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实践和理论必须相结合的关系问题，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同样栽过跟头。彼得-德鲁克曾花了十八个月时间在通用汽车做调查研究，倾其心血写出了《公司的概念》一书，结果事与愿违，该书在其公司内部受到了冷遇，其中的理念、方法和建议得不到通用管理层尤其是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的认可。由于斯隆长期置身公司内部，对公司的运营、成长和适应环境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了如指掌，因而在他看来，德鲁克书中所写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东西。而想要自己的东西，非得通过自身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在实践探索中方才有效。结果，他创立了“通用汽车幸福地处于绝对分权和绝对集权两个极端之间”的分权管理思想和分权组织模式，开创了通用汽车的一个新时代。
管理者在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中，怎样找到提高自己的切入点呢？就是利用企业发生问题的关键时刻，因为每一个管理问题的解决，都会使管理者更加成熟。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是最直接最宝贵的。
娃哈哈在与可口可乐的竞争中，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185亿美元营业额的可口可乐，与区区21亿人民币销售规模的娃哈哈相比，实在是悬殊太大。但是，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却另有一番独到认识。他说：“可口可乐的185亿美元营业收入是在全球实现的，不是单在中国。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在可口可乐最薄弱的地区，我一样可以将它打败。”他率领娃哈哈避开对手之强，扼住对手之弱，充分利用自己的强项——广泛的农村销售网络，撬动“哪个有钱赚，经销售就卖哪个”的利益驱动支点，迅速地在农村这块广袤无边的战场上，构建起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
这样的管理决策，似乎有一些红军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军飞机加大炮的感觉。事实上，这正是把管理科学的理论同中国的企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娃哈哈同世界级的大公司竞争，不同它打阵地战，而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最终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这种经商意识和手法，在书本里、MBA教授那里，无法得到现成的依据和答案。实践告诉我们：问题才是最好的老师。
张瑞敏在谈到“20年海尔感悟”这个话题时，深有体会地说道：“如果没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对海尔的质疑甚至个别的恶意中伤，就没有今天思考更加冷静、思维更加缜密、心理承受能力更强、可以更加有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海尔。我认为这是好事，这些质疑不管对错，对海尔都是一种提醒，我们会更好地思索这些问题。”管理者为获得真理，要付出代价，得到适合企业的管理方法和自己工作方法，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少走别人的弯路。
一位古典音乐大师回忆起他的一些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学生问：“老师，您能把我教成一个出色的演奏家吗？”大师苦笑着说：“孩子，我不能，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怎样去做，但是，我永远不能代替你去做。每一个大师都是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而获得成功的。”
六、当代儒商的修炼
《论语·宪问第十四》予路问成人。
子日：“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里仁第四》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宪问第十四》见利思义。
子路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见到财利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人。”孔子认为，具备完善人格的人，应当富有智慧、克制、勇敢、多才多艺和礼乐修饰。谈到这里，孔子还认为，有完善人格的人，应当做到在见利见危和久居贫困的时候，能够思义、授命、不忘平生之言，这样做才符合义。尤其是“见利思义”的主张，即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要考虑是否符合义，不义则不为。
儒商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中国经济一大特色。何谓儒商？一日商，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二日温，儒商是温文尔雅之辈，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德结合起来的人。鲁夫莽士何其粗野，不配称儒商。三日儒，经商讲义利，讲仁德；生财讲大道，这是最为重要的，是儒商本质之所在。儒商最重义利，最重仁德，是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的企业家。
战国范蠡（Ii）经营越国，十年富国，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他在一个叫陶的地方搞经营大获成功，被称为陶朱公，十九年积聚三千金，但范蠡却“好行其德”，把所得分散给贫穷的乡亲。
与范蠡同时代的白圭更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事迹至今为人们的津津乐道。白圭是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人，祖籍初周（今河南洛阳）。他曾任魏国之相，又在秦国做过官，后来弃官从商，成为一名商界巨子。白圭经商发达得益于他善于把握商机。在他看来，及时了解市场行情，是在商场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白圭为自己制定了一件经营宗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意即：在粮食收获时节，这时大量新谷登场入市，市场处于饱和状态，粮价自然下跌。此时，白圭便不失时机地大量收购粮食；同时，将农民所需要的各种丝织品、漆等生活用品卖出去。待到来年市上场因粮食青黄不接粮价上扬时，白圭便将库存的粮食卖出。
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奸商。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在经营谷物时，白圭以薄利多销为原则，照顾到农民的利益。他提出：“欲长钱，取下谷。”意即粮食是人们赖以活命的必需品，只能取微薄利润，然而进出的数量大，亦能获得可观的利润。他还主张“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将颗粒饱满的谷物作种子，在卖出时售价可适当高一些，这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他还强调，一旦出现机遇，就要迅速把握，果断出击，“趋时若猛鸷鸟之发”，意即在捕捉商机时要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
白圭因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华摆阔，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史记》介绍，白圭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这种难能可贵的操行，正是儒商风范的体现。
从个人道德修养上来说，儒商是君子。不取不义之财，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君子喻于义”，提倡“见利思义”，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儒商必然讲仁义，必须守信用。儒商不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事，为富为仁，有崇高的奋斗目标，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有巨大的现实作用。而奸贾则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他们为了获取利润，不惜损人利己，违法违纪。他们的经商行为经常违反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对市场采取的是投机的手段，对顾客采取的是弄虚作假的欺骗手段，对企业员工采取的是逼迫压榨的手段，对自然界采取的是掠夺性开发破坏自然环境的手段。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化的经营业绩。
在管理上，儒商崇尚的是“贤主劳于求贤，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经营信条是“事业即人”，丰田的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松下主张“造物之前先造人”。这些人本管理思想都来源于“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精神对员工进行管理，督促其实现管理目标，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点。儒商的管理思想认为，让员工干好，不如让员工心甘情愿地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但也离不开情感的因素。中国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为目标，恰恰非常强调心理的作用，依靠领导者“身教”的榜样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体群众。
人类的管理思想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泰勒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并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企业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七、企业战略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第十互》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忱。”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突然降临的倾盆大雨，把大地浇了个透，就在这天，孔子准备在城外的一个道场授课。孔子的门生纷纷从城里往道场赶路，有两个门生，一前一后，驾着马车赶路。第一个驾马车的门生到达了道场。不一会儿，第二个门生也抵达了，可是浑身湿漉漉的好像从泥里爬出来一般，看到的先到的门生身上一点泥水也没有，便奇怪地问：“师兄，你怎么没有掉进那个大水坑里啊？”门生答道：“我估计雨天路上会有水坑，所以，我几乎是立在车头，仔细观察。看见有水的地方，我就勒紧缰绳，缓慢前行。”掉进水坑里的门生甩了甩袖子上的水感叹道：“还是你有长远的眼光啊！”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教育门生们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是前瞻性的，但是需要在未来检验，唯独战略决策是现在的。只有前瞻性地看到“水坑”，现在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避免掉进泥坑的结果。勒紧缰绳，立马前瞻，是当时的决定，不是明天的决策。越是看得远，就越容易调整自己的方向，所谓“船小好头”。企业做大了，往往出现调整的困难。所以，战略不但对于小企业重要，对于大企业更是生死攸关。否则，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发生“冰海沉船”的惨剧。
事实上，每个人在今天做的决定，客观上都包含着一定的未来性，都会在将来被验证。差别在于，今天决策时，有没有前瞻性地看到未来的变化趋势，看到未来的机会和威胁，这就是战略制定的魅力所在。
2260年前，战国时代的秦赵两国，为争夺上党，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长平之战。长平大战以赵国的惨败而告终。赵军在战略上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赵括没有从长远的角度来计划与秦军作战的策略。战斗一开始，赵军就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赵国最差的是防守作战，最厉害的是战场突击力量，比如弓箭兵、骑兵等，所以才在对匈奴和胡人中屡建奇功，而秦国最擅长是步兵和防守。赵军统帅廉颇没有选择进攻战略，却实行了自己不擅长的坚守战略，以图与秦军拼消耗。但是，赵国的实力远不如秦国，本来应该速战速决的战斗，演变成了一场两军对垒十四个月的战略消耗战，使赵国的进攻优势化为乌有。
由于物资、军队的大规模消耗，使赵国政治集团缺乏足够的耐心。本来，用擅长进攻的赵括换下丧失斗志的廉颇，不能不说是一招好棋，可惜最佳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双方的对垒阵式已经完全形成，赵国必输无疑。赵国在作战之前，没有形成一个好的战略思想，当发现大事不妙时，临阵换将，结果也没有挽回败局。最初的战略错误，导致最后的战争是败，正是缺乏战略前瞻性的恶果。
制定企业战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战略必须具备指导性和前瞻性，而前瞻性是指导性的前提条件。作为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是战略制定者，就应当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