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刺亦哈赤北鲁一家十一代仕元的情况看，这个家族世代为佛徒，而且一直翻译佛经，管理僧众，月儿思蛮在安西王府服勤二十余年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安西王府中佛教势力仍有很大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佛教。
元代史书中并非没有蒙古宗王皈依伊斯兰教之事。《蒙兀儿史记》卷三四《拙赤传》：成吉思汗长子拙（术）赤有子日伯勒克察耳。《新元史》卷一。六《术赤传》附《伯勒克传》云：“伯勤克，术赤第三子，信天方教，常集教士于斡尔朵讲论教律，太祖子孙入天方教者，自伯勤克始。”同卷《月思别传》记：月思别，父曰土古儿。既嗣位，延佑元年（1319年）遣使来朝。月思别初立，诸将多异议，“且以月思别奉回教为嫌，定计乘宴饮杀之。”这是阿难答篡位失败被杀七年后发生的事，为从中亚来朝者，不属元朝直接管辖之宗王。对月思别尚且如此，何况安西王阿难答。
又同书卷一0八《拖雷传》附《台古塔儿传》：台古塔儿，旭烈兀之子。至元十九年（1282年）诸将定议立台古塔儿（为伊儿汗国汗）。“夏六月……即位，以素信天方教改名牙世摩特，不称汗，而称苏而滩，下令国人皆奉教。阿鲁浑虽让位，然心不能平，又不欲入天方教。诸大将亦多以天方教为非。”阿难答死前死后，元朝对伊斯兰教虽不排斥，但对宗室诸王信奉伊斯兰教一直持反对态度，在此情况下，阿难答与其子月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而且成天诵《古兰经》，对蒙古儿童行割礼，显然属不实之词。如果这样做，宗室诸王大臣将会群起而攻之。
三
不仅如此，《史集》关于安西王的所有记载中，尚有不少是完全错误的。兹举数例如下：
1．阿难答是忙哥剌的第三个儿子，“他是个伊斯兰教徒，合罕将唐兀惕地区赐给他作营地”；“京兆府省为唐兀惕地区的［一座］城”；“忽必烈合罕死后，铁穆耳合罕（成宗）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忽必烈合罕给予忙哥剌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而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汉语中，它被称为河西，即西方的大河。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
这几句话中的错误，可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忙哥剌所生三子中，是阿难答长于按摊不花为次子，还是按摊不花长于阿难答为次子，前人已根据《元史》所记有关资料，考证出《史集》将阿难答列为三子的错误，确认阿难答为次子，按摊不花为三子，兹不赘述。
第二，唐兀指什么，它的辖区包括什么地方，是不是有京兆府等地？唐兀惕又译为唐古特，指党项族所建的西夏政权。其都城虽在黄河以东之中兴府，而辖区则大部分在黄河之西，蒙古人又称其为河西，别译为“合申”，而不是“西方的大河”。西夏政权极盛时期，其东南疆域从未到达渭水上游和六盘山地区，这些地区先后为宋、金辖境。因此，把陕西关中京兆府等地列入唐兀惕地区，完全是错误的。
第三，忽必烈汗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秦王，兼辖陕西等处四川、吐蕃军民之政，亦即兼管原西夏王朝的领土。阿难答继承安西王，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忙哥刺死后数年，而不是铁穆耳（成宗）所赐。如果从忙哥刺死算起，阿难答当时虽未正式封王，王府即以嗣王称之，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阿难答被处死，历时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中，世祖在位时达十六年，而成宗在位时仅十三年，可见阿难答的多半生是在忽必烈时度过的。阿难答从忙哥剌位下得到原安西王的一部分权力，是忽必烈封赐，而不是成宗所赐。成宗只是承认其既成事实而已。
第四，忙哥剌任安西王时的辖区，包括今陕西、四川、青海、甘肃、宁夏、西藏等省区的全部，以及山西西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大地区，而忙哥剌死后，忽必烈发现安西王府内部问题严重，立即采取削藩政策，剥夺其权力。为此，接连设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甘肃行中书省，使安西王原辖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划归行省，脱离安西王府。而阿难答任安西王时，仅领有京兆府安西王城和开成路安西王城等部分领地，就连京兆府所辖州县也划归陕西行省，而不入王府了。《史集》所记：“阿难答的禹儿惕在一处名为察罕一脑儿的地方，并在该处建有一宫殿”；和“宗王阿难答……他率军居于该处察罕脑儿境内”，正反映他在失去原安西王辖境肥沃土地后，不得不向内蒙古南部的红柳河地区发展，扩建察罕脑儿宫殿。《史集》说铁穆耳合罕把原忙哥剌所辖的唐兀惕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而且把原西夏领土无限扩大，完全是错误的。
2．《史集》记：“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按：所谓二十四座大城，原文不全，但包括京兆城和汉中城等——引者），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
早在忽必烈居潜邸时，即召儒学大师姚枢询问治国之道。枢上书三十条，其中即提出“修学校，崇经术”。甲寅（蒙哥汗四年，1254年），忽必烈出王秦中，“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许）衡为京兆提学。”廉希宪宣抚陕西，更以儒学为治邦之本。乃至忙哥剌任安西王，修祭文庙之风大兴，儒家学说在其辖区已占有统治地位。忽必烈崇信佛教，佛教势力在蒙古贵族中也有所发展。
忙哥剌任安西王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走遍了《史集》所说的所谓“唐兀惕地方”，《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载了各地宗教信仰的情况。沙州（甘肃敦煌），“人民皆拜偶像。又有奉基督教的突厥人……又有少数回回教徒”。肃州（甘肃酒泉）“居民有基督教徒，也有拜偶像的人”。甘州（甘肃张掖）“人民拜偶像，也有少许拜摩诃末的，又有基督教徒。”亦集乃（内蒙古额济纳旗）“人民拜偶像。”额里折（凉州姑臧，甘肃武威）“人民一部分是突厥基督教徒，属聂思脱里派教会。又一部分是拜偶像的人，还有摩诃末信徒。”西宁（青海西宁）“人民拜偶像，但也有少许拜摩诃末的”。额里含牙（宁夏）“人民拜偶像，但那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也有三个教堂”，不说伊斯兰教。河中府（山西永济）“契丹省全体人民皆是拜偶像，只略有少许基督教徒及回回教（徒）而已。”京兆府城以东，“所有人民皆拜偶像。此外有少数突厥人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又有少数回回教徒。”京兆府城“人民皆拜偶像，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京兆城以西至汉中平原，“人民皆属偶像教徒，略有突厥景教徒和回回教徒。”汉中，“人民皆是偶像教徒”。马可波罗所记已包括了《史集》所谓“唐兀惕地方”的绝大多数城镇，而未到的只有开成地区。他所记述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偶像教徒占绝大多数，穆斯林在各种宗教中人数最少，仅用“少许”“若干”等词语表示，说明比较罕见。这与《史集》所记“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形成尖锐对比。
两书所反映的时间，相距约为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情况不会有大的变化，有变化的是阿难答没有得到对上列城市的统治权，而归人行省。这样即便是阿难答支持伊斯兰教，也不可能把势力推入上述地区，因为不是他的辖区。
3．“他还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
所谓安西王有十五万军队之说，是指忙哥剌从至元十年（（1273年）至十五年（1278年）执政期间兼辖陕西、四川、吐蕃等处军民之政时“承制”管理的所有军队，而具体部署由王相府负责。忙哥剌直属的军队，最多一万余人。忙哥剌死时，安西王在四川、贵州等处的灭宋战争已告结束。一批军队留在新占领区镇戍，一部分遣返原籍。对放还而无所归者依忽必烈帝的诏令转向屯田。与此同时，忽必烈削弱安西王势力的活动也在进行。陕西、四川、甘肃行省的建立，使原安西王兼辖地区全部统一于中央。转向屯田的人数据统计约有六万人之多，主要分布在陕西五路，由陕西军民屯田万户府等机构管辖，与安西王府脱离。这个工作在至元二十三年前全部完成。而安西王阿难答所领有的军队，总数约为一万至一万五千人，而且由于军费不足，兵源短缺，士兵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人数还在逐渐减少。元成宗即位初，元朝已不可能把曾经由忙哥剌兼辖的军队赐给阿难答，就是现有的万余人也无法维持，不得不靠临时请求赐粮、赐钱救济，度过难关，他哪里会有十五万军队？
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夕，“征南之师，散屯秦蜀”，其中有一批西域诸色目人。这批人中有西域穆斯林，还有成分复杂的探马赤军。后来，忽必烈下诏“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又将战争结束后的大批士兵转向屯田，其中也有穆斯林。就元代陕西五路而言，后来出现的穆斯林分布地区，主要在至元十八年开始开办的屯田区和“随地入社”的探马赤军户地区，而这些地方都不属安西王阿难答的管辖。至于阿难答所部的万余人军士，是否有“大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
《史集》中的错误，还可以列出几条，但限于篇幅，不必再多罗列，仅这些就足以说明《史集》的这一部分记载，绝大多数是牵强附会，与事实相去太远。这几条如此，则阿难答“背诵《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得很好，他经常把（自己的）时间消磨于履行戒律和祈祷上”，“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了割礼”等等，也属于同-性质，经不起推敲。
四
我们不否认《史集》这部书整体史料价值，而是就事论事，进行科学分析。我开始是沿着《史集》提出的这条线索，想理出西北回民的来源问题，但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结论适得其反，这是原来没有估计到的。
《史集》为什么这样记述，这要从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拉施特于公元1247年出生于伊朗哈马丹，祖先是犹太人，三十岁时在为伊利汗国汗阿马丹下效劳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时正值安西王忙哥剌逝世前一年。1295年合赞汗即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投靠合赞汗，从御医一跃而为宰相，开始编纂《史集》。
自1246-1253年间成吉思汗的后裔钦察汗国的别儿哥三兄弟相继改信伊斯兰教后，中亚地区的蒙古汗王竞相仿效，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伊利汗国的汗王也不例外。拉施特在这种形势下，皈依伊斯兰教，乘蒙古诸可汗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潮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史集》这部书中充满了迎合蒙古诸汗和对伊斯兰教真主的赞诵、溢美之词，使可汗与伊斯兰教密切结合起来。
第二，拉施特没有来到中国。关于安西王的叙述主要来自中亚商人们的道听途说和其他方面的传闻。他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与阿难答继任安西王的时间相距不远，本身对伊斯兰教的经典、戒律所知甚少，因此辨别真伪的能力很差，加之取材不加细考，随意编人书中，只要有利于伊斯兰教传播发展就行。但以此作为信史，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依据，就必须加以分析和批判，而不可盲从。
第三，余大钧等在《史集》第一卷汉译本序中写道：“作为封建时代的宰相兼宫廷史家的拉施特奉诏编纂的钦定史书《史集》，无疑包含有不少糟粕和毒素。”关于阿难答的叙述，当属于糟粕之类。正确的态度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利用其中有价值的史料”。这是非常正确的。通过研究，指出其中错误的东西，清除其影响，对历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五
元代西安安西王府宫殿地基中出土的阿拉伯数字幻方，能不能作为安西王忙哥剌信仰伊斯兰教的证据，答案应该否定。
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初，“诏治宫室，悉听（赵）炳裁制”，时炳任京兆路总管兼府尹。此前赵炳有修建抚州城的经验，受中原文化传统影响极深，因此受任后即采访京兆儒士，寻求典故②，安西王宫的修筑，是以传统中原风格为主，兼有蒙古特色，是汉、蒙建筑艺术的结合体。
忙哥剌开府以前，京兆地区已经驻有一批西域诸色目人。幻方术是由诸色目人中的阿拉伯穆斯林带来，还是景教或其他教徒带来，无法断定。因为阿拉伯数码当时已经在中亚地区流行，我们不可断定必定是穆斯林带来。
主持修建的人是赵炳，奠基石的选定者也应是他，而不是忙哥刺。据考，中国早已有幻方，是三三幻方，而不是出土的六六幻方。三三幻方赵炳也不一定见过，而六六幻方就被认为是一种妖术、怪物。奠基物是被当作镇妖辟邪用的，这种习俗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假如忙哥剌此时已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幻方又是穆斯林带来，焉能以此作为妖物置于地下镇邪！所以，以此作为民族间文化传播交流的证据，合乎情理，当作忙哥刺皈依伊斯兰教的实物，则不可信。
（原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