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波斯史家拉施特·哀·丁的着作《史集》提出元朝安西王阿难答虔诚信仰伊斯兰教之说后，在世界上广为传播。该书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和《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之子真金之子铁穆耳合罕纪》两篇中，记有其事，略云：“宗王阿难答，忽必烈合罕第三子忙哥剌的儿子。忽必烈合罕死后铁穆耳合罕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忽必烈合罕给予忙哥剌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因为阿难答的父亲忙哥刺的子女长不大，所以阿难答被托付给了一个名为蔑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让这人抚养［他］。这个人的妻子名祖来哈，把他奶大，因此，木速蛮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背诵过《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得很好。他经常把［自己的］时间消磨于履行戒律和祈祷上，同时，他还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阿难答现今大约有三十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月鲁一帖木儿，他在自己的兀鲁思中坐在王位上掌着大权。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
这一记载，被《多桑蒙古史》加以引用，云“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皈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阿难答熟知《古兰经》，善写阿刺壁文字。其臣谋诉之于皇帝铁木耳（元成宗），言宗王阿难答终日在礼拜寺中诵《古兰经》，命蒙古儿童行割礼，宣传回教于军中。铁木耳遣使者二人往说其皈依佛教，阿难答不从。帝召之至，面谕之，亦无效，乃拘禁之。其后未久，太后阔阔真以为阿难答在唐兀之地颇得人心，锢之恐致民怨，言于帝，释之还镇。”。因此，安西王阿难答和他的大臣、军队信仰伊斯兰教之说广为流行，曾被许多论着引用。
然而，这种说法，都是从阿难答开始，还未涉及其父第一代安西王忙哥剌。1957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复查和勘测元代西安安西王故城时，于大殿地基夯土层中发现了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的幻方。因王城和王宫为安西王忙哥刺即位初所建，至元十二年（1275年）竣工，因此，有人又推测阿难答是一个笃诚的回教徒，“而他的父亲安西王忙哥刺可能晚年也信崇回教”。这样，就把伊斯兰教传播于安西王中推早至忙哥剌时期。
以上的这些说法，是否合乎事实，是否真有道理，这要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情况加以考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或否定。
一
阿难答是忙哥剌的儿子，忙哥剌是忽必烈汗的第三子。忽必烈自幼受儒学教育很深，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像“廉孟子”（希宪）、“商孟卿”（挺）、姚枢等着名的知识分子，而他自己又是蒙古高级贵族中积极主张和推行汉化，用中原文化统一全国的杰出代表人物。为了统一西藏，在蒙哥汗即位初，他以汗弟的身份邀请萨迦派新接任的大师八思巴会于六盘山，尊八思巴为“上师”；以后八思巴又从青海往见正在南征途中的忽必烈。忽必烈即汗位后，于中统元年（1260年）尊八思巴为“国师”，命统天下释教。至元七年（1270年）又称“帝师”。十六年（1279年），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正是这个原因，忽必烈把藏传佛教引入皇室核心集团，皇后察必可敦信佛，忙哥剌之得名，即取佛语“犹言幸福”之意。
忙哥刺之名虽取自佛语，然而忽必烈面临统一中国大业的任务，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诸子努力学习汉文化，熟知中原典章制度，而且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培养。《元史·世祖纪》至元元年（1264年）条记：“其说书官，皇子忙安（又译为忙阿剌、忙哥剌）以李盘为之；南木合（那木罕）以高道为之”。说书官即侍读、启蒙教师。李盘为真定名士，贵由汗三年（1248年）经张德辉引荐入忽必烈府中。蒙哥汗时，庄圣太后命其为阿里不哥侍读，后因不附阿里不哥叛乱，被捕入狱。廉希宪告之于忽必烈，始得获释，回忽必烈府中。不久，即为忙哥剌说书官。
之后，忙哥剌以亲王坐镇关中（约为至元五年末起），忽必烈派姚燧为王府文学，直至至元十二年（1275年）。姚燧为儒学大师姚枢的侄子，自幼受其伯父的教育，后又就学于另一大师许衡门下。姚燧着述极多，是地地道道的儒士，其在忙哥剌府中不能不以孔孟之学影响亲王。所以忙哥剌得封安西王、秦王后，即在京兆府重修孔庙，祭奠孔子，由他树立的《大元京兆府重修文宣王庙碑》、《重修文宣王庙碑纪》和《皇子安西王文庙释奠纪》，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碑先后立于忙哥刺死前二至五年，祭孔与偶像崇拜属同一性质，均为伊斯兰教所不容，且激烈反对。所以忙哥剌晚年笃信伊斯兰教之推测，根本不能成立。由此可见，忙哥刺在其父忽必烈的严格教育下，虽有佛教的影响，但其主导思想是中原文化和儒家学说。
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其子阿难答生年不详。据两条资料推测：第一，忙哥剌死后，次年王相商挺入朝奏事，王妃再次命挺奏请于帝（忽必烈），允以王子阿难答嗣王位。忽必烈又以“年少，祖宗之训未习”拒绝。以此可见，阿难答在至元十六年还是少年。第二，《史集》记：“阿难答现今大约有三十岁”。据前后文分析，这条材料所说的时间是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左右，由此上推三十年，则为至元八年或九年（1271～1272年），即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前夕，至元十六年，刚进入少年时代。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安西王府中的王相商挺、李德辉、赵炳，都是受儒家学说影响很深的人，王府的中原文化空气极为浓厚，此外佛教的影响也不可低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思想不能不受其约束和影响。
二
《史集》称：阿难答从小被托付给一名名为蔑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我们不排斥这种可能性。当时安西王府附近确有一批西域诸色目人，其中包括一部分伊斯兰教徒。但是，诸色目人在元朝统治者的眼里，视为奴隶，地位不高，蒙古王室不可能把自己的王子交给一名乳母，撒手不管，充其量不过是喂奶而已，奶养一二年。蒙古族以肉食为主，不行断喉法，而伊斯兰教规定“非自割者不食”，习俗不同，奶娘在王宫不会停留很长时间。《史集》还记：桑哥任宰相时，忽必烈命令“今后不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按蒙古人的习俗，剖开它们的胸膛，凡是［以断喉法］宰羊者，就以同样方式把他杀死，并将其妻子、儿女、房屋和财产给予告案者。”此时，阿难答已经即安西王位，命令对其不能没有约束力。
经常在阿难答身边进行教育和管理的是王妃和王傅。据《史集》记，阿难答的生母是忙哥剌的长妻名忽推，印度语“公主”之意。忙哥剌死后，请求阿难答嗣，遭拒绝后，矫令杀死王相赵炳的也是其人。大德十年（1306年）八月，“开成路地震……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蒙兀儿史记·安西王忙哥剌传》屠寄于此下注：“所谓秦王，指忙哥剌。”可见忽推并未死于天灾，压死者为另一妃子也里完。
《陕西通志》卷二八《祠记》二：“龙定寺，在（西安）城西南十五里鱼化寨南，创自元代安西王侍姬池花巴氏。”此侍姬为忙哥剌的侍姬，还是阿难答的侍姬，或者兼而有之，不能断定，然而龙定寺为佛寺无疑。
任阿难答王傅的为铁赤、脱脱木儿、龄住和拜延四人，是忽必烈诏令任命的，元成宗即位后继续在职。此四人都是蒙古人，与《史集》所记不同。他们与阿难答关系极为密切，但从其身上看不出伊斯兰教的任何痕迹。
根据上述，阿难答的王母、王妃、侍姬、王傅中找不出穆斯林，故而不可能用伊斯兰教影响阿难答。
最能代表阿难答宗教思想的是延寺的修筑。忽必烈死后，阿难答为了纪念世祖皇帝、皇后的“深思大惠”，奏请成宗批准，“即六盘兴庆池园为寺”，“规制一以都城（北京）敕建诸寺为师而小之”，“命王相阿鲁辉身纲维之”，“经始于元贞丙申（二年，1296年），省成于大德癸卯（七年，1303年）”，历时八年才得完工。以都城敕建诸寺为师，当时大都所建的寺庙都是佛寺，延寺亦为佛寺。碑文称：“为宇事佛，犹不率作”；“如佛亦视是忠勤而孝孝恭者，为善而福之，则其教与儒，可殊途而同归也”；“于昭列圣，事佛尽敬”；“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尚凭佛乘，垂示无极”。从这些记载反映，延寺不仅是佛寺，而主持修建者阿难答实为一虔诚的佛教徒。
《史集》记阿难答“有一个儿子名叫月鲁一贴木儿……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假若阿难答真的是一个穆斯林，其子亦是穆斯林，这才符合伊斯兰教常规，而且必须如此。然而大德十一年阿难答篡权活动失败被处死，财产被收入詹事院，月鲁贴木儿失去继承权。泰定帝即位后，于至治三年（1323年）九月，下诏恢复安西王位，以“诸王月鲁一贴木儿袭封安西王”。但于同年十二月，“坐与铁失（赤）等谋逆”，“流诸王月鲁帖木儿于云南，（阿难答之弟）按摊不花于海南”，离开安西王府。不久，月鲁帖木儿被放回，又继续从事谋逆活动。至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铁木儿，坐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命宗王、大臣杂鞠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是先一年被元朝封为“三藏国师”，实为佛教徒。畏兀尔僧在元朝宫廷中具有相当大的势力，陕西五路此时还有一大批畏兀尔人分居各地。月鲁帖木儿的夺权活动，是阿难答夺权活动的继续和发展，王傅铁赤等始终是其骨干。但月鲁帖木儿等不与伊斯兰教徒联合，而与畏兀尔僧打得火热，可见他不是伊斯兰教徒，而是佛教徒。
《史集》记阿难答有一个女儿，据考证当是《元史·巴尔术阿儿忒的斤传》中之兀刺真公主。《元史·诸公主表》高昌公主位条记：“不鲁罕公主，太宗（窝阔台）孙女，适火赤哈儿子高昌王纽林的斤。主薨，继室以其妹八卜叉公主。又薨，继室以兀剌真公主，世祖之孙安西王阿难答之女也。”虞集《高昌王世勋碑》：“纽林的斤……妻以公主回不鲁罕，太宗皇帝之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日八卜叉公主。有旨，师出河西，候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甘肃武威县北三十里之永昌堡）焉。八卜叉公主薨，尚主日兀刺真，安西王阿难答之女也。”高昌王亦都护是虔诚的佛教徒。传主萨伦的斤，因与伊斯兰教东进势力发生矛盾，被诬陷，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斗争虽然失败，高昌王家族及其属下信奉佛教的信仰没有改变。纽林的斤留居永昌，使武威藏传佛教势力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大批畏兀尔佛教徒，一时武威成了佛教势力的兴盛地区。兀剌真公主出嫁纽林的斤，阿难答对此情况十分了解。假如说阿难答是穆斯林，其女兀刺真公主也应是穆斯林。穆斯林女子嫁给偶像崇拜者，这在教规上是不能允许的。高昌王家族直至清代衰落，从未改其宗教信仰，一直虔信佛教，在这种环境中，穆斯林是无法生活的。
阿难答在位时，安西王府的官史见于记载者极少，但也不是无线索可寻。《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记：哈刺亦哈赤北鲁，畏兀人。成吉思汗西征，从高昌王国随军，后十代一直仕元室。传至月儿思蛮，事蒙哥可汗，袭父爵，兼领僧人，尽室徒居甘肃平凉。世祖忽必烈“命从安西王忙哥剌出镇六盘”。安西王薨，其子阿难答嗣，仍事安西王。成宗即位，遣使入朝，奏“来事先王，服勤二十余年矣”。如果从至元十二年算起，二十余年当在元成宗大德初，即延寺开工之后，则其中十五年时间是在阿难答的王府中度过的。后成宗授其子阿的迷失帖木儿为汝州达鲁花。其孙阿邻帖木儿在朝中“翻译诸经，纪录故实，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令之事”。阿邻帖木儿之子沙剌班，“累拜中书平章、大司徒、宣政院使”。宣政院使是管理西藏僧众的高级官员，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