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大变革内容是语言变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带给文学写作以巨大的影响，而且带给社会生活和整个思维方式以巨大影响。就文学而言，用白话文写作，这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实验。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也可称它是一场变化语言形式的实验运动。语言变动涉及到文学命运，又涉及到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等复杂问题，因此，关于语言如何走向，便成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五四”后的90年间，文学语言问题不断试验、不断争论，也留下许多经验教训。本文只想提供一个语言理念的变化轮廓，而其中的是非还是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一）“五四”语言变革的伟大动机 (1)
文学是一种使用语言符号的审美活动。它使用现实语言，又消解现实语言而转化生成为文学艺术语言。转化过程必须克服现实语言的鄙俗性和抽象性，使其意象化；还必须化解其现实意义，把它上升为审美意义。这种转化的途径是进行艺术描写，表达审美体验。这与新闻媒体那种直接表达现实经验的现实描写不同。
文学使用的语言符号可区分为能指（音—形）和所指（意义）。所指又可区分为指称（外延）和含义（内涵）。五四新文学，因为启蒙民众的需要，文学语言尽量向现实语言靠拢，尽量打破现实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界限，也尽量扩大文学作品对启蒙内容的负载量。这一走向不断发展和强化，最后文学的精神含义压倒文学的语言形式，走向意义对语言形式的消解，以意义判断作为文学价值判断的第一标准。而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新时期文学在意义压倒一切的历史情境下，首先对意义进行质疑，然后逐步恢复文学的语言意识和形式意识，恢复文学语言作为审美意识的符号表现形式的特点；一部分实验性很强的先锋作家，则把语言视为本体，走到语言形式对意义的消解。
中国的古代文学，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文与言的界限，即做文章的语言和平常说话的话语的界限。有此界限，本也无可非议。但是，作为文章一翼的文学，它如果不吸收非文章话语中的活水，就会枯死。中国自古就有白话文学，这部分文学就很善于吸收现实语言中活泼的养料。然而，白话文学，它作为文学艺术，在吸收和使用民间话语时，必须经过转换，即经过艺术描写的中介，消除其现实语言的粗糙，使语言带有美的质素。因此，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相等，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文与言的界限如果绝对化，以致形成一种森严的壁垒，就会使文学失去丰富的感性语言特征，而且丧失感性语言的广大民众。正是看到这一点，“五四”的文学改革者，首先着意打破“文”与“言”的界限，以现实语言作为基础建立新的文学形式。
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革命开始，也就是从拒绝文言文和提倡白话文开始。白话文运动，其目标一面是文学改良，一面又是思想改良。文言文虽然也很美，但确实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情感。白话文的好处是可以克服文与言的分离，使文学语言更接近现实语言，因此也可以让更多人接受。这一点对于那个时代是很要紧的。五四文化改革者认为，由于文与言的分离，所以谁掌握了文言文，谁就有了言论的特权。思想统治是通过话语统治实现的，语言的背后是权力。现在要提倡新道德，废弃旧道德，为平民争取民主权利，首先就要打败少数人对语言的垄断。写文章一概用白话文，写的和说的一致，把“写”与“说”的二元状态变成写与说同质的一元状态，就改变文学是一种使用语言符号的审美活动。它使用现实语言，又消解现实语言而转化生成为文学艺术语言。转化过程必须克服现实语言的鄙俗性和抽象性，使其意象化，还必须化解其现实意义，把它上升为审美意义。
这种转化的途径是进行艺术描写，表达审美体验。这与新闻媒体那种直接表达现实经验的现实描写不同。文学使用的语言符号可区分为能指（音—形）和所指（意义）。所指又可区分为指称（外延）和含义（内涵）。五四新文学，因为启蒙民众的需要，文学语言尽量向现实语言靠拢，尽量打破现实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界限，也尽量扩大文学受众群。这种着眼于社会底层大众的动机，不仅是慈悲的，而且是伟大的。实现这一转变的第一小提琴手是胡适。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旧文学”的八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避俗字俗语”，这很要紧。关于这点，周作人说得很清楚，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说：“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
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之一，序文的起头是这样：‘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作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中最要紧念的书。……’又后序云：‘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她可怜的了。……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做白话写出来的。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无论是着书或随便写一张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着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6—97页。
（一）“五四”语言变革的伟大动机 (2)
五四时期林琴南反对白话文运动，虽也有反对“覆孔孟、铲伦常”的所谓“反动”，但是使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把所谓“听差用”的现实话语引入高雅的文学殿堂，“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成了文学语言。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荒诞事。他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几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载于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林琴南在“五四”之前就翻译了100多种西方小说，打开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界，思想并不僵化。他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主要是语言变革的反对派，语言的保守导致思想的保守。
五四时期建立的白话文学，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使用白话能否创作出真正的文学，所以他们就努力去争取白话优胜。在努力中，他们找到两个文言文学所没有的资源。胡适他们自称白话文学乃是活文学，古文乃是死文学，其活水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民间日用白话。胡适在《国语文法概论》中说：“一个时代的大文学家，至多只能把那个时代的现成语言，结晶成文学的着作；他们只能把那个时代的语言的进步，作一个小小的结束，他们是语言进步的产儿，并不是语言进步的原动力。至于民间日用的白话，正因为文人学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变迁，自由进化。”《国语文法概论》。
选自《胡适精品集》第2卷《不朽——我的宗教》，胡明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胡适不认为作家的创作也可以成为语言进步的动力，这一观念待后讨论，但他认为民间语言乃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或资源，并没有错。“活水”二是来自西方语言。除了从民间语言中吸收养分之外，还努力学习西方语言的表现力，不惜落入“欧化”。周作人就说：“我的主张则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的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却也不强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周作人：《国粹与欧化》。原载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新文学后来数十年的实验，虽然“欧化”有益于汉语的力度，但也破坏了内在情韵。
在提倡文学语言革命之后，他们紧接着就进行建立文学新形式的努力。在诗歌上，胡适着《尝试集》，为新诗的草创贡献了第一块奠基石，尽管这一奠基石并不精致。在小说方面，鲁迅在1918年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则一发而不可收，成了白话小说无可争议的伟大奠基者。鲁迅用现代白话写小说，是一次巨大的语言写作实验，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借鉴，却获得巨大的成功。《狂人日记》的现代文学语言那么成熟，那么富有魅力，一出现就自成一种文体，真是文学的奇迹。新文学形式的建立过程是一个尝试过程和实验过程，这个过程带有很大的原创性。鲁迅所以会成为现代文学中最卓越的作家，就因为他首先创立了白话小说的现代形式，还创立了散文的现代形式和杂文的现代形式。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文章参与历史创造，但都不能像他那样，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多种现代文学形式。
关于鲁迅所创造的这种文学形式的特征，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做了这样的概述：“在《狂人日记》中他将日记形式转为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文本，后来的各篇又进行了各不相同的实验，如人物描写《孔乙己》和《明天》，象征主义《药》，简短复述《一件小事》，持续独白《头发的故事》，集体的讽刺《风波》，自传体说明《故乡》，谐谑史诗《阿Q正传》。在后期更成熟的《彷徨》诸篇中，他又抒展了讽刺人物描写的反讽范围：《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离婚》；也扩展了在那些较抒情的篇章中感情和心理撞击的分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此外，他还试验了对日记形式的更加反讽的处理《伤逝》，和一种完全没有情节的群众场面的电影镜头形式的描绘《示众》，还有对某种非正常心理的表现《长明灯》、《弟兄》。”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