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人十大科学家: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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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战争阴霾里的春城昆明,给中华学子一片少有的宁静。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刻苦钻研的李政道得遇名师雕琢,开始了新的人生航程。

1.命运转机,考中浙江大学

1943年,正当中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之时,李政道以优异成绩从江西联合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从此开始了他动荡不定但非常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不仅有不少名人执教,而且也出了很多名人。浙江大学坐落在杭州城内。杭州是一座历史名城,南宋时期就已非常繁荣。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特别是杭州园林和西湖闻名中外。

李政道能考入杭州的浙江大学,当然非常高兴。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大举进犯,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日本侵略军继续疯狂地向南推进,杭州处在危急之中。为了应付事变,政府机关在转移,军队在撤退。面对困难的形势,奉政府之命,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经过千险万阻,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内地迁移到广西的宜山,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和贵阳的花溪。战争在继续,困难在加重,但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学校仍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尽一切努力为中华民族培养未来的建设人才。正是在祖国山河破碎,浙江大学极度困难的时候,只有17岁的李政道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江西联合中学,来到了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学习。贵州地处中南,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非常贫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钱”,这就是当时贵州的真实反映。由于地方偏僻,条件差,浙江大学不得不分开,一个学院分居一个地方。湄潭是浙江大学理学院所在地。湄潭很偏僻,很难给学校提供像样的住房、校舍。然而,在湄潭的浙江大学理学院却集中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如王淦昌、束星北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

李政道正是在这些人的教导下才走上了学术生涯的。可以说,正是这些勇于探索、献身科研的中华学子才使这个深山区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形势是严峻的,条件是艰苦的,但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团结友爱,甚至同吃同住,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这给李政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培养未来建设人才,年纪大点有经济和有学术专长的教师轮流作综合性学术报告,并要求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一块讨论研究问题,以解决教师少、专业课开不成、缺教材的困难。这些学术报告在当时影响很大,吸引学生投入到了学习和科学研究中。凡有学术报告,李政道必定参加听讲,而且听得认真仔细,还要详细地做笔记,以便日后思考和讨论。但要做好笔记是困难的,因为学校既没有课本和实验仪器,也没有教室、课桌和凳子。可以说,一些数学和物理课根本就没有办法讲授。浙江大学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办学的,学生也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铸造成材的。

李政道后来风趣地说:“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磨砺。”

为了搞好教学,王淦昌和束星北等想尽办法。他们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因陋就简,方法灵活多变,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为了让学生能记好笔记,对重点和难点,老师都重复地讲述,并用抽签、掷纸球的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李政道正是在这里,在王淦昌、束星北等人的启发引导下开始接触到了量子力学、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中微子实验与理论等主要的物理前沿问题。正是在这时,李政道的心中播下了物理研究的种子。环境条件很差,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李政道钻研物理奥秘的热情却与日俱增。物理实验没有仪器,仅有的实验室也是设在一个破庙里。为了做电子实验,束星北教授和学生一起携手共同修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这台破旧的发电机终于发电了,终于回报了老师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给山村带来了光明。这件事,使教授和学生们都非常高兴,他们不仅学得了实际知识,而且提高了实际动手能力,并增强了自信心。

在修理发电机的日日夜夜里,李政道总是和老师在一起,并和老师配合得非常好,因而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教室和宿舍合在一起.而宿舍里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桌椅,也就是说,学生连看书的地方也没有。为了读书,李政道总是和同学们一起到茶馆里去,买一个座位,泡上一杯茶,目的是能在茶馆里看上一天书。贵州在南方,产茶历史悠久,茶馆也很多。当时人们对品茶很有讲究,不仅要求茶叶的品种、质量,而且注重品水、品器、品人。

李政道来茶馆,是为了弄到一个座位用来读书。当然,这样做,也会有老板的白眼,甚至训斥,但为了学习,同学们顾不得这么多。不过时间长了,和老板混熟了,老板还热情地送上一杯茶而不要钱。起初,李政道不适应这里的嘈杂环境,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并且练就了一套闹中取静的专心读书功夫,这对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帮助甚大。在湄潭读书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使李政道非常开心而难忘。在湄潭读书,李政道在感到精神紧张时,总是抽时间和几位要好同学外出散心。一次他跑到郊外,向一个深山沟走去,突然一曲动听的山歌飘进耳中,从而使他停下来,坐在一棵树下,仔细聆听。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少年、姑娘非常喜欢和擅长唱山歌,李政道听到歌词是这样的:什么出世耐霜寒,什么离土蹿上天,什么雪里不怕死,什么风雨站山前?青松出世耐霜寒,毛竹离土蹿上天,梅花雪里不怕死,牧童风雨站山前。这是一首在民间流传的牧童山歌,在贵州姑娘唱来特别动听。对于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来讲,唱山歌是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主要手段。青年人往往以唱山歌的形式,一问一答,交流彼此的爱慕之情。当地还形成了定期进行山歌比赛的传统习惯。听了山歌,李政道不禁精神振奋。

从此后,他总是抽时间来听山歌,或到村寨游玩。有时是一人,有时几个同学一块儿。这种活动也使李政道大开眼界,课外知识增长了不少。他觉得贵州苗族的风俗最有意思,特别是山歌唱得好,神话传说也很使人入迷。一次,他到一个寨子,听苗族人唱山歌。苗族人很热情,邀请李政道到自己家里参观,并给他讲述苗族的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

李政道了解到不少苗族的乡土人情。逢年过节时,苗族人常把李政道请到家里,杀鸡宰鸭,当上宾和亲人款待。几十年后,李政道还忘不了苗族人民的热情好客。湄潭是李政道发起向科学研究进军的地方,李政道忘不了湄潭。但是,湄潭的浙江大学理学院条件实在太差,满足不了李政道科学研究的要求,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日益逼近湄潭,学校的许多人不辞而别,学校形同解体,李政道看到自己已在这里待不下去了,于是产生了离开浙江大学另选学校读书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告知了父母亲,得到了同意。经过认真思考和比较,他最终选中了西南联大。在母亲的多方奔波下,李政道终于如愿以偿转入西南联大,直接受教于吴大猷先生。

2.柳暗花明,转赴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迅速,北京、天津很快相继沦陷。为应付时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政府首先制定并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从而布置了战区学校的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高校内迁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这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37年到1939年。这是日军战略进攻阶段。中东部及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外,其余学校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春。由于英国、美国等与日本关系恶化,终于在1941年12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于是原迁往上海租界与云南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如上海交大、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到滇南的中山大学迁往粤北坪石,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北平艺专、同济大学等内迁四川。第三时期,自1944年夏到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与黔南战役,使得原内迁分散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如华侨工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再次内迁四川。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的重庆与成都以及云南的昆明等地,其中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高校。其余地方,或因地方狭小,或因交通不便,或因人烟稀少经济太落后,往往只有一两所内迁高校寄居其中。西南联大就是第一时期内迁时所成立的联合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天津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三校首先迁往湖南长沙,稍后又迁往云南昆明组合成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校委会,负责主持全部事务。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恢复上课,从此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极不寻常的经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这三所学校才奉命各迁回本校复课,8年的不平凡经历由此结束。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和各地几乎失去了联系,但却聚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教授、专家。这些人当中有闻名遐迩的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张文裕等著名的科学家,也有朱自清、闻一多、胡适、冯友兰、钱钟书等一代大文豪。各系教授一般都有10余人,而物理系竟多达18人,外文系的教授则超过20人。由此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是十分强大的。由于三所大学各有所长,这时就产生互相补充的效果,因而西南联大的教学,特别是物理系的教学就保持了当时很高的水平,大多数课程都由学有专长的教师讲授,课程内容也较为充实。

李政道正是慕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师资阵容之名而来的。

李政道认为,能在师资阵容这么强大的环境里学习研究,他的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天赋会得到充分的训练、培养和发掘,如果这一理想能实现,那就会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西南联大的生活条件和教学设备同浙江大学一样是非常差的。学校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附近的一些小地方,如大普集、黄土坡、陈家营等地方。学校的校舍很简陋,就连学校的大门也是由两根石块垒起来的石柱组成,上面钉上一块木板,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没有教室,没有桌椅,房屋都是临时搭起来的。宿舍里放着20张上下铺的双层床,20人挤在一起生活。饭菜不仅油水少,而且吃不饱。卫生条件就更差,不少人身上生了臭虫。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老师和学生还要时不时地钻到防空洞里。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清苦,联大的教授们生活也不比学生好多少。教授们也是穿着粗布长衫,吃着粗茶淡饭。由于战事紧张,物价飞涨,就是一些名教授也不得不找第二职业,以维持生计。由于西南联大内迁仓促,不仅大部分仪器设备沦入敌手,就是图书资料运来的也很少。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生只能靠听讲记笔记学习。尽管环境恶劣,但三校的校风却被坚持和发扬光大,学校仍保持着严格的考试和各项检查制度。

李政道从小不仅喜欢读书学习,而且很有责任心,从小就树立了牢固的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他虽然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学习,但却对在前线为祖国效命的英勇杀敌的将士非常赞赏和仰慕。他总是按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来鞭策自己,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学习搞好,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国效力。他总是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在傍晚时漫步在田间小路上,谈论国家大事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喜欢吟唱西南联大的校歌。校歌总是给他以力量和激励。联大校歌是一首豪迈刚劲的《满江红》,是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五人合作填写的,由张清常谱曲: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虽然教学条件很差,但李政道还是大开眼界,了解了许多从未了解过的物理学发展史和物理学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