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都是真诚的人。他们对人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从自我认识开始的。他们自身，就不是单一性的。他们描绘着人物性格，而本身的性格就是极其丰富、极其复杂的，他们的性格系统也有相反的两极。人们所熟知的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说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说就是典型的例证。恩格斯生动地描绘歌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256页。关于歌德的性格，写作过《歌德论》的歌德研究家、德国学者比学斯基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比学斯基认为，歌德的性格是一种奇异的圆满的人性的组合，表现出许多矛盾。
有时他像一个物理学家观察光色的曲折，有时他像一个解剖家研究骨骼和肌肉，有时他像个法学家讨论破产法。他以热烈的情感向往世界像浮士德，但不久又用毁灭的讥诮推开世界像糜非斯陀。比学斯基更具体地描摹歌德的性格：“歌德像一棵植物，而常感受风雨气候的影响，但有时又能对之毫不关心。他心爱他的生命如一个美丽友爱的习惯，但又跑进枪林弹雨中去尝试‘炮火的热病’。他，这个最忠实最纯洁最肯牺牲的朋友，这个最热狂最倾心的情人，可以在感情沸腾时伤害他朋友与情人的心。他，像赫尔德所说：在他每一步生活的进程中是一个男子。拉发陀与克乃勃尔称他是个英雄。铁石心肠的拿破仑也不得不喊出：‘这是一个人！’但他竟有时不能制止他内心的要求与欲望，随波逐流，自失其舵，软得如席勒所称的‘女性情感’（少年维特所表现）。
他，有如一个仙灵解脱了一切尘土的重浊，高蹈于超越的境界，但同时又脚踏实地地站在地球上欣赏任何细微的感官的快乐，哪怕是他女友玛丽亚娜从家乡寄来的梅子……他，这个处处寻求清明，透入清明的，但也爱飘摇于神秘的幻想中，相信世界秩序里有神魔的存在，灵魂的轮回，常轻轻地受着预感预言预兆等迷信的支配。这个人，平常非常温柔忍耐的，竟有时愤怒至于咬牙跺脚。他能闲静，又能活泼，愉快时犹如登天，苦闷时如堕地狱。他有坚强的自信，他又常有自苦的怀疑；他能自觉为超人，去毁灭一个世界，但又觉懦弱无能，不能移动道途中一块小石。”比学斯基：《歌德论》。《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66页。尽管性格如此矛盾，但他性格的总和却是非常好的。所以比学斯基说，歌德内心尽管充满矛盾冲突，但在他的每一种心态中总是积极的，善的，于世于己有益的部分占着优势，故他在一切奋斗中从不损害及自己与世界而永为胜利的前进者与造福者。所以与歌德同时代的克乃勃尔说：“我很知道，他不是时时可爱的。他很有些令人不快的方面，我也曾领略过。但他这人全体的总和是无限好的。”比学斯基：《歌德论》。
《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69页。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则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着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做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贫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言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0页。
歌德、托尔斯泰这种性格既“特别”，又不特别。所谓特别，是他们的性格有独特的组成状态，并不是每个人的性格矛盾都像他们这样尖锐。所谓不特别，是这种互相矛盾的二重结构是人的性格的普遍性结构（只是这种结构的正、反两种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带有无穷的差别性）。因此，尽管每个人的性格组合成分和组合方式有巨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的性格世界都是一个张力场。也就是说，都是存在着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等两种性格力量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张力场。两种力的相互冲突、因依、联结、转化，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
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4页。，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人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性格世界就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正如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人的性格也是充满矛盾的。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中的某一点上，都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都一定要在矛盾的一端与另一端之间产生某些摇摆性（哲学意义上的摇摆性），只是这种摇摆的幅度因人而异。辩证法否认在世界上存在任何纯粹的单方面的因果关系、善恶关系、美丑关系；连头脑最简单的人也都带有二分性，也都可以看到二重关系的相互作用。社会关系正是一个具有无穷层次的、多方面矛盾的编织物。因此，世界上找不到绝对纯一的，只反映社会关系一极的抽象的、孤立的人。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黑格尔未能把人的本质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只把人看成是自我意识的人，看成是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而不是把自我意识看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自我意识。这种把世界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黑格尔却看到人的意识的辩证内容，看到它的双重性，看到人的意识的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即人的意识世界中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上卷第121页。对于黑格尔所揭示的人的自我世界的双重性原理，美国哲学家、黑格尔研究者鲁一士做了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的生活并不是孤独的，纯粹内在的自我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多数自我组成的世界。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和合中。自始至终，意识生活的法则乃是这种矛盾而又真实的自我分化，在这种自我分化中，我，即所谓内在的自我，彻头彻尾是众多自我中间的一个。所以唯一的心灵乃是“多数互相联结的心灵组成的世界”。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鲁一士说明了“单一的我”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说：“如果我要成为我，‘成为我所想的那个我’，那我就必须不止是单纯的我。我之成为我自己，必须放弃孤立，投身于人群之中。我的自我占有，随时随地都是对我的各种联系的自我投降。”既然人是矛盾的，自我没有“纯粹的我”和“单纯的我”，那么，绝对“圣洁”，即“精神绝对纯一”的人是不存在的。他说：“绝无俗念，庄严肃穆，宁静不扰，精神绝对纯一，毫无半点瑕疵，——这当然要被认为高尚了，是不是？可是请想一想，假如一个人之所以超乎凡俗，正在于绝无世间俗念，那么混沌未凿、天真淳朴、不识不知的人又将如何？要是那样说，一个天真烂漫的婴儿，刚刚呱呱坠地，根本不知道尘世为何物，就当然要被认为超凡入圣了。可是这样的圣洁，难道是那些确有非凡之力的人的百战百胜的圣洁吗？我如果根本不知道尘世为何物，当然不会眷恋尘世。可是那只是由于我的无知。而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是婴儿还是小老虎，是幼年的拿破仑还是幼年的犹大，全都可以同样地不识不知。连那些设阱陷入的魔鬼也可以在方生之际对宇宙不识不知，如果无知即是圣洁，那他们就应当都是圣洁的了。
……但是，这样的圣洁不是我们这些道德主体的理想。”《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着选辑》。商务印书馆，第114—116页。鲁一士根据黑格尔的学说指出，真正的圣洁就是与“恶”斗争的顶点，它的本质完全是一种矛盾。圣洁之得以存在，要依靠它的反面，也就是说，必须意识到罪恶并意识到战胜罪恶。只有受到引诱并战胜引诱的时候他们才是圣洁的。就像勇气的存在，要靠战胜恐怖。在一个无恐怖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勇气可言。所谓强劲，就在于排除障碍；甚至于唯有通过折磨，才能显示爱情。“在意识生活中，无论何处，意识总归是各种互相冲突的目标、心意、思想、激动的一个联合，一种有机组合。”鲁一士认为这种人的意识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的有机组合就是“生活的铁律，精神世界的命脉”。《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着选辑》。商务印书馆，第117页。鲁一士把人的性格二重组合的哲学基础，说得非常清楚。这些哲学的说明，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的性格是不可能绝对纯一的。它总是分化为一种互相对立的力量，而性格运动又恰恰是克服这种对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这种胜利，也就是统一。所谓性格的二重组合，正是这种自我分化、自我克服、自我统一的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