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领导者在听下属汇报时就要十分谨慎。当涉及到有关的人和事时，如果轻易地外露自己的好恶意向，那么，下属就会按领导者的意向乱说一通，将真实情况掩盖起来，这样，领导者便失去了了解真实情况的依据。“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也。”领导者要实行“无为”之术，隐藏自己的好恶，凡事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看见也像没看见一样，知道也像不知道一样，不表现出任何主观好恶，防止别人顺着自己的好恶去办事。如此，下属就无从揣测领导者的想法，在不知道领导者思路的条件下，便只得按实汇报，道出实情了。
领导者要实行“无为”之术，隐藏自己的好恶，凡事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然，现代管理中，施行低调管人的领导者去好去恶的方法，并不需要一味地板着面孔，对下属的喜怒哀乐完全无动于衷。在很多场合，他们都是以下属之忧为忧，以下属之荣为荣的，也就是明确地表示自己地情感。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又隐藏起自己的好恶，尽量不让下属钻了自己的空子。
以局外人的眼光看情势
看象棋手对弈，那过程的确是很有趣的：下棋的，多半是“当局者迷”，而看棋的，反倒“旁观者清”。世上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如果陷于其中，反而看不清真实的情势；如果脱身于外，反而能够一目了然。当事人被问题搞糊涂了，旁边观看的人却看得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张维迎教授这样解释：作为旁观者，他们心态平常，但目光敏锐，对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深刻的洞见力。
为什么说旁观者有这样的优势呢？张维迎教授总结了两点：信息优势及心态优势。
苏轼有诗曰：“横看成岭侧成锋，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同，其得到的信息就会完全不同。而作为局中人，通常会处于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问题，得到的信息也往往只是某一个部分，知此而不知彼。但是，如果跳出来，反而能拥有全方位的信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外人则能远距离地、全方位地观察事态，虽然他对山中的具体情况也许没有局中人了解得详细，但却可以将庐山全貌尽收于眼底，而不会犯一叶障目的毛病。
而在心态上，作为旁观者能更冷静理性地分析信息。对信息的分析，与个人的主观原因是有很大联系的。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可能会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通常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解释所观察到的事件，也更愿意相信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即使这种信息很不可靠。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是最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作为局内人，事情往往关涉自身利害得失，所以对信息的分析就必然有自己的主观愿望在里面。
作为局内人，事情往往关涉自身利害得失，所以对信息的分析就必然有自己的主观愿望在里面。这样就会对信息的判断起到了干扰作用。旁观者的优势在于，他们没有利益在其中，没有自己的主观愿望要实现，不带有色眼镜看问题，所以更能客观地看待所有的信息，做出中立的判断。
正如IBM前董事长郭士纳先生说的那样，旁观者是职业特定意见持有者；他们的社会价值，就是他们观察的洞见力，以及他们从一个局外者的角度对某一活动的评价附加值。
所以，领导者应该尽量保持自己的平常心，使自己既能入得其内，又能出得其外，对自己周围情境作出中肯的判断。
3 投石审势，轻推渐进
低调管人需要领导者谨慎地积累自己的资本，面对问题时想方设法地投石问路，一步步小心地轻推渐进，最后达到双赢的结果。
根深才能叶茂
要解决问题时，先清点一下自己的所有资本，看看自己的根基有多厚，然后再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自然界的植物生长过程中有一条定律——根深才能叶茂。树根扎得深，枝叶繁茂，才可以固根强本，汲取沃土的营养，使枝叶的繁茂更加青翠欲滴，这是树根与枝叶的一种良性循环。做领导也是一样。要解决问题时，先清点一下自己的所有资本，看看自己的根基有多厚，然后再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宋襄公就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自己的真实力量，过高地估算了自己，才会被楚国欺辱的。
齐桓公到了晚年，忘了管仲的遗训，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奸臣。齐恒公死了。他们三个废掉齐桓公立的太子公子昭，而让听他们话的公子无亏当了国君。公子昭就跑到宋国去，请宋襄公为他做主。
宋国实力本来不强大，可是成为霸主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公子昭来投奔他，他认为是个好机会，就收留了公子昭。
公元前642年，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要护送公子昭回齐国去当国君，让诸侯派兵相助，以壮声势。大部分诸侯一见是宋襄公出面号召，没几个人理会，只有卫、曹、邾几个比宋国还小的国家派了一些人马来了。宋襄公统领四国联军杀向齐国，因为齐国的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和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边界上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就是齐孝公。
宋襄公为齐孝公复位出了力，自认为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足够树立威信称霸诸侯的时候了，便想会盟诸侯，把自己的盟主地位确定。于是，宋襄公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想把会盟诸侯的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取得楚国、齐国的支持。
公元前639年春季，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霸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他事先没有征求齐、楚两国的意见，就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并把时间定在当年秋季。楚成王和齐孝公两人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字。
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国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
在开会时，宋襄公首先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该由谁来担任？”宋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说罢并不谦让，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
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的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说：“你说我这个王是假的，那你把我请来干什么？”宋襄公再想争辩，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了里面穿的铠甲。成得臣手举一面小红旗，只一挥动，那些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手持利刃的兵士。他们往台上冲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又惊又怕的宋襄公被成得臣一把抓住，拖到楚国的车上，带回楚国去了。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自大的宋襄公不但没能实现当“霸主”的美梦，还白白地被楚国君臣污辱了一回。此后，宋国在诸侯间的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不少。
在《西楚霸王》一书里有句名言：创建事业初期，贵在蓄势；能蓄势，才可以待机。对于领导者而言，一定要懂得积蓄力量。任何人都希望获得成功，管理者也不例外。他们努力为公司追求最大的利益。在急功近利与厚积薄发之间，低调管人的领导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只有根深才能叶茂”。
多闻慎行，防患于未然
在面临重大抉择时，能排除庸人之议，勇于独断的领导者当然是明智的领导者，但只有能防患于未然，事事都能想到别人前面的领导者才是明智的低调领导者。
当初，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文王说：“你说得好极了。”
可见，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把这个道理引申一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领导者必须要具备洞察先机的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能最先洞察先机，出奇制胜，谁就是成功者。如果一个领导者不具备防患于未然的洞察力，那么他的团队是岌岌可危的。
那么，领导者要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就需要领导者能够多方收集信息，多闻慎行。
《论语·为政》有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闻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的这段话是对他的学生子张说的。当时，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才可以求得官位俸给。孔子回答说：尽量多听各种言论，多观察各种行为，谨慎地说自己有把握的话，做自己有把握的事，这样就比较不会后悔，官位俸给自然也就不是问题了。
一个人即使博学，也必有不明之理，不解之事。若妄下论断，则必自取其辱，失信于他人。一个人即使多有见地，亦须警慎行事。若恃才傲物，肆意妄为，则必贻误大事，后悔莫及。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谨言、慎行的品德，那么禄位不求而得。因为谨言，故能取信于人；因为慎行；故堪能承担重任。而这一切都要以多闻为基础。因为只有多闻才有博学的可能，才有已知的信息。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管用。应该说，历朝的帝王将相都是照着此话去做的。
唐太宗李世民就对信息的全面性非常重视。他在执政期间，从谏如流，涌现出一大批如魏征一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这样汇集到唐太宗处的信息多了，客观了，全面了，太宗得到的信息自然就比较正确客观了。于是，就有了“贞观之治”的升平局面。
有了多闻作基础，于是有了防患于未然的可能。现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信息更是企业的生命，一旦信息失误，决策不当的话，给企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