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军高兴起来，说：“用不着你去得罪人，办法我都想好了，你这次去是唱白脸的，保证他们以后还要感谢你！”说完，就附在温支书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温支书听着听着，眉毛散开了，突然说：“那你怎么不直接去对他们说？”
龚文军说：“我怎么好直接对他们说？”说着，又拍了拍温支书的肩，说，“我就等着老哥子的好消息了！”
温支书回到家里，一直到快吃中午饭了，这才披上一件浅灰色衬衫，夹着自己那只人造革黑皮包，不慌不忙地往虎尾山去了——那些石场老板怕乡政府断水断电以后，又派人去掀了他们的工棚，卸了他们的机器，都在山上坚守着阵地。
温支书慢悠悠地晃到山上，采石场老板们一看见他，以为他又是来给他们“上课”了，一个个对他爱理不理的。温支书也不生气，大声说：“董万成、麦荣生、李明忠你们几个龟儿子，我又没有借你们的米，还你们的糠，一个个马起一张猴脸做什么？连坐也不喊我坐！”
半天，董万成才气鼓鼓地说：“这么大一匹山，还莫得你坐的？”
温支书朝董万成看了一眼，故意卖关子地说：“算了！我好心好意上山来，想给你们出一个主意，你们还这样对我！我也不想管闲事了，留点口水养牙齿吧！”说完，做出往山下走的样子。
这儿几个老板听他话中有话，眼珠子一转，急忙跑过来拦住了温支书，赔着笑脸说：“哎，温支书，你老别生气，啊，别生气，话冷了说得，快来坐，坐！”一边说，一边往温支书手里塞烟——此时，他们也像是踩在了火石上，巴不得有人给他们出个主意呢！
温支书被石场老板像皇上一样迎到工棚里坐下来后，却不说话了，只顾慢腾腾地吸烟，石场老板你看着我，我瞧着你，露出一副焦急的神态。好不容易等温支书两锅烟吸完，这才一齐把头伸过去问：“温支书，是什么主意，你快说吧！”
温支书还是没答，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有些吃惊地叫了起来：“龟儿子，怎么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什么主意一两句话也说不清！这样吧，等我回去吃了午饭，再来和你们慢慢说！”说着，站起身来要走。
老板们的胃口被吊起来了，岂会轻易让他走？麦荣生就说：“还回去吃什么饭哟？等会儿和我们一起到‘胡传魁’的‘四海香’去吃，我们请客！”
其他老板也说：“就是就是！虽然垮杆了，请一回客还是来得起的！”
温支书还是一边把衣服往身上披，一边说：“你们今天就是请我吃龙肉，我也不得来！”
众人愣了，急忙问他这是为了什么？温支书等众人问完了，才说：“不为什么！你们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期？特殊时期！乡上要关闭采石场，我来为你们出主意，还敢大摇大摆地到‘四海香’去下馆子？那样不是把我卖了？我还敢给你们出主意呀？”
一伙石场老板一听，感到是这个道理，又更觉得温支书是真的为他们出主意来了。沉默了一会儿，油坊坡村的吴国礼是个机灵人，于是说：“这还不好办？我们一个老板出五十块钱，朱光柏老弟年轻些，又会开车，你开着董大哥的车，到‘四海香’去把菜买回来，就在这山上吃！一边吃，一边听温支书给我们出主意，又不怕别人看见，又免了大家都走一趟！”
温支书听了，不等石场老板们表态，就自作主张地说：“这还差不多！我这个人呀，是沙地的萝卜，吃就吃吧，反正回去也要吃饭！”说着一屁股又坐了下来。
石场老板们见客人已经抢在他们前面表了态，不好再拒绝，加上又急于听到温支书的锦囊妙计，果然每人掏出了五十元钱，交给了油坊坡村的朱光柏。朱老板临走时，吴国礼又在后面叮嘱他：“尽这几百元买，吃不完的让温支书打包回去，啊！”
朱光柏答应一声，从董万成手里要过他的汽车钥匙，到下面料场，开起停在那里的汽车，一溜烟走了。
没多久，汽车就开回来了。食物都装在几只塑料桶里，分别用塑料袋包着，有酒有菜，规格一点儿不比城里宴席低。一伙人去把塑料桶提到董万成的棚子里，在地上铺一块盖棚子时剩下的彩条布，每个人去自己工棚里取了自己吃饭的碗筷，围着彩条布，斟了酒，就热情地劝温支书吃菜喝酒。
三杯酒下肚，石场老板催温支书快说他有什么好主意？温支书往地上吐了一根鸡骨头，不满地批评大家说：“忙什么，雷都不打吃饭人，你们怕我跑了怎么的？”众人听了这话，也就不催了。一直到酒足饭饱后，温支书才把董万成拉到一边，两人嘀咕了一阵，董万成脸皮露出了笑容，一个劲地对温支书说：“老叔，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温支书故意沉下了脸说：“说那些好听的话做什么？下次来不把我晾到乱石头上就是了！”
董万成急忙说：“不敢了，不敢了，老叔！”说着，急忙叫人把剩下的菜给温支书打了包。温支书也不客气，把烟和酒装进人造革包里，提了打好包的菜，故意打躬作揖地大声说：“各位老板，道谢酒菜，啊！日后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各位老板多多原谅，啊！”他酒醉心明白，关闭采石场是一件硬碰硬的事，先把言语拿顺，为以后的工作留下后路。说完，才一步三摇地往山下去了。
温支书前头走，董万成后面就把石场老板召集拢来，说了温支书的锦囊妙计。石场老板一听，也全都一下绽开了眉头。
第二天一上班，龚文军就收到了石场老板们的一封写给县、乡两级政府的申述书。在申述书里，石场老板们一反过去那种固执和强硬的态度，首先就给县、乡政府戴了一顶高帽，说他们为保护环境和文物而采取的措施，是如何的英明伟大，如何的深得人心！他们一定坚决服从，并且为前段时间的行为，向领导作深刻的检讨。可是，在一番高调后，笔锋一转，马上就说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保护环境、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合法经营，投入大，生产时间短，如果马上关闭，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而恳求上级政府要“慎重决策、有情操作、平稳过渡、延期关闭”。具体延期多久，老板们建议半年，“到时不用领导来催，我们自行断水断电卸机器！”如果领导连他们的这点要求都不肯答应，他们就只有到省城和北京上访了！龚文军一看完石场老板这份软中有硬、绵里藏针可进又可退的申述书后，不由笑了。他马上将自己导演出来的这份申述书往皮包里一塞，喊来“乱戳”，迫不及待地就赶往县城找郭书记汇报去了。
郭书记看完石场老板们的申述后，没像上次那样严厉地批评龚文军，而是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眉头蹙成了一个结，眼睛盯着头顶的枝形吊灯，仿佛发呆一般。半晌，才突然坐直身子，猛地对龚文军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办？”
龚文军见郭书记征求自己的意见，马上不失时机地谈了自己的办法：“郭书记，我觉得老板们的意见可行！让老板们多生产半年，一是可以让他们少受些损失，二是可以减轻乡政府补偿的压力，三是缓解了当前矛盾，四是给乡政府做工作赢得了时间！”说完，紧紧看着郭书记。
郭书记又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像是深思熟虑似的，然后才又问龚文军：“要是延期半年后，他们再不答应关闭怎么办？”
龚文军满有把握地说：“不可能，郭书记！延期半年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我回去马上就拟一份延期关闭的协议书，取代原来那份合同，并且请县公证处现场公证。到时候他们不关闭，道理就不在他们那一边了，我们就有理由强行关闭！”
郭书记又想了一想，再问龚文军：“上面那些记者要再问起这事，我们该怎样回答呢？”
龚文军像是已经在心里思考好了这个问题，想也没想就回答郭书记说：“这还不好办？郭书记你就直接对他们说，我们正在落实！现在基层的许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就办好了的？想必那些记者也是知道这些情况的。退一万步说，即使那些记者再来找什么碴子，也比那些石场老板到省上、北京上访造成的影响强得多，你说是不是这样，郭书记？”
郭书记又把背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龚文军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这是你们乡上的事，你看着办吧，不然又说县委把手伸得太长了！”
龚文军听了这话，明白郭书记是默认了老板们的要求，急忙退了出来，又急急赶回乡上去了。龚文军知道，最终能让郭书记点头默认，还是老板们那几句上访的话。
龚文军一回到乡上，就召集老板开会，拟定协议书，最后在县公证处的现场公证下，与老板们签订了一份“关于上石岭子乡采石场延期关闭协议书”。协议书一签，乡政府马上恢复了向石场的供水供电供炸药。石场老板的机器又“轰轰”地转动起来。
温支书在给龚文军解“垓下之围”时，确实想看看半年之后，龚文军又如何来关闭老板们的采石场。没想到龚文军会用延期关闭协议书，来取代以前乡政府和老板们签订的合同。而且在延期关闭的协议书中，龚文军只字没提补偿款的事。而那些只想尽快恢复生产赚钱的老板们，连协议书的内容都没细看，就在上面糊里糊涂地画了押。更让温支书没想到的是，在这半年中，龚文军已通过“一对一”、“背靠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等手段，大打人情牌战略，加之施以小恩小惠，先是把那些投资不大且已经赚足了钱的石场小老板拉到了自己一边，接着再各个击破，分化瓦解了除董万成以外的石场老板。乡政府第二次停水停电一开始，那些老板就背着董万成在关闭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高高兴兴地领走了乡政府给的一万元补偿款。温支书不由得感叹道：“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到底是当党委书记的人呀！”因此，当龚文军告诉他，除董万成外，所有石场老板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要他帮忙帮到底，去帮他攻克董万成这最后一个堡垒时，温支书爽快地答应了。
上石岭子乡的集镇很小，是那种被人形容为场头摔跟斗、场尾捡草帽的“尿脬子”小场。据说很久以前，这里并没有场镇，只有几间茅草店子，房前挂一个粗布幌子，门口贴一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对联，给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路人提供一个歇脚和喝茶的地方，后来才陆续发展成物资交流之地，形成了街道。到新中国成立时，两边街道已住了七八十户人家，一律的穿斗房，外挑檐，木排架，瓦屋面，白粉墙，线条明快，朴素大方。房高虽不过一层两层，却一律的宽屋檐，白天是乡下人来摆摊设点，进行物资交易的场所，晚上是居民纳凉聊天、谈心交往的地点。凡有楼层的人家，一律采用悬挑架空的方式，构成错落有致的视觉效果，煞是好看。
楼上临街一面，均开有格子形小窗，格有方格、斜方格、直棂、井口字、步步锦、角菱花等，窗后多用牛皮纸裱糊，有钱人也有用绫绸糊窗的。楼下店堂均用厚厚的木板做门，白天一块块卸下，晚上一块块装上，用作顶门的杠子是一根碗口粗的圆木。街道不宽，全用山里的青石板成“工”字形铺成，自有一种古朴典雅的味道。街道的居民虽然不多，“九宫十八庙”及茶房酒肆和戏楼，却一样不少。新中国成立后，两所关帝庙分别变成了乡中心小学和乡粮站，其余土地庙、城隍庙、观音庙被夷为平地，茶房酒肆戏楼通通关门。曾经朝夕相处的七八十家小场居民，除十几家享受吃商品粮的待遇外，其余的一律到土里去刨食，过那种不温不饱、不死不活的日子。
改革开放春风起，小场又恢复了先前的生机和活力。先是到小场上做买卖的多了起来，接着是茶坊酒肆重新开了张。每逢场日，小场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接着，有人又到乡场上来建了房子。房子没建在老街上，而是建在场后公路两边，为的是方便做生意。那房子自然也不是老街上那种穿斗房，外挑檐，木排架，瓦屋面，白粉墙了，而一律的砖混结构的楼房，低的两三层，高的四五层，青砖墙，水泥楼，平房顶，铝合金窗，钢卷门，气派非凡。这一下，就把老街比下去了。老街上有些居民，就有些不服气了，于是也有人扒了自己的老房，在木排架、瓦屋面中间，屹立起了青砖平顶的楼房。还有一些老街的居民更牛气，干脆搬进县城住高楼大厦，把原来的住房卖给那些从乡下上街，手里有一点儿钱但钱又不多的人，或便宜一点儿租给别人。出租房子的人本意不在租金多少，而在于要留住自己的根，如果以后有个风吹草动，好歹有个后路。这样一来，处在现代与历史交会点的小场，面貌就有些模糊，既说不上现代摩登，也不完全古朴典雅，而给人一种斑驳陆离，甚至不伦不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