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蒂芬正相反，他不是一生，而是一次，但就无法承受耻辱与罪孽的压力。在一个法官看来，斯蒂芬这种偶而与妓女交往过的行为，并不算犯罪，但斯蒂芬却感到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重罪，是一种应当接受地狱煎熬的重罪，因此，教堂里的教士所描述的地狱审判与地狱刑罚，在他听起来，都是合理的而且是为他准备的。他以整个身心忏悔，也以整个身心接受惩罚。他的每一次忏悔都充满诗意，这是至情至性的自我拷问所产生的良知诗意，而每次诗意的忏悔都使他的灵魂升华一步，最后他在海边上见到天使般的少女，在她身上找到心灵的归宿。斯蒂芬的心灵活动的结果告诉读者：忏悔并非一定会导致宗教狂热，反之，它可以扬弃宗教狂热而进入最宁静的美境。《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结局使得这部小说更加富有永恒的诗意。乔伊斯不是声明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何善良，而是通过情感深处的忏悔活动展示一个特别的纯真世界。少年斯蒂芬的罪感与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样，是人类文学史上最奇特，也是最美丽的精神现象。
在东方，这种借助小说的形象主体而抒写自身灵魂的忏悔录，最卓越的作品是《红楼梦》。下边我们另辟专节论证这部伟大的小说——以“还泪”（还债）为精神主旨的忏悔录。除了《红楼梦》，另一部杰出的小说是夏目漱石的《心》，我们也将在下文分析。这里先说明：《心》显然是夏目漱石的灵魂自传。
（三）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灵魂自传的忏悔文学 (1)
前边所讲的两类忏悔录无论是属于作家的直接忏悔，还是作家通过笔下主人公的形象中介进行间接忏悔，都是灵魂自传。在这两种形式的忏悔录之外，还有一种忏悔录是与作家本人的身世无关的忏悔文体，例如左拉（mile Zola）的《克洛德的忏悔》和达恰·玛拉依妮（意大利作家）的《大忏悔）等。
《克洛德的忏悔》是左拉以书信方式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在序言说：
我的朋友，你们都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我今天发表他的信札的时候，这孩子已经不再存在。他只希望从他的青春毁灭和遗忘里获得再生和成长。在没有把以下的函件公之于众之前，我犹豫了很久。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公开暴露一个肉体和一颗心灵。我扪心自问，我是否应该泄露一个忏悔者的秘密……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教训，我的手里也许握有治愈某种痛苦心灵的良药。世人要我们这些诗人和小说家来宣扬道德、传播劝善。我很拙笨，不擅长登台说教，而我却藏有一个可怜的心灵用血与泪写成的作品，我也可以借此给人以劝导和安慰。克洛德的自白里充满着无比沉痛的教训，自我救赎的高尚意义和纯洁的道德。左拉：《克洛德的忏悔》序言，毕修勺译。台北业强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
这部小说不是左拉的自白，也不是左拉通过克洛德作灵魂的自白，它是左拉之外的一个痛苦诗人的自白。自白中抒写的是诗人克洛德和妓女罗斯兰的情爱故事。克洛德心地善良又敏感多情，对人间苦难充满同情心，他保护了罗斯兰，希望用真挚的爱情来感化她，没想到自己反而和罗斯兰一起堕落，最后，克洛德在道德良知的呼唤下离开这个妓女，回到他的故乡。这本小说是左拉初期的作品，虽然没有后来的代表作（如《娜娜》等）那么深厚，但主人公的忏悔之情坦率而真挚，相当感人。在该书的第22章中，他这样表白忏悔之情：
兄弟们，在这些只为你们写，由我一日一日记下来还震颤着可怕动摇的信札里，我可以粗暴残酷，依据我的招认，说出一切，我献出我的整个身心，我坦白地生活着，我要把我的肉和血都呈现在你们面前：我要从我的胸口里取出我的心，指给你们看，它是血淋淋的，患病的，在它的卑贱和它的纯洁里，都是爽直的，向你忏悔时，我觉得比较高尚和比较尊贵；我在我的堕落中间，还存在着无限大的自负：我愈下降则愈从我的无上轻蔑和冷淡里，提高我自己。爽直的确是甜美的东西……
在书中，左拉完全是叙述者的身份，他和笔下主人公克洛德保持着距离。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出现过巴金的《真话集》这种第一类型的忏悔录，也出现过第三类型的忏悔文学作品，其中张炜的《古船》，就是一本难得的杰作。
《古船》的主人公隋抱朴是一个具有原罪感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隋抱朴的罪感产生于他的父辈。他的父亲隋迎之是一个垄断当地粉丝生产，并把生意扩展到全国的资本家，但是，当事业走向高峰而拥有巨大产业的时候，他却在良知上发生了危机——他感到自己欠了债，必须偿还。这是关于剥削之罪的模糊自觉。于是，他把自己很大的一部产业还给了社会，以求得良心上的安宁。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土地改革时他被认为是“开明绅士”。但是，这并不能使他避免类似其他资本家的厄运，他的财产被剥夺，他自己忧郁而死，他的续妻茴子被凌辱而自尽。隋抱朴目睹家道的毁灭和继母死亡的惨象，按常理，他该产生仇恨，该进行报复，但是，他没有恨，没有任何报复之心，他没有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却继承了父亲的罪感。日夜缠着他的灵魂的还是父亲开始盘算的那一笔数不清的账。
这笔账，是他祖辈开始欠下的——当父亲把算盘打得啪啪响的时候，抱朴有一次问父亲算什么。父亲回答：“我们欠大家的。”全镇最富有的人家居然欠别人的债，抱朴怎么也不信。他问到底欠谁的，欠多少？做儿子的质问起父亲来。父亲回答：“里里外外，所有的穷人，我们从老辈儿就开始拖欠……”隋迎之的欠债感即负罪感，传给了隋抱朴。这种负罪感深深地扎进他的心，使他日日夜夜地牵挂着：“夜晚显得漫长而乏味了。睡不着，就算那笔账。他有时想着父亲——也许两辈人算的一笔账，父亲没有算完，儿子再接上。这有点像河边的老磨，一代一代地旋转下来，磨沟秃了，就请磨匠重新凿好，接上去旋转……”这种负罪感使他的心灵非常痛苦和沉重，“他继续算那笔账。密密的数码日夜咬着他，像水蛭一样吸附在他的皮肤上。他从屋里走到屋外，走到粉丝房或‘洼狸大商店’中，它们都悬挂在他的身上，令人发痒地吮着”。
（三）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灵魂自传的忏悔文学 (2)
沉重的负疚感使隋抱朴产生了一种良知责任和道义责任：他应当做好事，为他的故乡洼狸镇做好事。于是，他用他的技术和毅力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粉丝厂，每一次拯救都使他的身躯濒临崩溃，但却使他从心底感到一种轻松，在精神上获得一次解脱，因为压在他灵魂上的那笔重债已减轻了一分。他和他的弟弟隋见素的冲突，首先也是在这一点上发生的：弟弟隋见素没有任何负罪感，他只感到赵家和别人欠了隋家的债，他要报复，他要索债，他要重新占有一切失去的东西。为了这一点，他不择手段地和赵多多争夺粉丝厂，最后甚至不惜制造和诱使制造“倒缸”事件。当他实现了对赵多多的报复（“倒缸”成功）而欢喜若狂时，隋抱朴则为他而悲伤，而愤怒，而深深地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并为此加重了自己的罪感。他对自我辩解的见素说：“可是我已经把这笔账记在老隋家身上了……我老想这是老隋家人犯下的一个罪过，太对不起洼狸镇。”隋抱朴承受一切罪责，包括父辈和兄弟辈的罪责，把旧账新债完全记在自己的良知簿上。隋抱朴就是这样一个耶稣式的灵魂，甘地式的灵魂，一个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磨盘里日夜劳碌的人，一个不是罪人的罪人。
《古船》由于塑造了这样一个主人公，这样一个充满原罪感的灵魂，使得作品弥漫着很浓的悲剧气氛和忏悔情调。这种罪感文学作品的出现，在西方不算奇特，但在我国，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
被罪感紧锁的隋抱朴，时时寻找着灵魂解脱的道路，他首先找到的是一条托尔斯泰式的“勿报复”、“勿以恶抗恶”的道路——宽恕一切、了结一切旧账的道路。如前边的文字所说，托尔斯泰的思想产生了一次“突变”，他决定以心灵净化和深刻忏悔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于是，他接受了爱一切和宽恕一切的“基督教”行为准则。他劝告别人说：“不要叫任何人伤心、受辱，不要使任何人——刽子手也好，盈利盘剥者也好——感到不快，相反地要爱这些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应当“学会温和，驯顺和容忍不愉快的人的艺术”，并且规劝别人避开一切争执，“设法缩拢身体，在精神上眯起眼晴来”。他的《忏悔录》正是以这种思想回顾和谴责了自己的一生。抱朴是一个不自觉的托尔斯泰论者，但却是一个更加伦理化的中国托尔斯泰论者。他显然在磨房里“缩拢身体”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的心灵救治法就是无条件地结束过去的一切旧怨，停止互相杀戮。他自己忘掉隋家的仇恨，也希望弟弟忘掉仇恨（他对见素隐瞒了生身之母茴子被杀凌辱的事实），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去进行报复。他对隋见素说：
镇上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你让我告诉你过去的事，我还是不能。我没有那样的胆量，我说过我害怕你。你有胆量，我不想有和你一模一样的胆量。如果别人来撕我，我用拳头挡开他也就够了。如果坏人向好人伸出爪子，我能用拳头保护好人也就够了……我最怕的就是撕咬别人的人……我害怕回想那样的日子，我害怕苦难！张炜：《古船》。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