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治大国若烹小鲜”对现代管理者的启示是什么
“治大国若烹小鲜”语出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六十章开宗明义：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小鲜者，小鱼也，意思是说：治理大国，好像煎烹小鱼一样。用“道”来治理天下，那么鬼也就不灵（不作祟兴灾）了；不是鬼不灵了，而是它起的作用不伤人了；不是它起的作用伤不了人，而是圣人也根本不想伤人。鬼神和圣人都不伤害人，所以自然的德性都回复到人民身上了。这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一个具体的阐述。
产生于尧舜时代的《击攘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可见，国人本性不喜欢接受他人的管治，却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而达到自我管治的目的。“无为”其实是借助于自由文化的潜在力量，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从而自然地达到“无不治”的圣世。统治者们也很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汉初陆贾为汉高祖陈说治道云：“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此“四无”即为清形无为的治道。在汉之后，魏晋玄学、自北宋而起的宋元理学，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
很多人不大欣赏“无为”思想，以为过于消极，内敛，与现代的扩张型社会，外向型经济不符。其实，作此言者只见其表，不见其里。事实上，在很多政治情势里，无为而治都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汉初，曹参为宰相三年，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不给百姓增加负担，使汉朝人口数量、经济水平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曹参的无为正是针对秦政治的机械性、刻板化而故意为之的。所以他死以后，百姓唱道：“萧何为法，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东晋王导，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他采取的施政纲领同样是无为而治。当时东晋过江而立，极需江南士族的支持，王导为政宽厚包容，使得北方侨姓与江南大姓的紧张关系得以有效缓解，从而使东晋王朝于风雨飘摇中得以维系。王导对自己的无为而治很是得意，他曾很自信地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
在这些政治家的眼里，所谓的“愦愦”其实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轻重若轻，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一种达至善治的清醒。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中实现有为。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原原本本地译成‘行动’（action），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误解。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动’，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李约瑟对“无为”的理解，深得“无为”要领。“清静为天下正”，用现代的管理观点说，无为的管理就是管理对象的自我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西方以事为出发点，以逻辑分析为解决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变得日渐难以控制繁复的企业。牛津罗兹奖金获得者，《超越竞争》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德·博诺曾明确说过：“在我们处理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循环复杂系统时，分析就不管用了。在这样的系统中，你不能将各个部分分开再让它们复归整体，因为在把各个部分分开时，你就改变了这个系统。”传统的分析逻辑思维方法，显然难以做出有效的处理。同时，还因为“在有积极反馈的循环系统中，某处参数的些微变化都可能使整个系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因而“我们正日益被迫研究简化思想模型，并用它来指导行为”。
另一方面，清静无为型的领导力模式是最适合信息社会的管理模式。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虚拟空间的存在也日益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美国管理专家毕可斯曾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需要的不再是领导者权威、严格的管理，而是怎样培养每个成员的独立处事能力。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正适应了这种需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它给了组织成员完全的自由，也给了组织成员完全的责任。
二十九、《墨子》尚贤思想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墨子》是战国显学墨家学派的论文集，未必都是墨子本人的作品。墨子，名翟，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388年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翟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后代习惯上尊称其为墨子。
《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证，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杂糅，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墨子从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探索国家的产生，从人的自爱本性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关系来探索社会控制方法。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把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兼爱就互利，就是利他。认为国家混乱就要讲尚同尚贤；国家贫穷就要节葬、节用；国家沉湎于音乐等喜好中就要讲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视就要讲尊天事鬼。
墨子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说，秦汉以来的许多经济、政治理论，都可以看到墨子的痕迹。尤其是他的尚贤思想，对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依然有诸多方面的启示。
墨子以“民利”为出发点，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任何一个组织都是这样，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具备人才优势就兴旺发达，丧失人才优势就萧条冷落。要想拥有众多的人才，具备人才优势，需要制定合理的人才政策，重视人才，开发人才，吸引人才，保护人才。重视人才，就要像墨子说的把人才视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
那么如何选举人才呢？他主张以“众贤”的标准来代替“亲亲”标准来选拔官吏，“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他反对“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认为“此非可学能者”，会造成“贤暴不分，功罪无别，赏罚不当”，“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
墨子所说“众贤”的范围是由贵族扩大到贫贱疏远的人。在当今社会，墨子的这种择人标准，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在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决定因素的等级社会，在孔夫子都对季氏说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时代，墨子的这种择人标准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墨子以古代圣王为例，说：“故古者圣王之政，列德国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不高则民弗敬，俸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意思是古代圣王施政时，使有德者列于位次，使贤能者得到尊重，即使是农民与工匠、商人，有才能的就提拔他们，给他们以高爵，给他们以厚禄，把政事交给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因为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生就不信任；政令不断，百姓就不畏惧。
企业也是如此。必须通过对员工核心竞争力的确认来设计人才甄选的能力体系，从而使人才到位后能够实现其业绩目标。而组织成员一旦清楚了这种甄选标准后，就会重视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而不再依靠关系亲、距离近或者富有来获得好的职务。
三十、法家的人性论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启示
法家是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政方针是基于他们的人性论而生发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
法家人性论的核心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利”。《管子·形势解》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商君书·算地》说：“民之生（即‘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又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商君书·赏刑》篇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没有比得过父母与子女之间了，但在父母与子女间，亦不免以计算之心相待。“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韩非子·六反》）。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尚且建立在利害计算之上。可见，人无分亲疏贵贱、上下尊卑，都因求利的天性而彼此以利害相交。正是出于求利的生理本能，故人人唯利是图，只要有利，就什么也顾不得了。
法家从人性好利论出发，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表现为用气力去争名夺利，争到名利就是价值。因此，名利的大小多少就成了他们衡量一切行为的价值的尺度：
人性→行为动机→产生行为→达成目标。
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己之利的计算心。而“法”的设制只要能满足人性自利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能为人们所接受。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韩非子·八经》）
法家的这种人性论对现代管理是有启示意义的。
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对社会行为进行类型分析，他认为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行动者的动机，即行动者赋予行为自身的意义，这是其核心；二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以“他人”作为定向目标，不赋予他人的期望和目标，也无以成为社会行为。而管理也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达到和谐，并以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为目的来实施组织的目标。
把法家的人利论应用到现代管理活动中，即人性→行为动机→产生行为→达成组织目标。
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活动要充分考虑员工的自为心，具有一种威慑利诱的力量，体现出一种诱发力和胁迫力，使员工的行为达成组织的既定目标。
三十一、管子辩证管理法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梁启超称赞管仲（即管子）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管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强盛起来，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人刘向从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删除重复内容编辑而成的，后又佚失10篇，现在仅剩76篇。《管子》的政治思想不同于儒家或者法家。它主张的是“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反映了历史转型期的政治思想主张。
《管子》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先进性也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点。在经济思想方面，《管子》一书体现了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轻重论。他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把握经济形势的主动权，实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使国家直接掌握大量资财，以散敛方式控制物价和调节经济，并实行利出一孔，使每个人都根据其为国家所做贡献大小而得到利益。
《管子》一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为当时的领导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其中辩证管理思想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首先管仲认为人性本恶，认为追求利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因为这一思想，管仲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同时管仲提出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才可能实现教化，可见在管仲看来教化是更高的理想社会，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牧民》）
其次，领导者应该抓大放小，提纲挈领，做好集权与分权的工作。“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管子·版法》），也就是说领导者只需要以结果来考察下属，责其成功就行了，不用事事亲历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