洞得知后十分焦急,连忙电函逢润古等“务将启衅放火之人缉拿讯取,此节最关紧要”。逢润古等人力加伪饰,复电称:此案系民人找寻幼童、洋人开枪伤人而发,圣公会、圣母堂及洋人住宅系洋人理亏心虚、纵火自焚的。张之洞复电要求核查,一再嘱咐“千万不可饰以却”,并派候补知府裕庚乘船奔赴宜昌查办。当张之洞得知圣母堂内幼童并没有被人挖目割肾之事发生后,电责逢润古等人所报不实,又派荆州道方恭钊赴宜昌确查。他说此案关系到法、英、美等国,不能拿它当寻常地方小事来对待,不可谎报搪塞,……如果想虚词推诿,企图大事化小,不但没有好处,还必定会耽误大事。

9月10日,德国公使巴兰德联合英、法、美、意、比、俄、日、西等9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敦促清政府迅速处理此案,英法两国并派军舰从汉口上驶。英国领事乘机再次提出湖南全省通商之事,试图要挟,被张之洞拒绝。但张之洞担心各国以此为借口,联合起兵,于是多次致电方恭钊、裕庚等人查拿凶犯,并说,如果查不到首犯,就必须像江南各案那样,严格追查地方文武官员的责任。在张之洞的严责下,宜昌地方官员在宜昌、沙市、汉口等地捕获12人,分别处以“徒、流、充军”等惩罚。10日,开始交涉赔款问题,最后,议定赔偿法国教堂银10万两,英、美分别为6万多两。

晚清办理外交者,皆以处理教案最为棘手。张之洞的做法无疑就高明了许多。他上能得到朝廷的称赞,下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外能使列强无话可说,甚至有苦难言,内能赢得舆论的支持,被称为有民族气节。他在处理广州、长江沿岸等地教案过程中,事先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事后面对外国领事、主教的讹诈,据理反驳,义正辞严,终于使其奸计狡谋未能得逞。争是一种志气,张之洞不可无争之气,否则难为强者。

按照强者的标准去做事

对于智者而言,他能够看清自我强大的方略,即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改掉弱项,强化自己的实力。当然,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而是要凭顽强的精神和果敢的胆量。

耶律楚材,字晋卿,先世为契丹贵族,祖父仕金,父耶律履官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楚材三岁丧父,在母亲杨氏教诲下博览群书,精通儒术,深受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熏陶。成吉思汗攻克燕京,喜其“身长八尺,美髯宏声”,留置身旁。时有常八斤因善造弓备受成吉思汗赏识,每自矜日:“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回答道:“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闻之甚喜,“日见亲用”,后来还特地叮嘱太宗窝阔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耶律楚材和常八斤关于“弓匠”与“治天下匠”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蒙古野蛮落后旧制与先进封建文明之间的分歧。成吉思汗靠弓弩铁骑建立起的蒙古汗国带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甚至保留了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落后传统。蒙古贵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杀掠,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造成社会倒退逆转;同时对蒙古民族的自身建设、包括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革进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耶律楚材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利用在太祖、太宗两朝备受信任,担当重任的特殊机遇,尽心竭力补偏救弊,革除旧规,引导蒙古贵族跨人封建化轨道,充分发挥了“治天下匠”的积极作用。

按照蒙古旧制, “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即克,必杀之”。大将速不台攻打汴梁(今开封)城时,因“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主张城下之日屠杀金军和全城百姓。耶律楚材闻讯后急忙劝谏太宗:“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见太宗犹豫未决,楚材又进一步劝导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太宗终于下诏只罪金宗室完颜氏,“余皆勿问”,避兵汴梁的147万百姓因此得以保全。当时“天下新定,未有号令”,典章法规尚不健全,“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少有忏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遗者,而彼州此郡、动辄兴兵相攻”,类此恶习,全赖楚材“首以为言,皆禁绝之”。蒙军攻占河南时俘获甚众,后主力撤还,乘机逃亡者十有七八。太宗下令:凡“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于是无人敢收留接济逃民,致使难民“多殍死道路”。得知这种情况后,楚材从容进谏道:“十余年间,存抚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胜负未分,虑涉携贰;今敌国已破,去将安往?岂有因一俘囚罪百人者乎?”太宗醒悟后,马上解除了禁令。据记载,因耶律楚材劝禁屠城、止滥杀而得以保全的百姓先后不下数百万人。

随着蒙古汗国在军事上的扩展,蒙古贵族把游牧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带到中原地区。近臣别迭等扬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场。”耶律楚材则针锋相对提出:“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锦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日无补?”太宗被楚材的建议打动,令其试行。于是耶律楚材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按照封建生产方式经营管理,大获成效。后来,太宗到云中(今大同),“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太宗对楚材“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深为叹服,从此益加重用“南国之臣”,并即日拜楚材为中书令,事无巨细,都先找楚材商量。耶律楚材当即提出:“凡州郡宜令长史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他还曾先后向太宗条陈十八事、时务十策。十策的内容是: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余如废用官本放高利贷,以及“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变革,都是涉及革除蒙古旧制积弊,进一步推行封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

为了抵制蒙古苛政旧规,为民请命,耶律楚材竞在皇帝面前“声色俱厉,言与涕俱”。为此曾激恼太宗,斥责他“尔欲搏斗耶?”太宗死后,皇后乃马真氏称制,重用奸佞奥都刺合蛮,诸臣皆畏附,唯独耶律楚材敢于面折廷诤,言人所难言。一次,皇后把御宝空纸交给奥多刺合蛮,让他自行填写施行。楚材公然表示:“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皇后又传旨:“凡奥都刺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顶撞道:“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他据理和皇后反复争辩,甚且大声喝道:“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

耶律楚材的业绩,不但保护了汉族地区封建文明,同时也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功在千秋,受到蒙汉各族人民的尊敬。公元1245年耶律楚材逝世后,“蒙古诸人哭之,如丧其亲戚,和林为之罢市、绝音乐者数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涕泣相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