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精神高度的坐标
在文明史上，有一些着作标志着人类的精神高度。就文学而言，《伊利亚特》、《奥德赛》、《俄狄浦斯王》、《神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悲惨世界》、《浮士德》、《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就属于这样的精神坐标。在中国，有一个作家的名字和一部作品，绝对可以和这些经典极品并立，也同样标志着人类的精神水平和文学水平，这就是诞生于18世纪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这位永恒的大师和这部伟大的小说，居于人类审美创造乃至整个精神价值创造的最高水平线，它既反映中华民族的灵魂高度，又反映人类灵魂的高度。
对于上述这些经典极品，时间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它们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是一个永恒性的审美对象，而不是时代性的标记。马克思说希腊史诗具有“永久魅力”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82—83页。
。就是说，《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作为巨大的文学存在，没有时间的边界。它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在，更属于今后的无尽岁月。《红楼梦》正是荷马史诗式的没有时间边界的艺术大自在。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之所以显得幼稚，就因为他们把这部巨着的无限时空简化为不仅有限而且狭小的时空，从而使《红楼梦》产生巨大的“贬值”。
只要阅览艺术世界，观赏一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梵·高等巨人的画，就可了解，大艺术家的全部才华和毕生心力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比自身生命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他们苦苦思索探索的是如何把永恒化为瞬间，是如何把永恒凝聚成具象，或者说，是如何捕捉瞬间然后深入瞬间，最终又通过瞬间与具象进入不知岁月时序的幽远澄明之境。他们的精神创造过程，是一个叩问永恒之谜的过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天才艺术家、文学家，他们都具有同样的焦虑。“文章千古事”，杜甫的焦虑正是一切卓越诗人最内在的焦虑。
《红楼梦》问世已240年左右。头140年，它经历了流传，也经历了禁锢。不知天高地厚的禁锢者，其权力早已灰飞烟灭，但巨着却真的如同天上的星辰永存永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红楼梦》更是从少数人的刻印、评点、阅读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奇迹般地大规模走向社会，走向课堂，走向戏剧、电影、美术等艺术领域，尤其宝贵的是正在走进深层的心灵领域，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心灵朋友。可惜在最后这一领域中的实际影响，《红楼梦》仍然远不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种错位，最明显不过地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巨大病症。
《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心术的大全。其中的智慧、义气等也因为进入权术、阴谋系统而变质。而《水浒传》则是在“造反有理”（“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合理”）和“情欲有罪”（实际上是“生活有罪”）两大理念下造成暴力崇拜和造成残酷的道德专制法庭，尤其是造成审判妇女的道德专制法庭。尽管这两部小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说，都是精彩的杰出作品，但从文化批评（价值观）的角度上说，则是造成中华民族心理黑暗的灾难性小说，可谓中国人的两道“地狱之门”。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很集中地折射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折射的是集体无意识中受伤的病态的一面，而《红楼梦》则反映着健康的、正常的一面。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着《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曾提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这两个概念。参见《西方的没落》第十四章：《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一——历史的伪形》。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版。
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称此现象为“伪形”或“假蜕变”。所谓伪形文化，指的正是一种古老的本真文化，在一片土地上负荷过大，从而不能正常呼吸，不但无法呈现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无法充分发展其自我的本然意识。中国的远古神话《山海经》是中国最本真本然的文化，即原形文化，《红楼梦》一开篇就与《山海经》相接，承接的正是中国原始的健康的大梦。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英雄已不是女娲、精卫、夸父这种天真的、建设性的英雄，而是充满暴力、布满心机的伪英雄。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中华民族的伪形文化，而《红楼梦》则是中华民族的原形文化。（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笔者另有专论进行阐释。）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伪形将被淘汰——其精神内涵不代表人类的期待。而《红楼梦》恰恰代表着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全部健康信息和美好信息。这是关于人的生命如何保持它的质朴、人的尊严如何实现、人类如何“诗意栖居于地球之上”（荷尔德林语）的普世信息。这些远离暴力、远离机谋的信息永远不会过时。
（二）《红楼梦》的宇宙境界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至今已整整100年。百年来《红楼梦》研究在考证方面很有成就，但就其美学、哲学内涵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出其右者。王国维是出现于中国近代的先知型天才，他50岁就去世，留下的着作不算多，但无论是史学上的《殷周制度论》等，还是美学、文学上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都是当之无愧的人文经典。他的天才不是表现在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表现在眼光的独到、准确与深邃。他创立了真正属于中国学说的“境界”说，启发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评论者、作家、诗人与艺术家。
对于《红楼梦》，他也正是用境界的视角加以观照，从而完成了两个大的发现。（1）发现《红楼梦》的悲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悲剧，不是把悲剧之源归结为几个坏蛋（“蛇蝎之人”）作恶的悲剧，而是超越意义上的悲剧，即把悲剧视为共同关系之结果的悲剧。也就是说，造成悲剧不是现实的某几个凶手，而是悲剧环境中人的“共同犯罪”，换句话说，是关系中人进入“共犯结构”的结果。参见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第七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发现《红楼梦》属于宇宙大境界和相应的哲学、文学境界，而非政治、历史、家国境界。这两点都是《红楼梦》的永恒谜底。现在我们从第二点说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在美学上之价值》对《红楼梦》有一个根本性的论断，他说：
《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之精神。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孔尚任的《桃花扇》只是一例，这一例证所象征的政治、家国、历史境界，也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直至清代谴责小说的基本境界。中国文学的主脉，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关怀、家国关怀、历史关怀的精神，其基调也正是政治浮沉、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咏叹。《桃花扇》在其《小引》中提出的问题是：“（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这些全是形而下的问题。何人何事，是现实政治以及相关历史阶段的人事；何年何地，是现实时间与现实地点，这便是所谓时代性与时务性。最后虽然侯方域与李香君在祭坛上相逢并经张道士一语点拨而入道，但也正如王国维所言，并非“真解脱”，只不过是在他人的推动下觉悟到无力回天不得不放下国仇家恨而走入空门麻痹自己而已，并不是《红楼梦》似的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红楼梦》也有政治、家国、历史内涵，而且它比当时任何一部历史着作都更丰富地展示那个时代的全面风貌，更深刻地倾注作者的人间关怀。然而，整部巨着叩问的却不是一个王朝何人、何事、何年、何地等家国兴亡问题，而是另一层面的具有形上意义的大哉问。如果说，《桃花扇》是“生存”层面的提问，那么，《红楼梦》则是“存在”层面的提问。它问道：世人都认定为“好”并去追逐的一切（包括物色、财色、器色、女色等）是否具有实在性？到底是这一切（色）为世界本体还是“空”为世界本体？在一个沉湎于色并为色奔波、为色死亡、为色你争我夺的浊泥世界里，爱是否可能？诗意生命的存在是否可能？那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活着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是超时代、超政治、超历史的哲学问题。还有，贾宝玉、林黛玉与侯方域、李香君全然不同。
贾、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女娲补天的鸿蒙之初是何年何月？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天国之恋是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质本洁来还洁去”，何方何处尚不清楚，何性何质又如何明了？林、贾这些稀有生命到底是神之质还是人之质？是石之质还是玉之质？是木之质还是水之质？一切都不清楚，因为来去者本就无始无终，无边无涯，这就是宇宙大语境，生命大语境。人们常会误解，以为家国语境、历史语境大于生命语境。其实正好相反，是生命语境大于家国、历史语境。侯方域、李香君的生命只在朝代更替的不断重复的历史语境中，而贾宝玉、林黛玉的生命则与宇宙相通相连，她（他）们的生命语境便是宇宙语境，其内在生命没有朝代的界限，甚至没有任何时间界限，因此，贾、林的生命语境便大于家国语境。《红楼梦》在作品中有一个宇宙境界，而作者则有一个超越时代的宇宙视角。《红楼梦》中的女儿国，栖居于“大观园”。“大观”的命名寄意极深。我们可以从“大观园”之名抽象出一种“大观眼睛”和“大观视角”。所谓大观视角，便是宇宙的高远的宏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