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去世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接着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地球上奉行理性的土地竟然出现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等等。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一方面纳粹利用尼采向弱者宣战的权力意志哲学，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另一方面历史事实又说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它的不可抹杀的深刻性，人本身确实有问题，确实没有理性。以尼采为坐标，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贵族文学的《红楼梦》，其思想与尼采根本不同。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曹雪芹本身是贵族，也具有贵族的精神气质，但他反对贵族特权，完全拒绝上等人与下等人的等级分别，反抗的恰恰是权力意志。在贵族社会里，贵族与平民的尊卑贵贱界线极为严格，尼采想要守持的正是这一界线，他武断地认定，只有等级之分，才有高贵。他提问“什么是高贵的”，然后自行回答这一“重大问题”说，高贵就是“对等级的信仰”，就是分清“主人道德与群盲道德”。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上卷第85页。等级分明，道德界线分明，分别的哲学非常彻底。而曹雪芹恰恰彻底地打破对等级的信仰，恰恰打破主人道德的优越。他没有经济平等的乌托邦，但有人格平等的理想。他把“齐物论”与“不二法门”贯彻到作品精神内涵中，让主人公的价值标尺完全超阶级，超等级，超尊卑（甚至超性别），与“超人”理念完全相反。那些处于贵族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即那些丫鬟、戏子们，在他的心目中，几乎等同天使。主人公贾宝玉甚至颠倒地位，把自己视为“神瑛侍者”，服务于一切美丽的青春少女，包括为奴隶的小丫鬟。曹雪芹打破尊卑的态度，其哲学基石是禅宗“不二法门”，即不分别的哲学，齐物也齐人的哲学，最彻底的平等哲学。这种哲学，向古看是庄子哲学；向今看，是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开篇上写着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哲学。《红楼梦》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及等级信仰完全对立。
但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却包含着两次对于人的发现的巨大哲学内涵。首先具有“文艺复兴”的发现内容，它发现人的少女部分的至真至善至美。“女儿”（青春少女）不仅是净水世界的主体，而且是宇宙的本体。天地的钟灵毓秀全凝聚在女儿身上，因此“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质美、性美、神美、貌美集于一身。曹雪芹发现，人，青春少女，是天地之精英，美的本质与根源。另一方面，《红楼梦》又有第二次人的发现的内容，它发现人的荒诞与丑陋。这是泥浊世界的主体。争名夺利的男人，总是忘不了金银、忘不了娇妻、忘不了功名的忙碌生物。从贾赦到薛蟠、贾环、贾蓉等，个个都是被欲望拖着走的不知到地球上来一回要干什么的荒诞肉人。曹雪芹把人的美与人的丑都推到极致。这一点又近乎尼采的超人与末人之分的思路。
尽管与尼采相比，曹雪芹显得很冷静，但他与尼采一样，也是一个大解构者。如果说，尼采解构的是西方理性哲学对世界对人的基本理解，那么，曹雪芹解构的则是儒家道统对世界对人的基本规范。尼采看到现代社会大辉煌下贵族精神瓦解的可能性，而曹雪芹则看到大辉煌下贵族社会崩溃的可能性。两人都是现存秩序现存理念的“槛外人”（异端）。还有一点相似的是，无论是尼采还是曹雪芹，都把哲学、文学表述视为生命存在方式本身，换句话说，都是通过自己的感性语言描述自身的体验。尼采也是个天才，他有足够的力量建构宏大的哲学体系，但是，除了《悲剧的诞生》具有传统哲学讲述的形态之外，几乎没有一部着作使用传统的逻辑论证的哲学方式。他显然是害怕自己活泼的喷射式的丰富思想被束缚在内封闭的符号系统之中，因此，它宁可用随想录等接近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它的哲学思索。这一点，使得东西方这两位天才相通，它们的哲学都不是僵死的经院哲学，而是充满生命活力、充满生命之气的哲学。
4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如果王国维当年对欧洲哲学的理解不是局限于康德、叔本华，而是还能注意到生活在17世纪的斯宾诺莎（1632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而且又能把斯宾诺莎和曹雪芹联系起来思索，那将会对《红楼梦》的哲学获得一些更新的认识。至少会发现两人在哲学方法与哲学思想上均有相通之处（曹雪芹出生于1715年，即在斯宾诺莎1677年去世后的第38年出生），甚至会像郭沫若那样把庄子与斯宾诺莎连在一起，而把曹雪芹与斯宾诺莎放在一起思考，从而发现他们都是泛神论者。即把自然视为神，把神视为自然。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欧洲出现了培根（1561—1626）、笛卡尔（1596—1650）、霍布斯（1588—1679）等具有全新宇宙观的哲学家，也出现了布鲁诺（1548—1600）、波墨（1575—1624）等泛神论者。
斯宾诺莎和他们一样，否认人格神上帝的存在，否认天使的存在，认定上帝就在自然之中。他在其代表作《伦理学》（该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贺麟译）中把实体、神、自然、宇宙四者等同起来，强调作为万物本源的神就是自然。泛神论既是无神论，又是有神论，但归根结蒂是无神论。说它是无神论，是因为它否认一个具有绝对意志和绝对理智并凌驾于人类和自然之上的人格神。说它是有神论，是因为它也推出一个无所不在的创造万物的神圣存在，这就是宇宙的本体，就是大自然与大宇宙的和谐共在秩序。他把神泛化到宇宙、自然，也泛化到人自身与物自身。他如此定义神：“神，我界说为由无限多的属性所构成的本质，其中每一种属性是无限的，或者在其自类中是无上圆满的。这里应当注意，我把属性理解为凡是通过自身被设想并存在于自身内的一切东西。”
《斯宾诺莎书信集》，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页。
仔细阅读这段话，就会发现，这一对神的界说几乎也是曹雪芹对神的界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20世纪20年代曾被充分注意。郭沫若在《女神》中讴歌“三个泛神论者”是庄子、斯宾诺莎（郭译为斯皮诺莎）及印度佛教之前的优婆尼塞图。郭沫若还说明，他之所以会接近歌德，其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歌德具有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18—219页。他还对歌德的泛神论思想做了五点概括，这些概括有益于理解《红楼梦》的泛神论，因此我们略去第一点而引述于下：
二、……他的泛神思想。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
三、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认为自然是唯一神之所表现。自然便是神体之庄严相，所以他对于自然绝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友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他说：“我今后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是无穷地丰富，只有自然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一切的规矩准绳，足以破坏自然的实感，和其真实的表现！”他亲爱自然，崇拜自然，自然予之以无穷的爱抚、无穷的慰安、无穷的启迪、无穷的滋养。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阶级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一切的学识。以书籍为糟粕，以文字为死骸，更几乎以艺术为多事。
四、是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的生活，最单纯、最朴质、最与自然亲睦。崇拜自然、赞美自然的人，对于最原始生活自然不能不发生景仰。所以他对于诗歌，则喜悦荷默和莪相。在井泉之旁，觉得有古代之精灵浮动。岩穴幽栖、毛织衣、棘带，是他灵魂所渴慕着的慰安。他对于农民生活也极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为蔬，食时不仅尝其佳味，更将一切种之植之时的佳日良辰，灌之溉之从而乐其生长之进行时的美夕，于一瞬间之内复同时而领略之。”他说，这种作为人的单纯无碍的喜悦，他的心能够感受到，真是件快事。要这种人才有真实的至诚，虔诚的努力，热烈的慈爱，能以全部精神灌注于一切，是刹那主义、全我生活的楷模！
五、是他对于小儿的尊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作品经典》笫Ⅳ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笫156—157页。
如果郭沫若讴歌的三个泛神论者，第三个的名字改为曹雪芹，那么读者也不会有异议，因为曹雪芹完全与斯宾诺莎、歌德的泛神论思想相通，在《红楼梦》全书中贯彻着连自己也未必意识到（如同庄子）的泛神论的宇宙观、哲学观。这明显地表现为：
（1）全书故事起于自然（青埂峰、大荒山、无稽崖、三生石畔等），终于自然（宝玉离开社会走入云端），基本情节是“自然（石头）的人性化”和“人性的自然化”（宝黛人化之后追求自由自然）。关于这点，下文再细说。
（2）小说开篇的女娲，类似创世的上帝，但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更不是主宰世界与主宰人类命运的上帝，也不是圣爱的源泉，因此，她不是被信仰的人格神。《红楼梦》立足于禅宗哲学，以“悟”代佛，以“觉”代神，觉即神，我即神（此点与歌德的泛神论也相通）。
（3）《红楼梦》始终有一种对不可言说的终极真实的敬畏。这一真实在小说中时而是“空”，时而是“无”，时而是“天地”，时而是道与自然，归根结底，是对宇宙本体的敬畏。换句话说，是对一种于冥冥之中产生万物万汇的，相当于创世主但又不是创世主的天道，即宇宙秩序的敬畏。也可以说，这是对天、地、人和谐共在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宇宙境界的敬畏。这一秩序与境界相当于神，但又不是神，因此可称为泛神。
（4）全书充满对大自然的向往、同情与仰慕，主人公贾宝玉常与星星对语，也常和鱼儿鸟儿说话，林黛玉更是常常对花流泪，葬花如葬己，物我无分，与自然合一。
（5）对以刘姥姥为符号的农民及其栖居的乡村质朴土地充满悲悯与爱意，连最能算计的泼辣女人王熙凤也没有偏见，她不仅善待刘姥姥，而且把唯一的女儿（巧姐）托付给她，最后巧姐儿复归于土，圆了“牛郎织女”之梦。
（6）小说以大量篇幅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原始出身与儿童时代生活，贾宝玉童言无忌，讲了许多“女子水作，男人泥作”的天言天语，更是把“女儿”（青春少女）直接视为与释迦牟尼、元始天尊同一级的“神”，把神“泛”入儿童生命与青春生命。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