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艾略特，是20世纪对西方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在20年代初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于1917年出版处女诗集，1920年出版评论著作《圣林》。两年后，发表了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荒原》。他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创作和理论建树，对世界现代诗的影响愈来愈大，乃至无人能出其右。1948年，他还荣获英国的O.M勋章与诺贝尔文学奖。
纪弦领衔的现代诗运动，标榜新诗不是纵的继承，乃是“横的移植”，并扬言要放逐抒情，其实就是艾略特诗学的信条“反浪漫主义的，重知性，而排斥情绪之告白”的翻版。在台湾，现代文学的弘扬与艾略特诗学的评介几乎是同步的。作为现代文学先驱的夏济安，他除翻译艾略特的代表作《传统和个人才具》外，还在《文学杂志》上一再发表文章推崇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和文艺理论。余光中也在1956年9月号的《文学杂志》上，翻译了艾略特的《论自由诗》，以作为现代诗发展的借鉴。
在留美一年间，余光中几乎读遍了艾略特的所有作品，对其文学成就有深刻的领会，回台后便于1959年12月写了《艾略特的时代》，详细地介绍了艾略特的生平、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余光中十分赞赏艾略特对传统所抱的辩证态度：既反叛传统，又不忽视传统。因为作为一位有建树的评论家，他的观点决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必须学习传统，继承前人的遗产；而作为一位有开拓精神的诗人，他又不能株守传统，更不能抱残守缺，而必须超越前人，另辟自己的新天地。此外，余光中提出的“主知”问题，直接标榜来自艾略特。
某些论者认为，艾略特后期创作中带有浓厚宗教氛围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其实，艾略特早期以对比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作品，含有“时间之乡愁”的历史感的诗作，也不容小视。余光中认为：“艾略特的境界正如历史的通衢与个人的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渺小而无意义的个人徘徊其中，困惑于大街的纷扰与小巷的阴郁，目眩于红绿灯的交替。这种知识分子的幻灭与压抑感因外界的波动与内心的混乱之交互感应而更形复杂，远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兴衰之感所能包罗。作一个较好的譬喻，我们可以说，读艾略特早期的诗，犹如俯窥一株水仙花反映在投过石子之水面的破碎的倒影。”如：
每天早晨你都能看见我，在公园里
读着漫画和体育版的新闻。
特别令我注意的常是
一个英国的伯爵夫人沦为女伶。
一个希腊人被谋杀于波兰舞中。
另一个银行的骗局已破案。
我却是毫不动容，
我始终没有心乱，
除非当街头的钢琴，单调且慵困地
重复一首滥调的平凡的歌，
而风信子的气息自花园对面飘来，
使我想起别人也要求过的东西。
这些观念是对还是错？
余光中分析道：这种忠于现代生活之偶然性与琐碎性的恍惚迷离的意象，对于顿足捶胸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反抗。起首的两行就“暗示”这位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人物之卑琐与无聊。第三行至第五行反映出一个没落的世界——英国贵族的式微，希腊传统的荡然，以及现代道德的混乱——然而这一些并不足以乱“我”的心。接着是单调的琴音，风信子的气息，对于他人秘密的情欲之一瞬间的同情，结果还是面临困惑。事实上，现代生活就是由这些纷然杂陈的支离破碎的“现象”拼凑而成；美是不太美的，抱歉得很。美本身在20世纪便是值得怀疑的东西。艾略特坚持，一位诗人应该能透视美与丑，且看到无聊、可怖与光荣的各方面。在他的诗中，美与丑，光荣的过去和平凡的现在，慷慨的外表和怯懦的内心，恒是并列而相成的。现代主义在美与真之间，宁取后者。现代的大作家，无论是艾略特或奥登，海明威或福克纳，皆宁可把令人不悦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捏造一些粉饰的美，做作的雅，伪装的天真。
60年代中期，随着艾略特作品的译介，艾氏对台湾文坛的影响如日中天。叶维廉、杜国清先后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余光中等人则翻译了艾氏较短的作品《一女士的画像》、《三智士朝圣行》。在翻译过程中，余光中耳濡目染，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上，均明显受艾略特的影响：长达七十五行的作品《火浴》，以火和水的对比显示选择的困难，后面则写凤凰经由火浴，通过净化而后获得新生，这里除受叶慈的影响外，也从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汲取过养料。余光中以诗为文，写议论文章喜欢用意象，如《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象牙塔到白玉楼》，这种风格与艾略特的“意之象”显然有一定的联系。《下五四的半旗》批评胡适不能欣赏艾略特。《记弗罗斯特》开头就引艾略特的名句。在评价痖弦诗作时，云：
痖弦的抒情诗几乎都是戏剧性的。艾略特曾谓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而此种抒情诗之所以杰出也就是因为它是戏剧性的。事实上，艾略特在节奏上的最大贡献也在他的现代人口语腔调的追求。在中国，他的话应在痖弦的身上。
其实，不仅艾略特的话应验到痖弦的身上，而且也应验在余光中自己的身上。在余氏《敲打乐》一诗中，出现了“在艾略特垂死的荒原，呼吸着旱灾”的句子。《诗与音乐》一文用艾略特的话作小结。《论明朗》的立论，以艾略特提出的“但丁诗明白易懂”这一观点作理论支撑。《掌上雨》一书，艾略特的名字出现过无数次。作者借重他不是说明技巧的重要，就是说明现代诗不能忽略传统。正如黄维梁所说：
一言以蔽之，艾略特是这位中国诗人兼批评家（余光中）的现代妙思，是他不匮的泉源，助他申明诗学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