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那些有尘世抱负的伟人和政客，都想利用文学来推动他们的事业；而那些有尘世抱负的作家也想利用文学为“恺撒的宝剑”增添一点锋芒。因为前者知道他们的思想、言论、政纲或者哪怕就是政策，如果借助一点文学的趣味和形式，就可能传播得更快，更广泛地普及到读者中去，并且为读者接受。古人早已通晓这个道理，他们把四书五经的大道理形象比喻为苦口的良药，把文学的趣味和形式比喻为送下苦药的糖丸。药虽然是良药，无奈苦口，肯痛快服下去的人不多。为了治病救人，用些糖丸拌苦药欺骗病人说是甜药，将就服下去，也算是用心良苦的一个办法。因为后者也知道，“恺撒的宝剑”除了带来平安和秩序以外，还将带来难得的面包，无论他们想要平安和秩序还是想要面包，如果为了尘世间不可缺少的宝剑肯多出一分力气，日后不能流芳千古也可以多得些面包。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文学都是被一个外在目的所驱动、所利用的文学。
从历史的实际状况观察文学，文学的确是一项可以被利用的事业。没有什么理由说那些被利用的文学不是文学，而不被利用的文学才是文学。因为文学有多个层面，有不同含义，它们处于不同的水平。有的纯粹，有的不那么纯粹，有的仅仅徒有其表。像梁启超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期望推动立宪政治在中国实现，于是他想到了小说。除了鼓吹小说的种种功效以外，还身体力行，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借助故事人物，说出他当时心目中的立宪政治大纲。我们不能说《新中国未来记》不是小说，可是如果说关于宪政的论述，它不如一般的政治学着作；如果说文学色彩，它又徒具形骸，毫无血脉。就是说，梁启超当年的身体力行，既败坏了政论，又败坏了文学。长远来看，所有出于外在功利目的而利用文学的文学，都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而那些利用文学的功利活动，一定会败坏文学，造成文学的灾难。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这样的灾难史。它对文学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降低文学的艺术水准，败坏文学的应有的品位，使得作家处于痛苦的内心冲突之中，不能写他们想写的作品，甚至伤害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还有所成就，那么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觉反抗这种灾难的结果。文学是和人类的功利活动不一样的，虽然可以把它强行纳入功利活动中，但文学的本性却不是功利活动，也不是功利活动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学写作是一种个人活动，写作直接听命于作者个人的良知；写作不是反社会的，但确实是非社会的。另外，就像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问关注人一样，文学也关注人。
但文学有独特的视角，它不像其他人文学问那样把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关注隐藏在尽量理智和客观的分析框架的背后，它的叙述与抒情形式直接诉说的就是人，人的活动与内心世界，因此，文学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关注是不需要隐藏的，它们就是文学生命的一部分；同时，文学的思想资源，与哲学和宗教对人自身的了解有相同的地方，但文学更加诉诸直觉，更加直面人类内心世界的冲突，因此文学对人心的洞察是直觉式的洞察，它所表现出来的慧悟和洞见，或许为哲学与宗教所未见。笔者相信，这些对文学的基本见解，已经不是独特的发现了。在世界的许多文学传统里，它们都是广为认同的关于文学的见解了。但是，正如文学会不断地被利用一样，文学本身也应该不断地反抗功利性的利用；不断地澄清和阐述文学的超越视角，就是反抗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指控文学，就应该有人为文学辩护。文学也许免不了被指控，就像它免不了被利用一样，但是，有指控，就有辩护；有利用，就有反抗利用。这是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状况。在这里，笔者为文学做一番辩护，相信不是多余的。
（一）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
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可以说是臭名昭着了，在他之前的荷马史诗和与他同时代的希腊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指控而被世人抛弃，自他以后的文学并没有因为他的指控而蒙上羞辱，作者继续在表达和叙述，读者也在继续阅读，文学还是那么有生命力。虽然历史上间或出现要把尘世建成天国的狂妄的帝王和政客，效仿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想尽办法迫害或者利用诗人，但随着地上的天国的破产，对诗人及其作品采取的行动也就不了了之。柏拉图的效仿者基本上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不过。柏拉图和他之后各式各样的效仿者还是存在一道基本分别，柏拉图是思想的，效仿者是弄权的。柏拉图只不过遵从他认为正确的学理进行论证，他的结论虽然对文学是不利的，但却不是蛮不讲理的。柏拉图对诗人的放逐仅仅是想象性的：世上没有理想国，所以也不存在放逐诗人这样一件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不利的结论的背后，可能包含了他对人类社会和文学深刻的洞见。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但柏拉图指控文学的前提及其个别论证，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及其超越视角的出发点，这是柏拉图的不朽之处。
柏拉图指控文学基于两大理由，一个是教育和道德的理由，另一个是认识的理由。柏拉图认为荷马描写了太多神和英雄的弱点，例如贪婪、任性、好色、懦弱，故事里也有阴谋、权术等不健康的东西。民众特别是青年后代听了诗人的这类吟唱，接触了道德上不洁的东西，对成长和身心健康是没有好处的。把人类自身的弱点栽到人类膜拜的神灵以及人类应当效法的英雄身上，这对建设以善为最高准则的“理想国”是没有好处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亵渎神明的行为。另外，诗以取悦大众的感官欢娱为目的，而柏拉图恰恰认为感官的欢娱是低级的感情，沉湎于感官的欢娱难免导致道德的堕落，所以，以善为最高目的的人生应该推崇坚定、自律、勇敢、克制等品质，而不是像小孩子一样遇到挫折只会沉溺于感情的发泄，或是欣赏别人的发泄。柏拉图非常准确地认为诗是感情的宣泄，只是他认为一个追求最高善的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感情，远离感情的宣泄。所以，诗写得越好，就越让人沉湎于感官的快乐；越沉湎于感官的快乐，就越处于堕落的深渊之中。柏拉图说：
我们有另外一部分心灵推动我们记住不愉快的时光，表现我们的悲伤，它就显现于无休无止的贪婪的眼泪中。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这难道不是说明不能听命于理性，不能面对艰难的处境，不能在困境的威胁面前携手面对吗？
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的言谈举止，柏拉图是个艺术修养非常高的人，他很明白诗对人的心灵的潜移默化，诗写得越好，就越能征服人心；而人越沉迷于诗，离理性和善就越远。他说：
当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表现某个英雄的悲伤的时候，他们会让他念很长一段悲叹的话，或者甚至让他唱一段挽歌并且捶胸顿足。当我们倾听这一切的时候，就像我明白你知道的那样：即使我们当中最清醒的人，也会感到感官的愉悦。我们自己投降了，被带着走，分享英雄的痛苦，然后我们沉迷于让我们感到特别强烈感情的诗人的技巧。
柏拉图觉得诗是建设“理想国”的障碍。因为诗让人玩味悲伤，欣赏痛苦；一个追求善的人应该远离诗，而一个深明事理统治万民的“哲人王”应该驱逐诗。因为善和理性王国的实现，只能依靠理性。
虽然心灵里暴躁的部分时常倾向于各种可能的宣泄，但是我们性格中智慧和镇静的部分还是非常好地持续和没有改变。这不但使得心灵不屑于宣泄，而且不屑于欣赏宣泄，特别是当你发现混杂的观众蜂拥挤进剧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向他们宣泄出来的经验。
柏拉图以一个洞晓人心的哲人的角色表示了对诗的蔑视。
柏拉图谴责诗和诗人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是不真实的，诗没有知识含量。这种认识关乎柏拉图的哲学理念，他是一个唯理念者，以为人的知识都在概念和对概念的定义及澄清之中，所以，概念优于实物，理式高于经验。世间真实的东西不是一件存在的事物，而是派生那件事物的概念（type），事物是按照概念设计制造出来的，就像神创造万物，木匠制造床一样。所以，如果做一个比较，神和它创造的万物比，木匠和他制造的床比，后者当然是处在一个更低的层次上。因为前者是一个更本原的东西，因此也就更加真实。而柏拉图认为诗并不是模仿或表现更本原的东西，而是模仿或表现更本原东西的派生物，画家照着木匠已经造出来的床再画一张床，诗照着神已经创造出来的万物再加上一番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