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韩邪单于代表匈奴内部的进步力量，郅支单于则是保守落后势力的代表。然而，吐尔贡·阿勒玛斯先生却持相反的观点，说：“在匈奴的历史上，呼屠吾斯（郅支单于）是一位仅次于巴图尔单于（乌古斯汗）的天才的军事战略家，刚毅的、自负的、爱国主义的单于”，“先后击溃了自己的敌手，从而以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呼韩邪单于走上了叛徒的道路”。
我们还是把吐尔贡·阿勒玛斯先生所引的《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的资料引来进行分析。
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议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鞭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
这段话虽发生在呼韩邪单于庭内，但代表了包括郅支单于在内的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对局势的不同看法。
呼韩邪登单于位，是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同拥立的，而郅支单于则为乘机自立，夺取政权。左地贵人其所以拥立呼韩邪单于，是因为在匈奴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从他身上看到了匈奴人的希望和前途。
以呼韩邪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看到匈奴继续维持原来的落后制度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只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而保守落后势力不顾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奴隶和奴隶部落的反压迫斗争已经把匈奴国家从它的强盛顶峰推落下来，还在做“以马上斗为国”的武力征服掠夺的旧梦。“战死，壮士所有也”，是落后奴隶主阶级的本性。用武力征服百蛮，才是匈奴“先古之制”，岂不知此时还想恢复冒顿单于时期军事奴隶制的统治，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广大奴隶部落的反抗斗争已经把这个奴隶制国家打得四分五裂。左伊秩訾王所说的“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是把形势分析判断得再清楚不过了。看问题是从进步面着眼，还是从落后面着眼，是站在哪一种立场上的问题。呼韩邪其所以伟大，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从大局着眼，为匈奴人民选择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前进的道路。说他是“叛徒”也是想背叛落后的奴隶制旧制度，而向新的制度起步。从此，匈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正是这种道路所产生的伟大效果。
代表保守落后势力的郅支单于在北庭无法维持，遂向西转移。途中杀伊利目单于，并其众五万余人，投奔乌孙。乌孙杀其使，持头送都护府。郅支又北击乌揭，西破坚昆，北降丁令，企图复建匈奴政权，遭到在汉西域都护管辖下的西域三十六国的反对，匈奴郅支单于只能在阿尔泰山一带偏居，无法向南前进。
汉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遣使（向汉）奉献，因求（甘露元年，前53年，送到汉朝的侍子驹于利受）侍子，愿为内附”。汉朝派卫司马谷吉送还。至郅支治所，郅支单于竟杀害谷吉，遂西奔康居。
在送还侍子的问题上，汉朝政府曾经进行过一场争论。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等认为“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而谷吉上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由于谷吉等心怀善良，再三坚持，汉元帝同意了谷吉的主张，然而当谷吉等数百人将侍子亲自护送到郅支单于治所后，数百人悉遭杀害，献身边塞。
对郅支这样一种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人，毫无疑问应当遭到谴责、批评。而吐尔贡·阿勒玛斯先生也承认他“杀死了从长安送自己儿子到遥远的柯尔克孜（坚昆）来的汉朝使者，以谷吉为首的使者们被杀得一个不留。”但他仍然说郅支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刚毅的、自负的、爱国主义的单于”、“不可战胜的英雄”。对郅支的赞誉，实际就是对人性、道义、信赖的践踏，失去了一个史学工作者起码的原则，其用心可想而知。
郅支杀死数百汉使以后，不敢在原地继续逗留，西奔康居。康居王企图与郅支勾结，称霸中亚，遂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互相利用。然而，郅支的本性不变，不久，背信弃义地“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又“发民作城，日作为百人”，打算长期定居，根本不把康居王放在眼里。郅支还多次出兵击乌孙，向大宛等国强征赋役，不仅严重威胁汉西域都护治下的三十六国，还狂言要“遣子入侍”。
汉朝三次派遣使臣向郅支索还谷吉等人的尸体，均遭拒绝；西域各国对郅支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新任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于建昭三年（前36年）到任后，认为郅支“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域郭诸国危矣。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陈汤遂联合西域诸国共4万余人，分为六校分行。三校逾葱岭经大宛，三校发温宿，经乌孙赤谷，至康居。在乌孙和康居人民的支持下，联军与康居贵人屠墨结盟，直至单于域六十里之遥。康居贵人“皆怨单于”，举开弁为向导，将陈汤等送至郅支单于城下。郅支单于“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退出城外。又以为“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复入城。汉西域都护兵和诸国兵四面环攻城破，杀死郅支单于及阏氏、名王以下1500余人，取得了巨大胜利。“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的郅支单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而《匈奴简史》一书歪曲事实，说：“陈汤将落入手中的黄金、白银与无数牲畜分配给了参加战斗的十五个汗国的官员们”，“用单于城不可胜数的财物引诱了西域十五个汗国的贪婪的统治者们。这些人迷恋于财富和官职，便动员军队参加了反呼屠吾斯单于的战争。”而对郅支的失败归之为“在许多战争中都赢得了胜利，于是格外粗心大意了。”
参加了这次讨伐郅支战争的出兵总人数为4万余人，而西域都护和副校尉、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过5000人，就是说参战的主要力量是来自西域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各处。至于乌孙、大宛、康居国兵，是中途参加的，不在“4万余人”之列。可见这次战争是汉西域都护、副校尉率领下西域人民保卫自己家园的正义行动，不能歪曲。
汉西域都护设置后的60多年间“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西域人民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生产迅速发展，社会向前进步，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兴盛局面，与匈奴统治时期形成明显对比。
以后，由于王莽篡立，推行倒行逆施的错误政策，致使国内阶级、民族矛盾激化，车师后国等先降匈奴。不久，汉与西域关系中断，都护李崇没人西域。
西域各国人民对王莽不满，但对汉朝深为怀念。特别是“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据《后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记：莎车王延“常救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死，子康立，“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窦融），问中国动静，自称思慕汉家。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当时，东汉政府正忙于统一内部，无力派出官吏，但对西域人民思汉之情仍给以关怀。
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汉准备“击匈奴，通西域”，以窦固为奉车都尉，耿秉为驸马都尉分路出西域。固至天山，击败呼衍王，追至蒲类海，留兵伊吾卢城（今哈密地区），屯田。次年，降车师。班超以假司马随军，经蒲类之战有功，窦固命其“使西域”。
班超依靠他所带的36名吏士，首先在鄯善击败匈奴官兵百余，遂至于阗，与于阗王广德杀匈奴监于阗国使。匈奴所立龟兹王建攻破疏勒，杀其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国人不服。班超间道至疏勒，擒兜题，立原疏勒王兄子忠为疏勒王，“国人大悦”。不到一年时间，班超依靠当地人民，消灭了匈奴在南路的统治势力，在西域得到了极高的威望。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死，焉耆王乘机杀害西域都护陈睦，汉因班超孤立无援，下诏征还。“疏勒举国忧恐”，“诚不忍见汉使去”。超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若父母，诚不可去”，不让超马前行。班超在疏勒、于阗等国人民的强烈挽留下，更还疏勒，与各国人民共抗匈奴。数年时间，击败匈奴势力，西域各国归属汉朝，班超以西域都护统领西域。班超以极少兵力统一西域，完全依靠的是西域人民对汉朝的信赖。据《后汉书·班超传》中所称：“改立其王，而缓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改立其王”，即废除匈奴所设立的傀儡；“而缓其人”，就是按照西域人民的心愿办事，与西域人民同心同德，共击匈奴。由于西域人民反抗匈奴的苛税重敛，思慕汉朝的宽厚恩信，所以班超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东汉政府由于自身的腐败无能，不能坚持对西域的管辖和支持，形成所谓“三绝三通”的状况。但西域人民反抗匈奴、思慕汉朝的爱国之情一直在发展，班超、班勇等人就是适应这一历史潮流为中原和西域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西域人民反抗匈奴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东汉少数官员和广大人民支持西域人民反匈奴奴役的斗争坚持到东汉政府的灭亡。
吐尔贡·阿勒玛斯先生指责班超等人，说他“超越出使者的权限”，“怂恿和阗、喀什、莎车等汗国去反对忠实于匈奴的库车、焉耆汗国”，“使库车、焉耆汗国遭到了失败”。其实遭到失败的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而是受匈奴控制的少数败类，民心向背是班超等人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至于说“逢留单于（94年～118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纯属无稽之谈。这一点只要翻翻《后汉书·南匈奴传》，就可一目了然。
历史总是向前进的。从西汉中期西域归属于汉朝后，不论任何力量要切断这种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分裂中原与西域的血肉联系，从来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两千多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事实。
（原载《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2期）