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创造一次性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已经形成的艺术存在，是“他者”提供给世界的语言艺术系统。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对无数的“他者”。他者可能成为自己创作的牢房，也可能激发自己的灵感。作家形成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其困难不仅在于他必须超越社会现实个性，而且必须超越已有的文学艺术个性。哈罗德·布鲁斯的《影响的焦虑》，就是研究诗歌第二度超越的具体机制。他认为当代的诗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他面对已经产生的诗歌传统和讨论传统，就像面对自己的父亲。正如俄狄浦斯王误杀父亲一样，当代诗人们总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方式否定传统和超越传统，他把“误读方式”称为“修正比”，并规纳为六种：（1）“克里纳门”（Clinamen），即真正的误读和有意的误解，指诗人“偏移”他的前驱。
（2）“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这是一种以对偶的方式对前驱的续定，诗人以这种方式阅读前驱的诗从而保留原诗的诗词，但使其别具他义，仿佛前驱走得不够远。（3）“克诺西斯”（Kenosis），是一种粉碎他物的工具，类似于我们的心智用以抵制重复强制的自卫机制，也是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运动。（4）“魔鬼化”（Daemonization），即朝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是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5）“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这是对“前驱”缩减式的修正。（6）“阿·波弗里达斯”（Apohrades）或“死者的回归”，通过这一方式产生一种效果，即新诗的成就使前驱诗在我们眼中，仿佛不是前驱在写，倒是迟来的诗人自己写出了前驱诗人那颇具特色的作品。
这六种“修正比”都是超越“前驱”的具体机制，也是创造主体性实现的机制。例如魔鬼化运动。布鲁斯做这样的解释：一个既非神亦非人的中间存在附到诗人身上以帮助他。迟来的诗人伸开双臂接受这种他认为蕴含在前驱的诗中，但并不属于前驱本人而属于稍稍超越前驱的某一存在领域的力量。诗人在他的诗作里将这种力量和前驱者原诗之关系固定化，从而以归于一般的方法抹煞前驱诗作中的独特性，这样便完成了魔鬼化的运动。他所指的魔鬼，其实也就是一种强大的精神，一种“远远超越了人类现世之软弱”的精神，也就是超越前驱的软弱之精神，哪怕前驱是“崇高”的，他也要通过打碎这种崇高而创造。他说，费西诺（Ficino）的魔鬼的存在，是为了把行星上的声音取下来赋予他们宠爱的人。它们从撒旦那里出发，然后找到下界的天才人物，赋予他们最丰富的悲哀之情。但是，天才的诗人并不因此就被魔鬼所“拥有”，而是他们本身就是魔鬼，于是，他们的创造过程变成一个魔鬼化过程，一个“逆崇高”的过程，其功能就是暗示“前驱的相对虚弱”，因此，“当诗人被魔鬼化后，其前驱则必然被凡人化了。一个新的大西洋便从新诗人转变了的存在中涌溢出来”。布鲁斯：《影响的焦虑》，第106页。
布鲁斯面对文学艺术愈来愈丰富的积累，思考了对传统的超越问题；不管人们对这种具体的超越机制存在着怎样歧异的意见。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超越方式，却必须考虑如何超越前人所缔造的庞大的语言艺术大海。没有这种超越，就没有创造。文学艺术创造主体性的实现，愈来愈艰难，就是他们面临着的创造起点愈来愈高。如果作家艺术家找不到超越前人的机制，他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一个作家，没有接受前人的创作经验，没有接受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仅靠天才和灵感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充分地接受之后，就很容易过于自重，感到下笔的困难。“读书破万卷”和“下笔如有神”，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书”是指前人的文学创作传统的话，那么，这“书”也只是作家创作之果的源泉之一。“书”要化为当代作家自身的东西，还要经过作家的内心体验和再创造。如果把“破”字，理解为超越，那么，读了万卷书，又超越万卷书，确实会给作家带来自由。因此，“破”，应当是对前人的艺术规范的超越，使其不再成为创作自由的障碍而成为创作自由的语言基础。这个时候，作家不是被前人的艺术规范和语言世界所控制，而是自由地驾驭前人的艺术规范和语言世界而进行新的创造。这样，“书”就不是作家异化的陷阱，而是超越的阶梯。
庄周蝴蝶的互梦：主体的充分对象化和主客对立的消解
主体性的外延方面是指在主客体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即对象性。
所谓对象性，就是主体创造自己的对象世界的要求和能力。这又可从两个方面把握其意义，从主体方面着眼，对象性意义指的是：人是对象性生物，人要在对象世界的创造中实现自己，把外在世界变成主体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主体的各种需求和创造能力，都必须通过特定的对象才能实现，哪怕是幻想，也要凭借对象的虚构才能进行。离开对象创造，主体性就无以确立。主体通过对象性沟通世界，确立自身，所以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物。从客体方面着眼，对象性意义则是指：客体被人化被主体化，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从而丧失了“自在之物”的性质。因而，世界是作为主体的对象而存在的。对象性必然趋向于把对象当做自身，清除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对立（认识论），这是对象性的终极指向和最充分实现。
科学的对象性理论是马克思的发现。马克思批判了古代哲学关于客体、主体的“物自体”的观点，扬弃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关于世界是人的对象的思想，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建立主体性哲学的对象性理论。马克思认为世界是“人化自然”的产物，是属于人的对象，处处打上了主体性印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象哲学实际上参与开创现代哲学的起点——意义论。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它探讨的是作为实体的存在是什么。世界本体是理念、物质，还是神？这是煎熬古代哲人的问题。近代哲学则是认识论哲学，它探讨如何认识存在和能否认识存在。现代认识论从笛卡尔、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无不是探讨这个问题：世界是可知的吗？倘若可知，又如何去认知？这是煎熬他们的问题。
现代哲学则抛弃了关于客体、本体的独断和如何、能否认识存在的考察，而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生和死的意义何在？这是现代哲人心灵的煎熬。从海德格尔、萨特到福柯都是属于此系列。现代哲学两大支脉，一是从洛克这一条线发展下来的科学主义；二是从弗洛伊德发展下来的现代人文主义。他们都揭示一个最重要的哲学观念：没有纯粹的客体，客体是主体的对象，是人的对象，是人化的自然，是人化的历史，任何对象都打下主体的烙印。也就是说：（1）存在不是作为实体，而是作为意义世界呈现出来，它带有主体性。离开主体心理结构、语言符号和文化模式来谈论绝对客体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把握对象世界，并不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直接的、绝对的反映，而是主体性的解释，全部阐释学都建立在这一点上。
正是从这个角度，现代哲学认定人是世界的原因，历史是被人所阐释的历史。（2）一切主体的感觉，一切主体对世界、对历史的感知和阐释，又被主体结构中先验的心理结构、语言符号和文化模式所影响，或者说被先验的认知系统、情感意志系统和语言操作系统所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先验的心理结构、语言知识、符号系统又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又是历史的对象，历史的结果。也就是说，主体性既阐释历史又被历史的创造物（特别是语言符号）所抑制。把抑制的一面强调、夸大到极端，就认为主体性已经死亡——死在自己创造的话语系统中。但是，这种极端时髦的语言决定论者不了解人的主体性也恰恰在这里表现出来，即主体可以反抗历史的结果，超越历史的结果，从先验的、现实存在的各种异化的语言网络中和知识网络中超越出来，避免被历史的创造物所埋葬进而提供新的创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