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沉沦》而言，这部中篇在叙述自己窥淫等最“不道德”的卑劣行为时倒是自然一些，反而是到了妓院之后，那一段叙述，显得相当造作。这种矫揉造作大大削弱《沉沦》的艺术价值。而这种造作，就是在寻找个人情欲的满足中硬塞入“祖国”，把妓女的不够殷勤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请看这一节的描述：
他看了那侍女的围裙角，心里便乱跳起来。愈想同她说话，他觉得愈讲不出话来。大约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烦起来了，便轻轻的问他说：
“你府上是什么地方？”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他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贼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疼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那侍女看他发颤发得厉害，就想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静安静，所以对他说：“酒就快没有了，我再去拿一瓶来吧。”
停了一会，他听得那侍女的脚步声又走上楼来。他以为她是上他这里来的， 所以把衣服整了一整，姿势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了。她原来是领了两三个另外的客人，上间壁的那一间房间里去的。那两三个客人都在那里对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娇滴滴的说：
“别胡闹了，间壁还有客人在那里。”
（四）关于现代文学的本然维度 (4)
“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哪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郁达夫：《沉沦》。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
这一节描写的最后，也是小说的归结；是主人公“他”走向大海，准备自杀，而他脚踏着海水，揩着眼泪，长叹一声，对故国埋怨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同上书。
《沉沦》最后一节，无论是在妓院里暗发誓不再爱女人，要把祖国当做情人，还是在海里提醒祖国有许多儿女在受苦，均属矫情。妓院毕竟是妓院，一个肉体交易的场所，只能受利益原则所支配，不可能受民族原则所掌握。妓女的不够殷勤，未必有什么深意，未必是民族歧视，大可不必升华起一股民族之气和燃烧起一股祖国之情。在嫖妓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时刻，无论如何是很难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的。这种“矫情”，就是后来创造社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常常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提到爱国不爱国，革命反革命的纲上。这种文章的调门虽高，气势虽大，却缺少真挚。
在郁达夫之后，也是在1922年，采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于创作的还有郭沫若。郭沫若于《沉沦》发表后半年，即1922年4月，创作了小说《残春》（发表于《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二期），又在1924年8月作小说《喀尔美萝姑娘》（载《东方杂志》1925年2月25日第22卷4号）。《残春》写一位医科大学学生爱牟在医院中访友时，钟情于一个身患肺结核的日本姑娘S。这位姑娘是一个没有父母兄弟的孤人，生在美国，父母死后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时才3岁，然后由叔母养大并到医院里当看护妇。爱牟爱上她以后，因为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在身边，无法实现这种爱。因此，在性压抑之后，他梦见病中的S姑娘求助于他作诊断，并自动“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亸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
关于《残春》的写作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关系，郭沫若自己说得具体详尽。他说：“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想。”他还进一步说：“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便是构成梦境的主要动机。梦中爱牟与S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表现了。”《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则是一个工科大学留日学生，他的妻子是一个像圣母马利亚式圣洁的女性，竭力替丈夫掩蔽短处，想把他熔铸成自己理想中的人格，即使知道丈夫过着颓废的生活，也不责怪，只希望能改变。只要能改变，哪怕和另一个心爱的人结婚也不反对。可是，妻子这种贤慧与温情并不能阻止他的欲念，爱上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卖糖饼的日本姑娘——喀尔美萝姑娘。第一次见到这位少女露在纸窗上的半个面，他就“惊得发生战栗了”，接着，便是一次次的性迷狂和性冲动，整部小说的主要篇幅就是这种性冲动的自白：
我很想象一只高翔的飞鹰看见一匹雏鸠一样，伸出手去把她紧紧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我的心头吃紧得没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腾，我感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异样的焦躁——朋友，我直接向你说罢，我对于她实在起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淫欲呀！啊，我的恶念，我的恶念，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脸便晕红了起来，一直红到了耳际。可爱的处女红！令人发狂的处女红哟！
《郭沫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
在这之后，他开始过着分裂的二重生活，他拥抱着妻子的时候，想的则是这位少女：“想着她的睫毛，想着她的眼睛，想着她的全部，全部，呵！我这恶魔！”在陷入性爱的痴迷中，他的性心理发生变态。郭沫若这两篇小说显然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写成的。但是，他在试图进入生命自然更深的层面时却仍然受着意识层面的粗暴控制，因此，又是一个郁达夫式的矫情结尾，又是在性分裂之后想到对不起“祖国”。祖国像个期待他当乖孩子的老祖母，而他却想女人，因此他产生了负疚感。可惜，这是病态的负疚感。这种病态，就显得双重的不自然，意识层面与潜意识层面都不自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一面陷入性想象与性迷狂中，一面又是对自己无情的诅咒。
直到最后追求无望，跳水自杀之前，他的心理活动又把割不断的个人恋情与故国恩情连在一起：
她到底是爱我吗？相识了已经一年，彼此不通名姓，彼此不通款曲，彼此只是羞涩，那羞涩是什么意思呢；在我是怕她晓得我是中国人，怕她晓得我有妻子，她怕是已经晓得了罢？落第已经迫到临头。我已受着死刑的宣告，她又住哪里去了呢？我不能和她作最后的诀别，这是我没世的遗憾了。想到国内的父母兄弟，想到国内的朋友，想到把官费养了我六七年的祖国，想到H海岸凄寂地等待着我晚上回家的妻子，我不禁涌出眼泪来，我是辜负了一切的期待。《郭沫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最后的情结是怕暗中狂恋的日本姑娘晓得自己是中国人而产生歧视，是想到妻子和培养自己的“祖国”，是辜负祖国期待的自我诅咒。这显然和《沉沦》那种在妓院里想到不爱女人爱祖国、“既当沉沦者又当爱国者”的叙述模式是一样的，这种模式就是“情欲+爱国”：堕入色欲而不忘国家，充当色情狂又不失为爱国者，不保小节而确保大节。这种把个人病态性欲毫不隐讳地暴露和硬套民族气节的自我拷问，使叙述显得极不自然，而其忏悔意识也完全是变形的。
创造社的“情欲+爱国”的模式，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就演变成“革命+恋爱”的公式。可以说，“情欲+爱国”乃是“革命+恋爱”叙述模式的前身。在《沉沦》的时代，恋爱失败之后想到的情人是“祖国”，所以宣告的是不再爱女人而爱祖国这个情人。到了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这个情人就更换了对象由“祖国”变成“革命”。到了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要从沉沦与没落中救出，则抓住“农工大众”这个公共情人。这是创造社的思想脉络与叙述基础。现代文学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革命文学演变成广义的革命文学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情人则由“大众” 变成“党”。此时，《沉沦》和《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情欲暴露和性欲描述已属非法，文学已与生命现象无关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与郭沫若算是最大胆地挺进到内自然的潜意识层次，但结果还是如此不自然。
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把文学视为潜意识象征的流派，这就是以施蛰存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说。文学批评者曾称他们为新感觉派。但施蛰存自己否认这一头衔。他说：
……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弗罗乙特主文）的心理小说而已。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收入《创作的经验》一书，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3年6月。
既然小说的创造者否认自己是“新感觉主义者”，我们便无需强加给他，所以还是沿用他们为心理分析小说派为好。事实上，这一派的特点，恰恰是“分析”二字。他们是用头脑去分析，而不是用心灵和生命去感受。换句话说，他们是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一先验的主题，去找一个对象进行心理分析，而不是用自己生命去感觉、去感受。因此，他们尽管努力去捕捉潜意识心理，努力进入生命自然世界，但是并没有获得自然。他们得到的并表现出来的还是他们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心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