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阴霾里的春城昆明，给中华学子一片少有的宁静。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刻苦钻研的李政道得遇名师雕琢，开始了新的人生航程。
1．命运转机，考中浙江大学
1943年，正当中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之时，李政道以优异成绩从江西联合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从此开始了他动荡不定但非常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不仅有不少名人执教，而且也出了很多名人。浙江大学坐落在杭州城内。杭州是一座历史名城，南宋时期就已非常繁荣。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特别是杭州园林和西湖闻名中外。
李政道能考入杭州的浙江大学，当然非常高兴。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大举进犯，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日本侵略军继续疯狂地向南推进，杭州处在危急之中。为了应付事变，政府机关在转移，军队在撤退。面对困难的形势，奉政府之命，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经过千险万阻，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内地迁移到广西的宜山，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和贵阳的花溪。战争在继续，困难在加重，但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学校仍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尽一切努力为中华民族培养未来的建设人才。正是在祖国山河破碎，浙江大学极度困难的时候，只有17岁的李政道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江西联合中学，来到了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学习。贵州地处中南，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非常贫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钱”，这就是当时贵州的真实反映。由于地方偏僻，条件差，浙江大学不得不分开，一个学院分居一个地方。湄潭是浙江大学理学院所在地。湄潭很偏僻，很难给学校提供像样的住房、校舍。然而，在湄潭的浙江大学理学院却集中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如王淦昌、束星北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
李政道正是在这些人的教导下才走上了学术生涯的。可以说，正是这些勇于探索、献身科研的中华学子才使这个深山区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形势是严峻的，条件是艰苦的，但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团结友爱，甚至同吃同住，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这给李政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培养未来建设人才，年纪大点有经济和有学术专长的教师轮流作综合性学术报告，并要求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一块讨论研究问题，以解决教师少、专业课开不成、缺教材的困难。这些学术报告在当时影响很大，吸引学生投入到了学习和科学研究中。凡有学术报告，李政道必定参加听讲，而且听得认真仔细，还要详细地做笔记，以便日后思考和讨论。但要做好笔记是困难的，因为学校既没有课本和实验仪器，也没有教室、课桌和凳子。可以说，一些数学和物理课根本就没有办法讲授。浙江大学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办学的，学生也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铸造成材的。
李政道后来风趣地说：“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磨砺。”
为了搞好教学，王淦昌和束星北等想尽办法。他们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因陋就简，方法灵活多变，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为了让学生能记好笔记，对重点和难点，老师都重复地讲述，并用抽签、掷纸球的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李政道正是在这里，在王淦昌、束星北等人的启发引导下开始接触到了量子力学、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中微子实验与理论等主要的物理前沿问题。正是在这时，李政道的心中播下了物理研究的种子。环境条件很差，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李政道钻研物理奥秘的热情却与日俱增。物理实验没有仪器，仅有的实验室也是设在一个破庙里。为了做电子实验，束星北教授和学生一起携手共同修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这台破旧的发电机终于发电了，终于回报了老师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给山村带来了光明。这件事，使教授和学生们都非常高兴，他们不仅学得了实际知识，而且提高了实际动手能力，并增强了自信心。
在修理发电机的日日夜夜里，李政道总是和老师在一起，并和老师配合得非常好，因而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教室和宿舍合在一起．而宿舍里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桌椅，也就是说，学生连看书的地方也没有。为了读书，李政道总是和同学们一起到茶馆里去，买一个座位，泡上一杯茶，目的是能在茶馆里看上一天书。贵州在南方，产茶历史悠久，茶馆也很多。当时人们对品茶很有讲究，不仅要求茶叶的品种、质量，而且注重品水、品器、品人。
李政道来茶馆，是为了弄到一个座位用来读书。当然，这样做，也会有老板的白眼，甚至训斥，但为了学习，同学们顾不得这么多。不过时间长了，和老板混熟了，老板还热情地送上一杯茶而不要钱。起初，李政道不适应这里的嘈杂环境，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并且练就了一套闹中取静的专心读书功夫，这对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帮助甚大。在湄潭读书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使李政道非常开心而难忘。在湄潭读书，李政道在感到精神紧张时，总是抽时间和几位要好同学外出散心。一次他跑到郊外，向一个深山沟走去，突然一曲动听的山歌飘进耳中，从而使他停下来，坐在一棵树下，仔细聆听。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少年、姑娘非常喜欢和擅长唱山歌，李政道听到歌词是这样的：什么出世耐霜寒，什么离土蹿上天，什么雪里不怕死，什么风雨站山前？青松出世耐霜寒，毛竹离土蹿上天，梅花雪里不怕死，牧童风雨站山前。这是一首在民间流传的牧童山歌，在贵州姑娘唱来特别动听。对于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来讲，唱山歌是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主要手段。青年人往往以唱山歌的形式，一问一答，交流彼此的爱慕之情。当地还形成了定期进行山歌比赛的传统习惯。听了山歌，李政道不禁精神振奋。
从此后，他总是抽时间来听山歌，或到村寨游玩。有时是一人，有时几个同学一块儿。这种活动也使李政道大开眼界，课外知识增长了不少。他觉得贵州苗族的风俗最有意思，特别是山歌唱得好，神话传说也很使人入迷。一次，他到一个寨子，听苗族人唱山歌。苗族人很热情，邀请李政道到自己家里参观，并给他讲述苗族的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
李政道了解到不少苗族的乡土人情。逢年过节时，苗族人常把李政道请到家里，杀鸡宰鸭，当上宾和亲人款待。几十年后，李政道还忘不了苗族人民的热情好客。湄潭是李政道发起向科学研究进军的地方，李政道忘不了湄潭。但是，湄潭的浙江大学理学院条件实在太差，满足不了李政道科学研究的要求，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日益逼近湄潭，学校的许多人不辞而别，学校形同解体，李政道看到自己已在这里待不下去了，于是产生了离开浙江大学另选学校读书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告知了父母亲，得到了同意。经过认真思考和比较，他最终选中了西南联大。在母亲的多方奔波下，李政道终于如愿以偿转入西南联大，直接受教于吴大猷先生。
2．柳暗花明，转赴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迅速，北京、天津很快相继沦陷。为应付时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政府首先制定并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从而布置了战区学校的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高校内迁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这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37年到1939年。这是日军战略进攻阶段。中东部及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外，其余学校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春。由于英国、美国等与日本关系恶化，终于在1941年12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于是原迁往上海租界与云南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如上海交大、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到滇南的中山大学迁往粤北坪石，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北平艺专、同济大学等内迁四川。第三时期，自1944年夏到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与黔南战役，使得原内迁分散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如华侨工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再次内迁四川。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的重庆与成都以及云南的昆明等地，其中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高校。其余地方，或因地方狭小，或因交通不便，或因人烟稀少经济太落后，往往只有一两所内迁高校寄居其中。西南联大就是第一时期内迁时所成立的联合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天津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三校首先迁往湖南长沙，稍后又迁往云南昆明组合成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校委会，负责主持全部事务。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恢复上课，从此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极不寻常的经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这三所学校才奉命各迁回本校复课，8年的不平凡经历由此结束。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和各地几乎失去了联系，但却聚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教授、专家。这些人当中有闻名遐迩的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张文裕等著名的科学家，也有朱自清、闻一多、胡适、冯友兰、钱钟书等一代大文豪。各系教授一般都有10余人，而物理系竟多达18人，外文系的教授则超过20人。由此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是十分强大的。由于三所大学各有所长，这时就产生互相补充的效果，因而西南联大的教学，特别是物理系的教学就保持了当时很高的水平，大多数课程都由学有专长的教师讲授，课程内容也较为充实。
李政道正是慕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师资阵容之名而来的。
李政道认为，能在师资阵容这么强大的环境里学习研究，他的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天赋会得到充分的训练、培养和发掘，如果这一理想能实现，那就会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西南联大的生活条件和教学设备同浙江大学一样是非常差的。学校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附近的一些小地方，如大普集、黄土坡、陈家营等地方。学校的校舍很简陋，就连学校的大门也是由两根石块垒起来的石柱组成，上面钉上一块木板，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没有教室，没有桌椅，房屋都是临时搭起来的。宿舍里放着20张上下铺的双层床，20人挤在一起生活。饭菜不仅油水少，而且吃不饱。卫生条件就更差，不少人身上生了臭虫。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老师和学生还要时不时地钻到防空洞里。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清苦，联大的教授们生活也不比学生好多少。教授们也是穿着粗布长衫，吃着粗茶淡饭。由于战事紧张，物价飞涨，就是一些名教授也不得不找第二职业，以维持生计。由于西南联大内迁仓促，不仅大部分仪器设备沦入敌手，就是图书资料运来的也很少。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生只能靠听讲记笔记学习。尽管环境恶劣，但三校的校风却被坚持和发扬光大，学校仍保持着严格的考试和各项检查制度。
李政道从小不仅喜欢读书学习，而且很有责任心，从小就树立了牢固的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他虽然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学习，但却对在前线为祖国效命的英勇杀敌的将士非常赞赏和仰慕。他总是按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来鞭策自己，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学习搞好，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国效力。他总是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在傍晚时漫步在田间小路上，谈论国家大事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喜欢吟唱西南联大的校歌。校歌总是给他以力量和激励。联大校歌是一首豪迈刚劲的《满江红》，是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五人合作填写的，由张清常谱曲：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虽然教学条件很差，但李政道还是大开眼界，了解了许多从未了解过的物理学发展史和物理学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