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真实作为一个标准，诗只能得到真实的皮毛，这就是已经不那么真实的实物的一点表象。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和真实隔离了两重”。因为实物就已经和真实隔了一重，再模仿和表现实物的诗自然就是再隔一重了。柏拉图非常聪明地以毕达哥拉斯和荷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处境做例子，来说明诗的非知识的本性。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他发现的数学知识对人类有应用价值，所以，他只要坐在屋子里，别人都去找他，请教他；可是荷马却要四处行吟，取悦听众。因为他的诗是没有知识含量的，尽管他写了特洛伊战争，可是哪个军事家读了荷马就懂得打仗呢？如果荷马的诗能够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或道德水平，荷马的同代人就不会让可怜的荷马四出行吟，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人们就会强迫荷马留在固定的地方，像毕达哥拉斯一样拥有尊严和社会地位。柏拉图的例子倒是揭示出诗在社会里的尴尬地位：因为它的非实用性而处于流放或半流放的境地。
柏拉图虽然指控诗，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柏拉图对诗及其本质是有真知灼见的，他甚至比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诗都更富有感悟和洞见。比如，他否认诗的知识含量，他从诗的社会处境理解诗的非实用性，他从人类心灵中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切入对诗的理解等等，虽然不见得都符合我们今天的知识水平，但无疑比从认识论的思路或人道立场的思路认识文学，更富有启发意义。柏拉图是理解诗的，但是他更爱他的“理想国”，他知道他设计周密的“理想国”会瓦解在诗的手里，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把诗看成是“理想国”的敌人，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把“理想国”看成是诗的敌人。他为了“理想国”而指控诗，我们却要为了诗而指控“理想国”。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柏拉图，反思文学，值得重视的不是柏拉图指控诗的个别论证，而是柏拉图赖以指控诗的前提。如果他的前提是正确的，那他的指控也是成立的。在我们看来，柏拉图指控的荒谬，不在于个别的论证，而在于论证赖以建立的前提。一句话，“理想国”是不值得追求的，于是诗就有了它的立足之地。换言之，无论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良知，还是我们对自然以及人类历史的了解，都不支持一个“理想国”模式的世界。
（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揭示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悖论而着称，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也正是这个意思。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借二哥伊凡之口给读者讲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含义之深刻尤胜过思想着作。寓言说的是16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尔地方，一位年近90的红衣主教为了要在人间建成天国，疯狂地迫害异端，以“无比壮观的烈焰，烧死凶恶的邪教徒”。正当他差不多扫清道路的障碍，为了上帝的荣耀，架起火堆，烧死了上百个异端的时候，耶稣降临了。他来到宗教裁判所烧死异教徒的广场，人们纷纷把他围住，他向人群伸出了双手，为他们祝福。他在塞维尔大教堂前的台阶上，帮瞎子治好了眼睛，让瘸子起来走路，让入殓的小女孩复活。这位红衣主教大法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脸上笼罩了一层阴影，眼睛射出了凶光。他带了神圣的卫队走过来，把耶稣抓起来，关在牢房里。老百姓吓得给他磕头，他默默地给老百姓祝福。到了半夜，年迈的宗教大法官亲自提着灯，走进了监狱，他独自一人走进了牢房，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大法官在门口停下脚步，久久地，仔细打量犯人的脸，然后走到跟前把灯放在桌上，对他说：
“真是你吗？是你吗？”他没有听到回答，便赶紧补充了一句：“别回答，保持沉默。你又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也没有权利对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你为什么妨碍我们？你是来妨碍我们，这你自己也清楚。但是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仅仅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审判你，并且把你作为最凶恶的异教徒活活烧死。明天只要我一招呼，今天吻你脚的那些人就会跑过来往你的火堆上添加柴火，这你知道吗？是的，你也许知道。”他在沉思中补充了一句，专注的目光始终也没有离开囚犯。
大法官问了一通之后，便冲着囚犯，吐出了憋在心里90年的话。大法官的申述太长了，不可能在这里都引述，其中和本论有关的要点是，教会当初就是秉承耶稣的意愿，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实现人间的奇迹而努力，但是，要让人民崇拜上帝，就必须先有面包；而要有面包，就要拿起恺撒的剑；而拿起了剑就没有了自由。这样，面包和自由两者不可兼得，它们是矛盾的。罗马天主教会就是遵从当初耶稣的教诲，扞卫人间的信仰自由，和当年耶稣不同的是为了人民的面包拿起了剑扞卫自由。1 500年来，教会为了这一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是冒了耶稣的名义做到了许诺的自由。大法官激动地对囚犯说：
但我们最后还是以你的名义做到了这一点。为了这自由我们经受了十五个世纪的苦难，不过现在已经结束，彻底结束了。你不相信彻底结束了吗？你温和地看着我，是你不愿意赐予我愤怒吗？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就是目前，这些人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实际上是他们亲自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我们，服服帖帖地把它放在我们脚下。但是这件事是我们完成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是不是你所要的那种自由。
宗教大法官没有那么自信，再一次央求他手下的囚犯不要来妨碍他们的事业，他对耶稣说，你没有必要来，至少暂时没有必要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手下留情，没有让宗教大法官处死他的囚犯，而是让囚犯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吻了一下，就出门走了。
毫无疑问，这个寓言讲的是人类社会和人心的悖论，人类的生活就是处在这样的悖论之中。宗教大法官象征的是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洞明世事追求至善的“哲人王”一样，不同的是宗教大法官的形象有更多历史实践的痕迹，而柏拉图则出于纯粹的哲学想象。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活动是功利性的，追求的是一个现世的功利目标——面包和秩序。虽然它可能冒着自由的名义或善的名义，但是无论如何，好听的仅仅是名义的，而且它是冒来的。人必须有面包才能生存，所以理性及其实践的功利活动就有了它存在的理由。但是理性及其实践的正义性必须由良知裁决。耶稣作为囚犯的形象，象征的就是人类的良知。它是非功利的，它的力量和软弱都在于它存在于人心之内。耶稣作为囚犯的形象出现，就是很好的隐喻：它是被囚禁的。
它不像宗教大法官那样，握有生杀大权，有卫队和随从。但权力虽然能够囚禁他，却不能征服他。良知虽然不能解决面包问题，但它能够裁决理性及其实践的人类功利性活动，是不是走偏了方向，是不是背离了良知。宗教大法官一句话：你是真的吗？你不要来妨碍我们的事业。这话说尽了人类功利活动和非功利活动的悖论。两者依据相对立的原则，依据相对立的价值取向而共存于人类之中。就像宗教大法官深知基督的到来会妨碍他的事业，会危害他尘世的“天国”那样，柏拉图也深知诗会妨碍他的“理想国”事业。柏拉图比宗教大法官更有自信，宗教大法官知道他的事业的基础是火堆和尸骨，因为火堆是他点燃起来的，异端也是他裁判出来的，他不能够太自信，他怀疑老百姓服服帖帖的自由是不是就是当初的那种自由；而柏拉图没有裁判过异端，也没有点过火，所以比较自信，他要把妨碍他事业的诗和诗人驱逐出他想象中的理想社区。
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这种悖论，反映出宇宙间更根本的神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人类社会及历史，它们的运行变迁究竟是出于有目的的建构还是出于随机的演化？如果有目的的建构是人类社会运行变迁的究竟所以然（哪怕我们暂时不知道这个究竟所以然），并且经由坚持不懈的理性的钻研，最终可以揭开它的神秘，那么依靠理性的周密安排来设计人类的社会，甚至布置每一个人的生活，像柏拉图那样精心安排“理想国”，那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正当的。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符合宇宙的目的。实际上，视自然及人类社会为一有目的的建构的信念，在历史上有牢固的影响力。任何掌握尘世权威或精神权威的统治者，天然地倾向于建构周密的人类社会的信念。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显然是基于对宇宙运行的究竟所以然和理性的信念。
（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2)
现实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极权主义者，不论打着哪种旗号，宗教的旗号也好，革命意识形态的旗号也好，救国救民的旗号也好；不论他们对人类生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盲目跟随某个祖师，其实都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有关。凡是以为人类的生活经由理性周密的建构而可以达致理想的天国，将这种信念落实为具体的统治行为，最后莫不以极权统治收场。所以，波普尔（Karl Popper）视柏拉图为欧洲极权主义的始祖，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理性与建构，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凡是功利性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还是个人生活的，都存在出于目的而进行安排的一面，理性渗透在这些实践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