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看到舆论压力正在发挥作用。最近，剑桥大学采取了一些措施让我们免于陷入荒谬的境地。我们将古希腊语当作进入大学的必修课，一旦他进入大学之后，却对应该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不予理睬了。也就是说，对于让学生在高中时期浪费时间去学习古希腊语，进入大学之后就不作要求的情形，我们给予了默认。那么，有必要让所有学生都深受其影响的古希腊思想，又结出了什么果子呢？诚然，很难一下子打破长时间沿袭下来的体制，在学术界都有一种保守的倾向，也存在着某种既得利益的因素。但是，让这些因素阻挡一次既有意义且有必要的改革，实在不是一个真正公民应有的表现。
在这场争论中，每当回想起基督教会盖伊斯福德教长所说的三个好处，我就觉得很有趣。教长曾说，学习古希腊语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对那些无法掌握此门语言的人投去鄙夷的目光。在我看来，不宜去培养这种精神。而一般人对古希腊语的知识储备，也根本无法让他们形成智趣上的骄傲。
第二个好处，就是这可以让人原汁原味地领略我们的救世主原始的口吻。我想，现在的人一般都认为，救世主当时很可能说的是亚兰语，而不是古希腊语。那些对英文版本的《福音书》不感兴趣的人，估计也很难从阅读古希腊语版本的《旧约》中获取额外的收获。当然，在我所谈到的任何改革中，人们对宗教学科的兴趣都应小心翼翼地予以保护。
第三个好处是最具说服力的，那就是可以让人获得一定报酬。对于少数有能力继续从事古希腊语教学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动力。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一般人而言，继续将古希腊语列为必修课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报酬。更糟糕的是，这种在英语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古典文学教育，让他们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谈话的艺术
最近，我独自一人在乡村深处的小路上骑车，突遇倾盆大雨，只好躲在一间装饰简陋的小旅馆屋檐下避雨。旅馆外有一条石阶，墙上涂抹的颜料有点脱落，木制的长凳显得老旧。与我一道避雨的，还有两位乡村老者。他俩正在进行一段很长的对话（假如那可以称为对话）。他俩都循着自己的思路，每人的话语在别人眼中都没有半点意义，甚至谈不上是对一些想法的打断。
这两位仁兄谈论到天气，我无法一一重述他们一来一往的对话。一人认为，打雷时落下的雨水比不打雷时落下的雨水更有害健康。他说：“似乎雨水中掺入了某些有害的物质。”在他讲完后的一两分钟里，双方一片沉默。接着，他又继续刚才说过的话语。让我既惊讶又觉得有趣的是，第二次谈话的内容与第一次几乎完全一样。另一人回答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打雷时落下的雨水是有损健康的。一如之前，他的这个回答也被另一人以沉默相待。
当他们说完之后，我想自己也可以掺和进来。于是，我说：“有些人说雷阵雨过后就是晴天。”他们俩友善地看着我。思索片刻之后，刚才第一个人说：“是的，他们的确这样说过，这只是过云雨而已。”我脑海里试图去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始终无解。而第二个人则似乎想在谈话中引入新的元素，说是在雷阵雨的时候雨水中有一些损害健康的物质。雨过后，天亮了。最后，稀疏的雨点从屋檐上滴下来，发出微弱的声响。我们诚挚地互相道别，彼此都甚为尊敬。当我要离开的时候，第二个人以肯定的语气说：“真的，这只是过云雨。”
一两天后，我来到了伦敦的一个俱乐部。这里有大型的沙龙聚会，四周都有扶手椅与沙发，桌子上铺满了报纸，书架上还有书籍与杂志，供人们喝下午茶的时候去品读。一位头发灰色的老绅士就坐在我附近。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戴着假发、扶着眼镜的绅士。他们友善地互致问候，坐在一起品茗。那位头发灰白的绅士翻开之前出版的报纸，对旁边的人说：“我们失去了最为幽默的作家！”另一位绅士回答说：“我们最伟大的什么？”前者说：“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最幽默的作家！”“啊！”后者回答说，似乎瞬间抓住了某个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你是在指吉尔伯特吧？”“是的。”那位戴假发的绅士说，“你说得对，他的确是一位很幽默的作家，而我们失去了他。”头发灰白的绅士说：“现在，我觉得，再也没有谁能够将如此引人发笑的诗歌与美妙的音乐结合起来，使之融合为滑稽的歌剧了！”“照你这样说，”戴假发的绅士说，“我敢说，你是在指苏利文吗？”“是的，”前者说，“吉尔伯特与苏利文，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这场对话就以这么简单的方式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那位戴假发的绅士站起来说自己必须走了。对他们来说，双方都能从这次友好的谈话中获得乐趣。
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相类似的情景，的确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谈话的乐趣。我也会寻思一下，觉得平常的谈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谈话中可以不涉及任何思想的交流、情感的传递以及经验的对比。在每个对话中，参与者都能让心智获得一些渺茫的印象，然后转化为谈资。未受教育与饱读诗书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谈话者是否想要改变他人对事情的看法。两位村野农夫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聆听别人的高谈阔论。而在谈话俱乐部里，那位戴假发的绅士从心智的探索中找寻到了乐趣，准确地猜测出那位头发灰白的绅士内心的想法。
但是，这两个例子都充满了社交带来的乐趣。据我观察，在这两个例子里，谈话过程中似乎都没有涉及任何思想的交流，而只是建立起人际关系而已。我们很多人就像坠入迷雾之中，四处乱碰，深感孤独之痛苦。突然，我们遇到另一个性情相近的人，彼此慢慢地走进，互相握手，彼此交流内心的一些想法，兴奋地发现原来别人与我们一样具有教养，而且就在我们身边。之后，我们可能会分别，再次坠入陌生的“迷雾”之中。毕竟，所谓社交只是一个组织，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并非孤独的，我们的迷惑与孤独都有一些与我们遭遇相似的人共同分享。
当然，要是我们有快乐的想法，然后还可以与别人分享，那我们会变得更加快乐。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起彼此间的人际关系。这才是谈话最为重要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思想的交流。某人非常爱一个人，但却可能从不与他交流任何想法，因为双方可能处在不同的思维轨道上。某天，我看到一位母亲与坐在她膝盖上的小孩，母亲很担心孩子的健康状况。他们俩之间爱的纽带要强于任何两位男性知识分子之间的！他们都因彼此的亲近而无比快乐。一方面，他们完全信任对方，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但是，小孩却不知道自己母亲在想些什么，而母亲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抑或在回忆什么。但是，他们彼此间这种深厚与神圣的爱的纽带，要胜于两位具有批判意识之人所结下的友情，尽管他们都熟知对方的缺点与不足。
显然，所有这些都一目了然，但我们却时常会遗忘。他人的一个眼神，一句问候，或是安静地坐在身旁，我们都能很快地与人建立起真诚的友情。我们很少会因追捧或赞美别人的思想，而去与他们交朋友。所以，与人建立关系并非局限于智趣层面的，更像是在一个狭小的篱笆圈里，灵魂在孤独地漫步，透过篱笆去窥探到底有谁经过。这种智慧只有在岁月的年轮慢慢叠加之后方可获得。年少之时，我们常常以为交友只是一个心理过程，觉得自己必须说出心中的想法，获得朋友的观点，想知道别人的想法。当岁月渐增之后，我们慢慢地不那么计较别人的观点与思想了，越来越希冀朋友相处时的感觉。我们会发现，不带智趣的情感要比有意识的怜悯之情更加可贵。即使别人的观点与自己所持的完全相左，若是双方都能安然相处，还愿意继续成为朋友，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我之前对自己所看到的一些非同寻常的结合觉得不解，比如一位充满智趣与怜悯的丈夫与一个性格沉闷但却体贴的妻子，或是充满艺术才华、敏感的妻子与一位精力充沛与宽裕的丈夫在一起。而这些貌似“不当”的搭配实际上却是最完美的结合。外人会觉得，他们对彼此的爱意，通常都不是因为对另一方的赞赏来支撑的。才华横溢的丈夫能看到自己成功之外肤浅的一面，而对自己妻子所具有的常识与实用的判断力给予感激；而妻子也能不带嫉妒地赞美她的丈夫那鲜明生动的想象力，虽然她有时无法理解。我们很容易忘记必要的转换与休息，无视整件事所蕴涵的意义。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是彼此间的互信、联合感、尊敬与希望，而非思想与欲望。很多人之所以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快乐——而这在知识分子身上尤为典型——就是因为他们过分注重友情间肤浅的成分，错误地认为生活只是意味着工作与谈话。但是，人生要比这更为深刻与坚强。工作只不过让溪流经过的渠道，而谈话也只是溪流表面上泛起的水泡罢了。
我并非贬低谈话的价值。能够找到坦率说出内心想法，又能耐心聆听别人真心话的人，并与之交谈，这是世间为数不多的真正乐趣。另外，人要学会忍受很多场合下无聊与冗长的对话，似乎只是以恭维之语填充彼此间无话可说所形成的尴尬气氛。但是，人还是会发现，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的，让我们感觉到在一片被浪费的孤单时日里，依然与人同行。与人亲近的感觉将沉闷无聊一扫而空。很多人的思想都处于模糊混沌的状态，无法用言语将内心迷茫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重要的是，假如可能的话，让这些友情的涌流与联合感一道，缓缓流淌。我最好的一些朋友，在一开始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无趣。而也有一些谈话时谈笑风生、魅力四射的人，我却无法与他们建立起任何友情。人们不能漠然对待理智，或是抱怨理智带来的棱角与枯燥的一面。总之，我们要保持鲜活与坚强的情感，抓住所有伸出的双手，回应每一次呼唤。不要将遇到的每个人都视为潜在的对手，而应该是潜在的朋友。
只为向儿女吹牛
如何去写传记文学，或是怎样在谨慎与鲁莽之间找到严谨的界限，这对传记作家而言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首要的问题是，光谈某人的事实，这是很容易的，但这种事实性的描述却可能给读者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若是传记在当事者死去不久就开始撰写，那么，赤裸裸地阐述事实，必然很难安抚逝者的家属与亲人。另外，在某位名人逝去不久就开始撰写传记，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做法。倘若有所推迟，就可能永远延迟了。在这个速度成为社会主流特征的年代，我们的记忆周期是很短暂的。社会百态如万花筒一般旋转，今日的名人转眼间就成为明日黄花了。那么，传记作家该怎么办呢？他应该让所写的传记吸引对传记主角一无所知的读者吗？若是这样，那他是否必然要遵从他所有咨询的人的偏见呢？而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一个在社会上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人，必然会有一些争议内容的篇章适合大众的口味，尽管大众的兴趣也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么，传记作家该在多大程度上着力描述这些事情呢？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很多读者期望这些争议的内容能越详尽越好。倘若关于这些内容的篇幅不够详尽，那么读者必然会抱怨这书写的不够完整。但若是作者更加注重传记人物的性格刻画，而不是生平一些细节的话，那么在大众读者心中就会留下沉闷无聊的印象。这些专用术语是否要向技术派的学生传授呢？或是这些内容只是为了迎合大众读者而进行的总结，然后使之流行呢？这些都是传记作家面临的相同难题。
最大的障碍，在于那些有反对权利的人们。一般而言，他们往往会反对书中正确的事情。比如，传记主角一生中所遇到的一些传奇或是富有冒险的阅历，可能都不会出现在传记的内容里。这些内容可能十分有趣，但是它们所激发起的兴趣并非源于人物本身的魅力，而是因为这些事情让他们对另一些有趣的人物有所了解。所以，这些内容自然就被删掉。但是，传记主角的亲属们最反对的，就是不着边际的描述，显得极为传奇。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描述让人物显得不够尊严、缺乏耐心、情感展露的过于激烈，不够全面。在死亡面前，人往往会失去所有的幽默感。不幸的是，人物展现出愈加本色与轻率的一面，那么这些内容就愈可能出现在传记之中。但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出版的传记必然会充溢着对逝者家属的过分尊敬，正如乔伊特所说的，有一股强烈被遗忘的感觉。读者会觉得传记中描述的人物画像很庄重、轮廓很美，显得正派，宛如圣人。但对传记主角的亲密朋友而言，这只不过是一幅让人恶心的讽刺漫画，就像一个人在面对汤勺时所呈现出来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