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磁共振？”朱莉小心翼翼地说，“您确信？那有点儿像给大脑扫描，是吧？”
“说到点子上了。如果困扰舒勒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神经方面的，那核磁共振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我们需要作一系列扫描才能得出有关她大脑结构的详细图画。我们不会在一开始就采用这一方案，因为核磁共振十分昂贵，并且它对幼小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都是一场精神上的浩劫。孩子们需要一动不动地保持将近一个小时，因此我们会给他们上麻药。麻药是通过静脉注射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俩神色慌张地对视了一下。蒙特博士微微一笑，把手靠在朱莉手上，“让我们先做听力测试，看结果如何，这个主意怎么样？”
在此之前，我们接受过听力测试，因此我没想过它会有多可怕。但在当时我也没有料到舒勒需要注射镇静剂。我原本以为她在测试时需要保持清醒。我也绝对没料到他们会用一个巨大的针筒去注射镇静剂。舒勒看到这支大型针筒时，双眼睁得像卡通人物一样大。
我猜护士一定是注意到了她的反应，还有我和朱莉的。她立即说道，“不不不，这不是打针，是吃药。病人只是需要用一个注射器口服药物。”
这听起来有些离谱，直到他们开始给舒勒服药时，真相才浮出水面。这一镇静剂极其难喝，因此需要用注射器将药物喷洒到她口腔的后部，这样她就不会把它吐出来。就药物难闻的程度，我猜想那会是舒勒的相应反应。
舒勒噎了一下，扭动了一下身体，哭了起来。有那么几分钟她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概痛恨，最终她累了。20分钟后，她昏睡过去。护士将两个微小的电极安放在她的头部，最后利落地将一副枕头般庞大的耳机套在她的双耳上。测试会测量她的脑电波，以及有信号发射到双耳时电波的反应。即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大脑也会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一眨眼的工夫，护士就作完了测试。她甚至在摘下电极和耳机前就能看到结果。她告诉我们舒勒近乎完美地通过了测试。
她的大脑对听觉有反应。
舒勒从麻醉状态中苏醒。她情绪不佳。有那么一小会儿她像小镇酒鬼奥蒂斯那样踉踉跄跄地绕着屋子转（奥蒂斯是美国喜剧片《安迪·格里菲斯》中梅伯尔小镇上的酒鬼）。到了傍晚她依然没有好转。两天后，为了让舒勒接受核磁共振，我们重回耶鲁-纽黑文医院。
快开始核磁共振检测时舒勒几乎立刻就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事，这是这次检测中最难办的一点。她已忍受了这么多测试、检验中的电流侵袭，特别是仅在几天前她服用了有烟蒂味道的镇静剂，她可再也不愿意接受什么测试了。
我们进了一间屋子，舒勒将在那儿接受麻醉，但我们不得不在此之前等上半个小时。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舒勒听到了医学仪器嗡嗡作响的声音。快到我们时，她打退堂鼓了。她站在门口，不愿意进去。她在一开始就放弃了尝试。她的双脚像在地上生了根，她拽着门框，一个劲地摇头，瞪大的双眼中流露出无法描述的恐惧。
她不想进入那间房间，她的决定是对的。
好吧，请看。我心里清楚她需要走这一步。我意识到这次测试会带我们走进一个全新的国度，在那里有更多的答案等着我们。我俩都知道这有多重要。但我没有料到我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护士们试着将一个巨大无比的四号针筒插进她幼小的手背。我也完全没有料到我会帮助他们将她按住，而她哭喊着，挥动着手臂，她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仿佛是我背叛了她。我原本以为这是我和她之间最糟糕的一刻。但我错了，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护士们在一连尝试了三次后最终把针头插入了她的血管，麻药进入了她的血液循环。舒勒在前一秒钟还在僵持、尖叫，后一秒钟立即酥软了。她最后一声抽泣哽咽住了。
那感觉就像是眼睁睁看着怀中的人咽下最后一口气。那一刻我失去了镇定。
要我在这时做到泰然自若十分困难。即使我知道这是为她好，我也很难在把住舒勒，望着那双眼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护士们将针筒插入她手上时，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父亲。
我也不必描写得过于戏剧化。虽然前奏人心惶惶，但核磁共振测试本身仅仅持续了35分钟。还处于麻醉状态的舒勒躺在她的跑步车里。几小时后，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卡通片《海绵宝宝》。我想这次体验对我和朱莉的震撼要大过我们的女儿。即使在我们快要离开医院时，每当有陌生人路过，和她四目相对时，舒勒就会举起她的胳膊，炫耀她手背上的布鲁斯·克鲁斯牌创可贴，就好像它是一枚紫星勋章。
我想在事实上它确实是。
这次体验后，我们又艰难地折腾了几周。有一回我还和一个医生扯大嗓门较起劲来，争论的内容是—这听起来有些好笑—我并没有冲他嚷嚷。随后，我们作出决定是时候带着舒勒回一趟我在得克萨斯的老家。她还是一个婴儿时我们曾带她去过那儿一次，但这一次会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探亲。
旅行本身十分平淡。我们坐在我母亲院子的秋千上，望着舒勒同我哥哥的儿子斯科蒂玩耍。虽然比舒勒晚出生两周，但斯科蒂至少高出4英寸，重上10磅。舒勒不紧不慢地长着。我和朱莉望着夕阳西下，初夏的风暴从西边滚滚而来，在远处狰狞地一闪而过。我把舒勒带到我母亲后院篱笆外的一个棚子里，准备在那儿寻找长着角质层表皮的蛤蟆。据我估计，蛤蟆的数量不会很多，但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只。望着他凶猛的外表，舒勒赞赏有加地轻轻说了一声“哇”。她甚至指出蛤蟆头顶上缺了一个肉疙瘩。毫无疑问，这是在好几个夏季之前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爬行类动物战场上丧失的。
得克萨斯之行的一个意义在于，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同舒勒边笑边略带紧张地憧憬未来。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她的怪兽正在这个房间里。
我们最终见到那个怪兽时，它正藏在两位医生的白大褂之间，准备一跃而出。医生们神情紧张，满脸愁容。
想想我们等待这个答案已有多久，因而它在水落石出时，我俩都目瞪口呆。
我们走进西蒙医生的办公室，我看到蒙特医生正站在发光板前，板上挂着舒勒的核磁共振图谱。我审视着医生的面容，但令我困惑的是她并没有看我。西蒙医生开始说话，她语速柔和，略带紧张。
“我们花了几周时间才得到一个明了的结果。根据舒勒核磁共振图谱的结果，我们可以给您一个称得上是确切的答复。我们咨询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基因学专家，他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我邀请了蒙特医生过来，这样她就能更好地就我们的发现作出解释。”
蒙特医生面对发光板，依然没有看我们。西蒙医生也很快迈回了一步，不愿意站在我们面前。我感到朱莉拽我的手紧了一紧。
舒勒在我俩的脚旁玩耍。她正同西蒙医生那儿的一个娃娃对话，安静地发出像猫头鹰那样的咕咕声。
“舒勒患有一种被称为‘多小脑回’的大脑畸形症。”蒙特医生开口说道。显而易见，她觉得最好是开门见山地将真相告诉我们。“舒勒的病症被称为‘先天大脑两半球外围裂周区畸形症’。”
“现在，我说文解字地给你们分析一下。‘先天’意味着舒勒的畸形在她出生前就形成了。她还是一个胎儿时，小脑回就开始增多，到她出生时，多小脑回的畸形已成定局。但也有好消息，她的病情不会恶化。她现在的大脑就是她这辈子拥有的大脑。而坏消息是这样的大脑也不会有任何好转。”
我依然在“畸形”这个词上徘徊不前。我望了朱莉一眼，我能察觉到她的意志在慢慢坍塌。我从未见过她把眼睛睁得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