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有四个女儿，长女余珊珊在堪萨斯大学读完艺术史后，长居纽约，已有一对儿女，其兴趣是艺术批评，曾为远流出版公司翻译了两大本《现代艺术理论》，并担任台北《新潮艺术》北美特约撰述；次女余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现任教于高雄中山大学外文系，以文学批评见长，成了华滋华斯专家；三女余佩珊是行销学博士，回台湾后在东海大学任教，为天下文化、远流出版公司翻译了三种企业管理方面的名著；么女余季珊在法国学广告设计五年，常住温哥华，她曾帮父亲所译的王尔德的《理想丈夫》设计封面。
四位千金受父亲的熏陶，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有的还有艺术家的气质，可她们没有一个成为作家。她们均以自己再努力创作也超不过父亲为由，做别的事情。余光中见自己的创作后继乏人，便埋怨她们过于贪玩，不够勤奋。
余光中之所以把第一个女孩取名珊珊，原来是姗姗来迟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希望她像珊瑚一样美。在第三次赴美时，珊珊的功课比较深奥，余光中在晚上做起“家教”工作，耐心地帮其讲解课文。珊珊对这段旅美时期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时，爸爸每天早上开车送我去上学。在车上，父女两人一起听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说说笑笑，一下子就到学校了。冬天冷得不得了，世界一片雪白，可是车里的感觉很温暖。”后来回到台湾，因工作繁忙，反而缺乏这种亲子时间。从小到大，四个女儿的学校余光中都没有到过，更不可能知道她们的老师是谁。余光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创作上。每到夜晚，他神游于自己缔造的艺术世界，很少跟女儿们谈天说地。家人在一起，他的谈话主题也离不开文学艺术。
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有人认为，他的散文甚至比诗还好。《我的四个假想敌》，诙谐风趣，情味具足，便是最佳的例子。
余光中的不少散文写到“战争”：《牛蛙记》写的是人蛙之战，《我的四个假想敌》写的是作为未来岳父的“我”与作为四个未来女婿“假想敌”的“搏斗”。
之所以有这场“搏斗”，是因为“我”太爱自己的四个女儿了。生怕女儿出嫁后，晚餐桌上不再热气腾腾，大家共享灿烂灯光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可见，作者“四”面树“敌”，一是怕老来寂寞，二是对女儿的爱使其舍不得一个个“珊瑚”之宝被人“掠走”。将一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寻常题材作喜剧形式处理，是余光中的独特创造。
全文以“战斗”为基喻，将愿意离家“出走”的女儿比作“内奸”，把和女儿秘密联系的男友比作“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把谈恋爱的照片比作不轻意给人看的“机密文件”，将寻求情感的发展比为“攻城的军事”，把追女儿的香港小伙子比作“广东部队”，把未过门的女婿来访说成是“入侵余宅”，无不以装满笑料的语言，以谐寄意，以趣诱人。然而更能显出作者诙谐风格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个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信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
把充满儿女情长的书信比作弥漫烟硝味的炮火，把铃声扰人夸张为“脑震荡”，把“信箱被袭”比作“实弹射击”，这与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爱用阴柔、软性的女性笔法譬喻设拟的风格完全不同。余光中喜用阳刚之象去写儿女情长的生活镜头，极富戏剧性和独创性。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引申“假想敌”的比喻，把留下吃饭的来客直呼为“敌人”，把无生命的餐具想象为“似乎得到了信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总之，作者凭着狡黠的智慧、丰富的联想，把耳接目受的东西统统“军事化”、谐趣化，使文章显得情味具足。
如果说诙谐风趣是一个作家天才的标志的话，那富于幻想，则是一位散文家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余光中最杰出的艺术本领之一是善于想象，且是创造性的想象。这种想象，能比直接描写更神妙地揭示作者对女儿的厚爱之情。别人看见女儿长大，不过是用“女大十八变”去形容，而余光中不同，他认为女儿长大，是“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在他看来，女儿最可爱是在十岁以前，因为她那时候天真、纯情，就像童话中的公主那样惹人喜欢。为了使稚龄的女儿永远完美，作者竟异想天开“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但马上来了一个否定：“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这女儿的天真、活泼、美丽，不正是借“用太空舱的冻眠术”的奇想，得到更为美妙的传达吗？那个“假想敌”，竟能把冷冻多年的女孩“吻醒”，一个“吻”字，道尽了爱情力量的伟大。这当然是罗曼蒂克的幻想，可正是依靠这一幻想，使读者看见平常看不到的年轻人的情爱之美。这种奇想替我们内心视觉扫除了那层凡胎俗眼的薄膜，看到了我们人生中的神奇。
余光中的想象是一种开掘，一种扫描，一种雷达式的探求。叙述达不到的效果，描写难于奏效的地方，想象依靠它的彩翼，把那最动人的镜头摄下来。只有幻想才能高于生活，而不会停留在对生活状态的摹拟上。想象还可以跨过时空：
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谁见过这样蹑手蹑足、屏声止息的“少男”？或许只有作者自己。别人只能看见小伙子与女孩约会，作者却感悟到这种处于热恋期的“坏男孩”目光灼灼，心存不轨。作者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有深度。因为作者有想象这种“特异功能”，使他能在冥冥中“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这里贬词褒用，正话反说，使调皮的“少男”形象呼之欲出。
《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催魂铃》、《牛蛙记》来，言语更加口语化，使人感到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如戏称有四个小妇人的家庭为“女生宿舍”，并顺水推舟自封为“女生宿舍”的舍监，说明情思的表达不一定要靠华丽的辞藻。像“女生宿舍”这样的寻常语，于质朴中见谐趣，见力量，剥去豪华的外表益发显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牛蛙记》一样，余光中仍爱用成语，如“锲而不舍”。更多的是对成语加以改造，如将“有教无类”改为“有婿无类”，还将“混血儿”改为“混血孙”等，均增添了作品的幽默感。也有典故的运用，如“结成秦晋”、“严夷夏之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尤其是引用袁枚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虽是僻典，但极为生动。经过诠释，使作者没有男孩的遗憾心情得到了释放。作者学贯中西，中国古典与西洋古典兼顾运用，如以未来女婿为假想敌早在美国诗人纳许诗中已有先例，使作者怜女之情找到了知音。这虽是一种安慰，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精神的体现。
此文不仅有谐趣，而且有理趣，如“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这虽是夫子之道，然而有极大的概括性。又如“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这用来说明一个人往往随着时间地点的转移而心情不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再如“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是过后才觉得美的。”这里显然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是作者人生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它道出了洞察人生的学问和机智，显得广博恣肆而笔笔收放得体，惜墨如金。
这是一篇以写人为主的散文。它写了多种人物，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伪作轻松，博得一个开明的父亲的美名”的“我”的形象。父亲的形象历来都是严肃的，板起脸孔教训后辈，可作品中的“我”，行为“荒唐”，说话诙谐，传统中的威严被“内奸”、“假想敌”攻击得几乎片甲不留，这种鲜明的艺术个性，是对传统严父形象的反叛。至于余光中给未来女婿封的“假想敌”的绰号，在大陆一些知识分子家庭中已成了女儿“男友”的共名。由此可见，这一绰号不见得那么逆天拂人，可为天下有幽默感悟的人所接受，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