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认识到了传统西方管理学的致命弱点：“仅把人看做是生产单元，或者完全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就会忽略他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知道无论是经营的制胜之道，还是圆融的大智慧，其实质都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中式领导力体现的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思想精髓。负责任的领导力需要的是“体会追随者的立场”，是“服务精神”，是“正确行为的典范”，是“仁义礼智信”，是教化的力量，这才是中国式领导力的魅力。
一. 跟进型变革：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制度化跟进，冯太后的仿汉制改革
魏孝文帝拓跋宏五岁接过受制于冯太后的献文帝的玉玺，当然这么小的孩子是不可能亲政的，于是，富有政治才干的冯太后名正言顺地接过了朝政。冯太后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纵横捭阖，排除干扰，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大有人在；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于是，冯太后在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实行均田制以安抚流民；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以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做大事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所以每次改革，都有人反对。在议论是否该推行三长制时，朝廷上众人莫衷一是，意见很难统一，冯太后见状，将手一挥，止住了众人的争论。接着，她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斩钉截铁地宣布：“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庇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已是胸有成竹，就连那些持有异议者也都只得闭口缄默、俯首听命了。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方上设立乡学。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一项改革事业常常因为执行者的人事变动而前功尽弃，历代以来因人事变动而导致改革失败的先例比比皆是。后继者不惜将前任改革措施全部推翻，走回老路去。刚刚临朝的冯太后性格刚强暴躁，铲除异己的手段果断而毒辣，孝文帝就唯唯诺诺地活在她的阴影之下，甚至于奶奶给他选的妃子都可以由她飞扬跋扈。但正是这种忍耐，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也许是冯太后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使得她对自己亲自抚养长大的孝文帝动了恻隐之心。晚年的冯太后以一个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着这位温雅乖巧的皇孙，孝文帝也越来越为冯太后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渐成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全面汉化跟进，孝文帝拓跋宏的去胡化进程
公元493年的一天，魏孝文帝安坐朝堂，说道：“天下分裂已久，我打算出兵齐国，统一天下。”众人大吃一惊，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无名火起，大声说道：“国家是我的，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我实话告诉你，我刚才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拓跋澄一头雾水，孝文帝接着说道：“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只是个屯兵打仗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富民强国，那就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于是，他们就精心制定了一个策略：假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使南征成为迁都讨价还价的本钱。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率群臣及步骑二十万兵发平城，宣称南征。九月至洛阳，当时“霖雨不止”，北方人不适应气候，但孝文帝仍骑马继续进军。群臣叩头泣谏。到这时，孝文帝才亮出底牌：“如不南征，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于是群臣皆呼万岁，赞成迁都而不愿南征。于是，迁都之计始定，北魏开始腾飞。
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在迁都的基础上，他稍后施行的改衣冠、变姓氏、定门阀等政策，更为顺理成章。
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拓跋氏改姓元氏。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下诏强制贵族胡汉通婚，将北方世家大族如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的未嫁少女或选入宫中，或赐给鲜卑贵族为正室。孝文帝也不管他的兄弟们家庭和不和睦，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汉族大家闺秀为正室夫人。这虽解决了部分政治问题，却又制造了无数家庭问题，但孝文帝追求汉化的决心可见一斑。
魏孝文帝推行文治，在亲政之初，即整顿吏治，改变了官吏冗散的状况，使百官勤于政事，对完备封建国家封建制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公元485年，魏孝文帝又颁布了均田令，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史家美言，绝非赞誉！奈何北魏传统，君王多短命，拓跋宏也不例外。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精粹相糅，惠及海内，大隋盛唐，皆肇源于此。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夏，孝文帝改革顺利进行，便又想彰显武功，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但这次魏军在军事上没有占得什么大便宜。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秋末，南朝齐明帝崩殂，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回军途中，孝文帝因为年长日久的四处征伐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春，孝文帝还洛阳。不顾自己病躯未愈，舟车劳顿，孝文帝一入城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见，问道：“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
元澄答曰：“百姓们的风貌一天一个变化。”
孝文帝说：“朕进城以后，看见车上妇人依旧穿着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谓‘日新’？”
元澄回言：“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长叹曰：“任城王，此话怎讲？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
元澄及留守诸官，闻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谢罪。
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孝文帝又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但行至梁城，病势即加重。不久，孝文帝病情越来越重，只能北还。行至谷塘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后大事，先赐冯后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淫乱国家；接着，又亲写手诏给太子元恪，嘱咐他亲任叔父元勰等人，并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公元499年阴历丙午，元宏崩逝于谷塘原，年仅三十三岁，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其子元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
和南欧人的直爽、热情、爱社交、对美敏感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得钝重，保存和消化刺激，但不易有反应，行为不基于印象而是基于信念和思考，行为不是由刺激而是由目的决定的。他们的智力是笨重的制动机，从杂多的间歇刺激中找出连续的意志力，不听两面之词不下决心，下了决心也未必行动。不靠激情而靠意志行动，行动不是发作而是平稳，不是忽左忽右，而是首尾一贯。中国人确乎就属于这种钝重的盎格鲁—撒克逊型。中国人不易着急和慌乱，善于抑制感情和隐忍，没有忽冷忽热的事。轻易不动，一动起来就非常强烈。轻易不承诺，一旦许诺就决不改变。虽然不易改变，一旦改变又变得极彻底。
———[美]罗斯，《中国民族性》第25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 超限型变革：北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因此后人亦称他为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
王安石少时读书用功，二十一岁中进士。他中进士后，曾在扬州、常州、江宁等地任官，施行水利低息贷款给农民等措施，因此甚得民心，得到人民爱戴。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仁宗言事书，提议改革，但被搁置。至神宗即位，于熙宁二年（公元1064年）即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施行新法———“熙宁变法”。
褒贬不一的改革措施
王安石变法即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他立志革新，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于是王安石联合吕惠卿、曾布等人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限制商人。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二是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三是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另外还有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