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歌德，另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哲学视角上斯宾诺莎与曹雪芹相似。笔者在《〈红楼梦〉哲学内涵》中说，《红楼梦》有一种哲学视角，这就是大观视角。这种视角不是以肉眼、俗眼即人的寻常眼睛观物，而是用“天眼”（《金刚经》概念）、“道眼”（庄子概念）、“宇宙极境之眼”（爱因斯坦的眼睛）观物。《红楼梦》中空空道人、茫茫大士、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的空眼也是这种眼睛，正因为以空见色，才清醒地看到世界与人性的荒诞、追名逐利的无意义。斯宾诺莎本是以磨镜片为生，他不仅成为光学家，而且发明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即“从永恒的范式之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观认万物万相的方法，通常被称做第三种知识（绝对客观知识）直观法。爱因斯坦说从宇宙极境看地球，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正是站立于宇宙永恒范式之下直观天地万物的方法。斯宾诺莎把执着我见的知识称做第一种知识，把共同概念形成的理性知识称做第二种知识，把宏观思维把握下的绝对客观知识称做第三种知识。他的永恒范式直观之眼，正是穿越各种幻相看透事物本质的天眼、道眼、佛眼，也正是曹雪芹的大观眼睛。至此，可以看到曹雪芹与斯宾诺莎两个惊人的相似之点：
（1）排除上帝人格神而以宇宙自然的永恒共在范式为广义之神，并以对这一共在范式的敬畏取代对人格神的敬畏。
（2）排斥我执法执而立足于永恒范式的精神制高点大观直观一切物性人性。
斯宾诺莎出生在曹雪芹之后，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也许会从《红楼梦》中找到自己的哲学例证，尤其是发现曹雪芹有一双自己所追求所想建构的大观眼睛。
5《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20世纪下半叶，以马克思为参照系解说《红楼梦》，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都是不妥的。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且是欧洲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具有一种“唯物”的彻底性。这个“物”不是常人所理解的那种对象、物色、物种，也不仅是现实物质世界。在历史唯物论的框架内，它是区别于心、区别于意识、区别于思想的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它不仅认定人是历史的存在物，而且认定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改善生产工具的科学实验的历史。既然人是历史的结果（文化也是历史的结果），那就无法离开具体的历史场合即时代的社会形态来认识人及人的各种活动。20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红楼梦评论，其主流就是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哲学观对《红楼梦》的把握，即以马克思的理念作为参照系认识《红楼梦》。在此参照系之下，就发现《红楼梦》是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人情的百科全书，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一面巨大的镜子。
这并没有错，确实《红楼梦》所见证的历史状况和文本中所蕴藏的时代信息（包括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以及那个特定时代的日常生活信息、心理信息等），其丰富的程度，是任何历史着作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些无比丰富的信息不是封建与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这种本质化的概念可以涵盖与描述的。《红楼梦》除了包含着时代性的历史内容之外，它作为文学作品，又有超时代、超历史的更为广阔也更为永恒的宇宙语境与人性内容。
小说中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心灵困境以及父与子等种种冲突，也不是一个时代里两个阶级的冲突，而是永恒的生存问题与人性问题的争论。也就是说，其困境与问题的内涵不是属于时代之维，而是属于时间之维。王国维说《红楼梦》不是历史的，而是宇宙的，关键就在于这部小说拥有无限自由时空的框架，它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其父子冲突、钗黛冲突的内涵，既有那个时代的特定内容，又有超时代的永恒内容。人类文化中重秩序、重伦理、重教化的脉络与重自然、重自由、重个性脉络的冲突永远不会结束。而这种冲突所折射的世俗贵族与精神贵族的矛盾，世界原则与宇宙原则的矛盾，平常栖居状态与诗意栖居状态的矛盾，也永远不会终结。《红楼梦》的永恒价值，正在于它负载的是永恒性的人性内容。
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反映到哲学中，有一个究竟是“心为本体”还是“物为本体”的巨大冲突，这是《红楼梦》文本本身所显示的巨大冲突，也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哲学的第一基本问题。如果用马克思的哲学观来阅读《红楼梦》，那只会发现《红楼梦》的哲学观与唯物论格格不入。《红楼梦》可说是唯心论的集大成者。老庄的自然本体论、佛家的空无本体论、禅宗的心性本体论、王阳明的心学，全都被《红楼梦》吸收容纳，并化为自己的哲学之魂。王阳明彻底到“心外无物”，慧能彻底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全被曹雪芹所认同。心是世界的本源、宇宙的本质，心外的一切都是幻相幻影，都没有实在性，这是《红楼梦》的哲学基本点。关于这点，《红楼梦》文本毫不含糊地做了表述。
第一一七回“阻超凡佳人双护玉欣聚党恶子独承家”，贾宝玉见到索玉的癞头和尚，就要把玉还他，对着阻拦的袭人，他说：“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袭人急着哭喊后，宝钗也来阻拦，此时，贾宝玉又对着她们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贾宝玉在离家出走之前对袭人、宝钗所说的话，是他最后的大彻大悟的宣言，这一宣言是批判性的，又是充分哲学性的。玉是物，而且是至贵之物，但在贾宝玉的价值观里，最宝贵的是心而不是物，“有了心了”，这才是根本。人只有找到心，才找到本体，找到本质。这个心不是物化之心，而是空灵之心，蕴含六根根性之心，天地所立之心。贾宝玉这句话，不仅是价值观，而且是哲学观，心为第一义、物为第二义的唯心论哲学观。
但是，如果借此就本质化地断定曹雪芹是绝对唯心主义者，则又是简单化。尤其是小说文本中所见证的现实与历史，更不能说是唯心主义哲学所支撑。曹雪芹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作家都更加客观、更加透彻地呈现现实生活状态。无论是曹雪芹还是马克思，都是天才。一个属于18世纪（曹），一个属于19世纪（马）。天才人物均极为丰富，包括哲学思想，也极为丰富。在西方的哲学史上，马克思是若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曹雪芹哲学也将在未来被充分发现。过去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解说《红楼梦》，虽有些偏颇，但不能说不可以以此为参照系考察这部伟大小说。以往的解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阶级斗争观念，然后把这一观念强加给小说文本，以致使薛宝钗等也蒙上“封建阶级”的不白之冤。倘若马克思还在，他也会对这种滥贴阶级标签的现象进行驳议。
（2）只注意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形态关系的理论，未注意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即自然的人性化与反异化等极为深刻的论说。如果注意后者并以此为参照系，我们会发现，贯穿《红楼梦》全书结构的两大情节流程，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自然人性化”和“人性自然化”过程。
马克思在着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两段经典性的论述早已被中国的学者广泛引用，可惜没有人把它用来解说《红楼梦》的哲学意蕴，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这两段论述。
第一，关于自然的人性化：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人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情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85页。
第二，关于人性的自然化：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3页。
关于这两大论点，我国当代的美学家李泽厚做了透辟的阐释，并以此建构了他自己的美学理论基石。他把美的根源界定为“自然的人化”，包括外自然的人化与内自然的人化；前者产生外部工艺技术体系，后者产生属于人类的新感性即心理情感本体，尤其是美感（如自然的眼睛变成审美的眼睛）。而“人的自然化”则是人性的复归即反抗异化对人性的剥夺。李泽厚把马克思这两大哲学命题带入美学，并吸收康德的主体论哲学的成果，指出实现两化的中介乃是人类的主体性实践，即历史积淀的实践活动。这就扬弃了康德的以“判断力”为中介的论点，而沿着历史唯物论前行与深化。如果我们尝试一下用马克思两大论点来解释《红楼梦》，也会发现这部伟大小说“两化”的哲学内涵。
第一，《石头记》乃是一部以石头为象征的大自然人性化的传记史记。这块石头是女娲补天时淘汰掉的石头，后来“通灵”，即赢得了灵性人性而进入人间。这一大框架正是大自然的人化。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也是自然的符号，她化为人到人间还泪，也是自然的人性化。从石头变成贾宝玉，从仙草变成林黛玉，即从木石变成恋人，这是自然人性化的第一内容（即外自然的人化）。而宝玉、黛玉到了人间之后，又完成了一个内自然人化的过程，这就是从三生石畔的自然关系变成人的社会性关系，其自然感官也变成审美感官。宝、黛都是诗人，但他们降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是一首诗，其生命的过程乃是诗化过程。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